同索拉博吉這一席談話是那位長官奉命到我們隊裡不久後發生的。幾天後我們同他的關係就瀕臨破裂。經過十四天的絕食以後，我的體力還沒有完全恢復，常常要走2英里左右的路程才能到指定的訓練地點，因此得了胸膜炎，身體非常虛弱。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還要參加週末的露營訓練。有一回別人都留下訓練了，我因爲太虛弱就回家了，然後就發生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那位長官開始隨意發威了。他叫我們牢記，不管是軍事的訓練還是非軍事的，所有事情都歸他負責，還要讓我們嚐嚐他的厲害。索拉博吉急忙找到我，說他受不了這種粗暴的做法。他說：“通過你發下來的命令我們才肯聽，還在訓練營裡他們就給我們下這麼多荒唐的命令。那些負責指揮我們的牛津青年和我們有嚴重的衝突。我們必須和長官講清楚這件事，否則就無法待下去。參加我們救護隊的志願者們可不願意服從那些不合理的命令。要人們放棄自尊去做事實在太過分了。”
我找到長官，向他表達我們的意見，請他注意到這些問題。他讓我把意見寫下來給他，同時讓我通知大家：“反映意見的正當程序應該是通過已被任命的小隊長，再由他們通過指導員轉達給我”。
我的答覆是，我並不需要什麼權力，從軍事意義上，我和其他人沒有區別，但作爲志願隊的主席，我應當獲允擔任非正式的代表。同時我還跟他說了大家對任命的小隊長非常不滿；應該召回這些小隊長，讓救護隊來選舉小隊長，然後再提請指揮官批准。
我沒有說動那位長官，他堅持認爲由選舉產生小隊長是違反軍紀的，撤銷已經下達的任命更是不可能。
於是我們召開會議，決定抵制他們，我告訴大家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嚴重後果，但大多數人還是贊成抵抗。除非撤銷任命的小隊長，讓救護人員自己選舉他們自己的隊長，否則大家就停止軍事訓練和週末露營。
然後我給長官寫了一封信，指出他拒絕我的建議讓我感到很失望。我向他保證自己並不想要什麼權力，只是爲了做事。我還給他舉了以前的例子。我指出在波耳戰爭期間，雖然我在南非印度救護隊裡也是沒有官銜，但葛爾威上校和救護隊從未發生過什麼爭執，上校要採取什麼行動之前總會先徵求我的意見，以便弄清楚隊裡的想法。我還向他彙報了前一天晚上通過的決議。
這封信無濟於事，長官認爲我們的集會和決議是對紀律的嚴重挑釁。
於是我給印度事務部大臣寫了一封信，把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他，還把決議也發給他。他回信解釋道，那裡跟南非的情形不同，還讓我注意，按照規定，小隊長是由長官任命的，不過他向我保證，如若將來再任命小隊長，長官會考慮我的推薦。
以後關於我們的信息還有很多，不過我不想多談這件痛心的事。想說明的是，我這次的經歷同我在印度的經歷是一模一樣的。在長官的威逼利誘之下，我們的救護隊分裂了。一些舉手贊成抵抗決議的人屈服了，又回去接受訓練了。
就在此時，一大批傷兵突然被運到尼特利醫院裡來，急需我們的救護隊去工作。在長官的說服下，一些人去了尼特利醫院救助傷兵，其他人拒絕了他的命令。那時我正在家養病，但與救護隊的人都保持着聯繫。副國務大臣羅伯茨先生在那些日子裡還專程來看過我幾次，他竭力勸說我做一做救護人員的工作，好讓他們儘快去醫院幫忙。他提議讓這些人單獨組成一個救護隊，到尼特利醫院後，他們就直接對長官負責即可，這樣就不存在有損自尊心的問題了，出現問題時政府是會出來調解的，但希望救護隊儘快到醫院去照顧那一大批傷兵。這個建議還不錯，我和我的同伴們都很贊同這個提議，因此那些沒去的隊員就都去了。
只有我沒去，躺在家中養病。
一百一十八戈克利的仁愛
上一章提到我在英國得了胸膜炎。不久後戈克利便回到倫敦了。我和克倫巴赤常去拜訪他。我們談論的話題多數是關於戰爭的，克倫巴赤非常熟悉德國的地理，遊歷過歐洲很多地方，常在地圖上給我們指出與戰爭有關的一些地點。
我的胸膜炎也成爲我們日常討論的話題。即便在那時，我的飲食實驗也沒有中斷。我每天只吃落花生、煮熟的或新鮮的香蕉、檸檬、橄欖油、西紅柿、葡萄等等，完全戒食牛奶、穀物、豆類。
爲我治療的是齊弗拉茲·梅赫達醫生。他總是勸我喝牛奶，吃穀類，我堅決不同意。戈克利聽說了這件事，他不理會我吃水果餐的理由，讓我遵醫囑。
