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七章 生活篇

生活篇

“再不實行改革,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就會被葬送。”30年前,一個偉大領袖,一箇中國新時期的設計者——鄧小平代表億萬人民,順應歷史潮流,打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中國從此走向世界,世界從此認識中國,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也從此開始……

從“洋食品”說起

在很多外國人眼中,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只有四種顏色:藍色和綠色的衣服,橙色的橘子水,再就是鮮豔的紅旗。

幾十年後,改革開放的實行早已將中國裝點得繽紛多彩。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各種商品在商店裡隨處可見,曾經的“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今天的人們誰曾想到,時下的大衆飲料——可樂,在過去卻是與國人無緣的。

回首1979年,當時,一般的老百姓還喝不上可口可樂。可口可樂當時的銷售對象嚴格限制在來華工作、旅遊的外國人當中,銷售地點主要是友誼商店。今天位於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友誼商店,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已無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這家商店的一角還可以買到可口可樂,現在的食品部經理說,他只聽說1979年的可口可樂大概是4毛錢一瓶。在計劃經濟年代,友誼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徵。很多媒體在回顧可口可樂進入中國的歷程時,都認爲從1979年起,可口可樂只能在友誼商店及涉外的旅遊賓館賣,是中方提出的強制條件。

不過,也有中國人提前喝到了這種洋飲料。據報紙記載,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兒子是外交官,用外匯券在友誼商店買了可口可樂和進口糖果招待親戚朋友,結果這些“新鮮零食”讓客人羨慕不已。

其實,1948年以前,可樂就曾在上海等地出現,很多中國人都嘗過這種喝起來像止咳糖漿的汽水。不過,1949年可口可樂退出了中國市場。此後,儘管中美關係交惡數十年,但可口可樂公司一直對中國市場念念不忘。

鄧小平復出後,中國的政治局勢漸漸明朗。可口可樂公司再次傳達出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想法。爲表誠意,可口可樂公司總裁親自訪問北京,探討在中國建廠的可能。當時,中方負責接待的是曾任對外經貿部副部長的佟志廣。

佟志廣回憶,當他問可口可樂總裁“你認爲現在時機成熟了嗎?”的時候,他得到了這樣的回答:

“我們在中國設廠,並不是首先針對中國消費者,主要是針對國外消費者。到中國來旅遊的外國人,特別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因爲可口可樂差不多已經有80年的歷史,現在這代美國人的爸爸、爺爺都是喝可口可樂長大的,因爲歐美人習慣了它。美國年輕人不管到哪兒去,都只想喝可口可樂,有旅遊者的地方就應該有它。至於你上次說到美國兵,我們和美國兵沒有其他聯繫,只不過我們是生產者,他們是消費者,我們不過是個賣汽水加甜味來賺錢的公司。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有可口可樂工廠,20世紀60年代以後,非洲、亞洲也有很多我們的工廠,那裡很多年輕人也都習慣喝可口可樂,因此哪兒有需要,我們就會到哪兒,因爲我是商人。”

“因爲我是商人”,這句直白但與政治脫離了干係的話,最終成了打開中國市場的敲門磚。

經過層層請示,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與可口可樂簽署協議,允許其進入中國。根據《中糧志》中的記載,過程大致是這樣的: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時任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的張建華建議將可口可樂引入中國大陸,當時的外經貿部部長李強表示同意。1978年12月13日,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與可口可樂公司達成協議,採用補償貿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裝罐、裝瓶設備,在中國設專廠灌裝並銷售。在可口可樂裝瓶廠未建立起來之前,從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安排銷售。

隨後,在香港五豐行的協助下,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於1979年底由香港發往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允許可口可樂進入中國的協議簽訂4天之後,1978年12月17日,才和美國共同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佈“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也就是說,可口可樂作爲民間“大使”,先美國政府一步跨進中國。

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可口可樂這種“洋汽水”的進入引發了軒然大波,一時間“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美國生活方式、打擊民族工業”等等聲音紛至沓來。甚至有一位老同志也提出了質疑:“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

爲此,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專門寫了報告,闡述了以下五點理由:1.可口可樂是飲料,有名氣是因爲銷售的成功。特別是美國人到世界各地都喝這種東西,改革開放外國人來得多了,成爲一種必備的飲料,我們應該滿足這種需要。2.可口可樂裡用了我們中國的桂油。有中國的成分在裡面。3.我們尚未掌握軟飲料生產裝罐裝瓶技術,引進這套設施,有助於技術進步。4.我們每年花30萬美元買濃縮汁,但是我們的利潤要比這30萬美元多出2~3倍。5.我們僅限其在北京設廠,不在其他地方設廠,也是對其有控制的。國家在政策上規定,可口可樂生產量不能超過我國飲料總產量的5%、建廠前需辦理審批手續等。

通過這番解釋,這場風波才平息下去。

1982年冬天的一個週末,可口可樂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場推銷可口可樂,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一時間人潮如涌。據考證,這是中國現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很多普通北京市民就是在那第一次品嚐到了“資本主義汽水”的味道。

可口可樂進入中國不久,另外一家飲料巨頭“百事可樂”也進駐了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深圳。在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外國飲料業巨頭進入中國並迅速發展的30年,中國食品飲料行業也發生了鉅變。

據中國飲料工業協會統計數字顯示,1982年中國飲料產能僅爲40萬噸,2007年飲料產量已超過5110萬噸。在28年間,中國飲料產量翻了128倍,飲料產業的發展速度基本上能保持在5年翻一番。根據中國飲料工業協會的估計,中國飲料業在“十一五”期間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年增長率將不低於15%。百姓的需求旺盛,使得中國的飲料行業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1987年,與可口可樂一樣被稱爲“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典型代表的食品企業進入中國——肯德基。

1987年11月12日,位於北京前門的第一家肯德基餐廳開業。時任肯德基遠東區總裁的美籍華人王大東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盛況:開業的當天,天氣很冷,飄着雪花,“門口排隊的人羣快要擠爆了”,工作人員不得不打電話求助公安民警來維持秩序。最後公安民警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隊,一次放幾個人進去,當時隊伍在外面繞了一圈,一排兩個小時。排隊近一個小時才能買到一塊原味雞,可是人們都興致盎然。

這個規模1400平方米的三層樓房,可容納500個座位,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快餐店,當時肯德基用一天1000元的價格租下來這家餐廳。前門店剛開業時,餐廳售賣的品種其實非常簡單,只有原味雞、雞汁土豆泥、菜絲沙拉、麪包、可樂、七喜、美年達、啤酒等8種產品,兩年以後,纔有4.5元的漢堡面世。

僅僅是一家美式快餐店的開張,肯德基卻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當時那裡簡直成了北京旅遊的一大景點,很多人都要去肯德基吃上一次,然後與門口的肯德基上校留影紀念。最有趣的事情是,前門肯德基的三樓每個禮拜天都給人家舉辦婚禮。在肯德基這樣的快餐店舉辦婚禮,這大概是全世界都沒聽過的。不過那個時候能夠到肯德基舉辦婚禮,在北京是一件比較有面子的事情。

在前門店開業後的兩年時間裡,肯德基在中國只有4家店,北京3家,而且其中的1家最終關閉;上海外灘有1家,但是當時的外灘幾乎沒有商業,僅靠少量的外國客人惠顧,生意並不紅火。但肯德基的進入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改革開放背景下的中國成爲世界商業大佬競爭和發展的舞臺。

3年後,也就是1990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家麥當勞餐廳在深圳開業。1992年4月,在北京的王府井開設了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麥當勞餐廳,當日的消費人次過萬。之後,麥當勞和肯德基兩大快餐在中國開啓了你追我趕的商業競爭,到2004年底,麥當勞的連鎖店在全國的總數約爲600家。而同期,肯德基在中國的數量已經增至1200家。兩家連鎖餐廳的數量日前還在增長。

在麥當勞、肯德基逐鹿中國的時候,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已經進入快餐時代。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帶來了高效的生產與商業運動,也催生了快餐產業。在工業化、標準化利器下,安全衛生、快速便捷的餐飲,成爲現代生活的標誌之一。