對我而言，戈克利的囑咐是很難反駁的。他是不允許別人說一個“不”字的，我請求他給我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來好好考慮這個問題。那天晚上我和克倫巴赤回到家裡，商量着究竟該怎麼處理這件事。他一直和我吃素食，他也喜歡這種實驗，但是我看得出爲了我的健康考慮，他也贊成我停止實驗。所以我得聽從內心的聲音。
我想了一晚上。放棄實驗就等於放棄我在那個方向上的全部理想，而我的理想並沒有錯。可是在戈克利的壓力下，問題在於我應該如何修改我的實驗。最終我的決定是，如果我的飲食實驗背後的動機是出於宗教信仰，我就堅持實驗。而那些動機複雜的地方，我就聽從醫生的勸告。戒食牛奶主要是宗教上的原因。我眼前又出現了加爾各答的養牛人從母牛和水牛身上擠下最後一滴奶的殘忍畫面。我還覺得既然動物的肉不是人類的食物，那麼動物的奶也不應該是人類的食物。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作了堅決不喝牛奶的決定，心情輕鬆多了。我有點害怕見到戈克利，但相信他會尊重我的決定的。
那天晚上，我和克倫巴赤去國立自由俱樂部見戈克利。他一見我，第一句話便問：“怎麼樣，決定接受醫生的勸告了吧？”
我聲音很小，但語氣很堅決地回答道：“您的所有意見我都願意接受，但在這件事上我請求您不要勉強我。我絕不喝牛奶，不吃奶製品和肉類。即便因爲不吃這些東西我就會死，我也不後悔。”
“這是你最後的決定？”戈克利問道。
“恐怕我不能作其他決定了，”我說，“我知道這個決定會使你難過，真的請您諒解。”
聽了這話，戈克利相當難過，但他寬容地說：“我不贊成你的決定，也看不出有什麼宗教的意義在其中。不過我不勉強你了。”說完這些，他轉過頭去對齊弗拉茲·梅赫達醫生說，“請別再爲難他了。在他自己可以接受的範圍內，隨你開什麼方子都行。”
這位醫生無可奈何地勸我喝加一點阿魏樹脂的綠豆湯，我接受了這個意見。喝了一兩天後，我的疼痛有增無減。我覺得可能是藥不對症吧，又重新吃起水果來了。當然還是繼續使用着外敷藥，多少能減輕一點痛苦，總的來說，我的固執確實讓醫生感到很困擾。
此時戈克利回國了，因爲他實在受不了倫敦的十月濃霧。
一百一十九胸膜炎的治療
胸膜炎的長期不愈令人不安，我知道要治好它光靠吃藥是不行的，應該改變飲食習慣並輔之以外敷藥。
我去拜訪著名的素食者艾利生醫生，1890年時我曾見過他，他治病主要是靠調理飲食的方法。他爲我做了仔細的檢查。我跟他解釋了我發誓不喝牛奶的原因。他鼓勵我：“沒必要喝牛奶。我希望你一段時間不要吃含脂肪的東西。”他建議我吃黑麪包，生菜如甜菜、蘿蔔、洋蔥以及其他青菜，還有新鮮水果，主要是橘子。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無法嚼碎，就搗碎了再吃。
我按照他給的食譜吃了三天，但是我不習慣吃生的蔬菜。我的身體狀況妨礙我對這項實驗保持完全公正的判斷。吃生的蔬菜令我心神不安。
艾利生醫生還建議我整天開着窗子，用溫水洗澡，用油摩擦痛處，每天用十五分鐘到半小時在室外步行，我樂於嘗試這些建議。
我家中都是法國式的窗子，如果把它們全都打開，雨水就會淋進來。而且扇形窗也不好開，於是我就把玻璃打碎，放新鮮空氣進來，還把窗子開到雨淋不進來的程度。
這些辦法使我的健康有所好轉，但並未完全治癒。塞西麗亞·羅伯茨夫人偶爾會來看我，我們漸漸成了朋友。她極力說服我喝牛奶，但是我堅決拒絕，她便爲我尋找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向她推薦麥芽粉，向她保證說這是一種化學制品，與牛奶毫無關係，但具有與牛奶相同的營養價值。我知道塞西麗亞夫人非常尊重我的宗教習慣，所以我絕對相信她，就用水衝一杯麥芽粉試喝了一口，感覺這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樣。再看瓶子上的說明才知道，所謂麥芽奶粉就是用牛奶製成的。於是我只好放棄。
我告訴了塞西麗亞夫人這件事，請她不必爲此感到抱歉。可她還是急忙趕來向我致歉。原來她的朋友根本沒有仔細看說明。我安慰她，併爲我不能接受她好心找來的食物而向她致歉。我向她保證，因爲誤會而喝了牛奶是不會讓我產生罪惡感的。
我與塞西麗亞夫人的友誼還有許多美好的回憶，在這裡不多談了，還記得在經受考驗和情緒低落的時候，有很多朋友都帶給我很大的安慰。凡是信仰神靈的人，都能在經受考驗與忍受失望之時，在他的朋友身上看到神靈的慈悲，於是他就會化憂愁爲歡樂。
艾利生醫生第二次來看我時，放寬了他的限制，允許我吃花生醬或是橄欖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願意，也可以煮飯菜，我非常願意做這些改變，但是這些改變遠不能使我痊癒。我還是需要細心的照料，因此我不得不在一天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躺在牀上休息。
梅赫達醫生有時也來看我，他給我提了一個長期的治療建議，但我沒接受。
日復一日地，我的病就這樣拖下去。有一天羅伯茨先生來看我，極力勸我回國：“看來你大概不能去尼特利了。往後的日子更冷呢，我強烈建議你回印度，只有回去你才能痊癒。等你病好了，如果戰爭還在繼續，你還有很多貢獻力量的機會。當然，我認爲你現在已經作出不小的貢獻了。”
我接受了羅伯茨的建議，準備回印度。
一百二十回國
克倫巴赤先生原本是想去印度才伴着我來英國的。我們一直一起住，當然也想搭同一條船回印度。然而當時德國人正受到嚴格的監管，我們也不知道克倫巴赤能不能弄到護照。我想盡了辦法，羅伯茨先生也爲此奔走，他曾給印度總督發了一個電報說明此事，但是哈定基勳爵乾脆地回答道：“印度政府難冒此險。”我們都明白這個答覆的意思了。
不得不與克倫巴赤分離的這個事實讓我非常難過，但是他比我更難過。如果他能隨我去印度的話，可以繼續和我一起住，如今一定過着簡樸快樂的農夫和紡織工的生活了。現在他還在南非過着跟原來一樣的建築師的生活，生意還是很好。
我們打算坐三等艙，但東方半島輪船公司的輪船卻沒有三等艙，我們只好買了二等艙。
我們裝着從南非帶來的堅果準備在路上吃，不過沒有派多大用場，因爲船上一直供應新鮮水果。
齊弗拉茲·梅赫達醫生用石膏結結實實地綁住我的肋骨，吩咐我到了紅海以後才能拆開。頭兩天我還勉強戴着，可戴着它實在不方便行動。於是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取下石膏，恢復了進行必要洗漱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還是堅果和水果，我明顯發覺自己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當船駛入蘇伊士運河時，雖然我依然很虛弱，但已經脫離危險了，於是我開始逐漸增加運動量，我的身體之所以能好起來，我想應該歸功於溫帶清新的空氣。
不知道是出於過去的經驗，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我發覺船上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這是我此前沒有見過的。我曾有意同少數幾個英國人交談，但大多限於一般客套的寒暄。幾乎沒有過從前我們在去南非的船上所進行的那種誠懇的交談。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英國人已經有意無意地以爲自己屬於統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則感覺自己屬於被統治的民族了吧。
我真想早點回到家裡以擺脫這種不舒服的感覺。船一到亞丁，我們就感到好像已經到家了一樣。因爲我們在杜爾班認識了亞丁人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與他和他的夫人也有過密切的交往，所以對亞丁人是很瞭解的。
幾天後我們就到孟買了。闊別十年後再次踏上祖國的土地，言語實在很難表達出那種快樂的心情。
戈克利在孟買爲我開了一個歡迎會，雖然他身體不好，卻還趕到孟買來接我。我殷切地希望能與他共同作戰，親密合作，因此我感到非常輕鬆。然而命運卻爲我們做了另外的安排。
一百二十一當律師的一些回憶
在敘述我回到印度的生活經歷前，我覺得有必要追述幾件在南非時發生的事。
有幾個律師朋友讓我談一談當律師時的往事。值得記述的事情太多了，若是全都寫下來，能寫一本書，那就超出我寫作的範圍了。但是追述這些帶有實踐真理性質的事情，倒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