改革開放30年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從當初在北京前門那條長龍中等候近一個小時購買一塊原味雞,到20多年後滿大街的連鎖店,無論是可口可樂還是肯德基,這些曾經的洋食品早已經沒了什麼文化和身份標籤,而成爲中國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通信變遷

電報

“盼接”、“平安到達勿念”、“家有急事速歸”……寥寥數言卻意蘊無窮,這就是漢字文化的魅力。然而,這種極端簡約的文字的出現,不僅僅是爲了契合中國人崇尚簡約的文風,更是爲了省錢!提起這個話題,就不得不提到一種早已淡出現代人視線的通訊方式——電報。

1844年5月24日,華盛頓國

會大廈,美國人莫爾斯用他激動得顫抖的手,操縱着傾注十餘年心血研製成功的電報機,向巴爾的摩發出了人類史上第一份有線電報:“上帝創造了何等奇蹟!”——地球成爲一個“村莊”的歷程由此起步。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拍攝的很多戰爭影片中,電報都是很重要的通訊手段。電報那“滴滴滴”的聲響中有一種特別的令人懷舊的味道。確實,電報曾經和每一箇中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十多年前,電信廳裡的電報窗口常常排起長龍,尤其是逢年過節或遇有突發事件,電報窗口24小時連軸轉也常常忙不過來。”一位郵政職工回憶說。

年過半百的張天壽談起電報,更是有着說不完的話。記得1978年的初春,他這個當了6年小學教師的知識分子回家過春節。村中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表姐病重,十分想念遠在北方當兵的小兒子。當時根本沒有電話,農村的每分錢都特別珍貴,寫信雖然只花幾分錢,但又恐來不及;發電報要多花點錢,但及時,他們全家和村鄰們商量後決定發電報,這擬電報的事自然就交給他了。

電文既要告明事由,又要精練,張天壽和親戚們反覆推敲,最終確定電文爲:“母病危,速歸。”

電文擬好後,家裡的大表侄拿出皺巴巴的5角錢請他去郵電所幫忙代發。於是,張天壽一路小跑到鎮上完成了這個光榮的使命,而且沒有收下他們的錢。有關電報的這一點點情意,至今還被親戚們感恩於心。

惜墨如金,這個成語在發電報中被詮釋得淋漓盡致。因此,有一些人認爲電報是一種“特殊的說話方式”。

2494248004510079……這一串簡單的數字是什麼意思?50多歲的北京南區郵電局郵購公司經理王崇華會告訴你,這是“明日到京”。從19歲起,他就在郵政局的電報櫃檯周而復始地從事着“滴滴答答”的工作。隨着手機、網絡的出現,王崇華髮現,電報離普通人的生活越來越遠,並且逐漸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窗臺下那盆蘭花長得還好嗎?”報媒體報道,這是2002年成都發往中國臺灣地區最後一封電報。2002年8月初,中國電信停止受理中國大陸到新加坡及中國臺灣地區的公衆電報業務。2005年11月,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聯合下發了《關於取消公衆禮儀和鮮花禮儀電報業務的通知》,公衆禮儀和鮮花禮儀電報已經取消。

雖然目前電報還沒有正式的取消通知,也沒有取消業務的時間表,但是許多地方已經無法辦理此項業務了。有人感慨,電報退出歷史舞臺,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消亡。但不能否認的是,電報消亡的同時也預示着一個新的通信時代的來臨。

呼機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一首歌悄悄在大街小巷流傳起來:

我想現在正流行數字戀愛

忙碌生活仍要對彼此表白

想你愛你是那麼簡簡單單

拿起電話心意傳我這兒來

3155530都是我想你

520是我愛你

000是要kissing

7788250都是在罵你

570是我氣你……

這首歌的名字叫做《數字戀愛》。歌曲中這些數字代碼都與呼機有關。

呼機,也叫“BP機”或者“BB機”,“有事您CALL我”,曾代表着一個時代的流行語。

在20世紀80、90年代,流行着一句非常有名的廣告語:摩托羅拉尋呼機,隨時隨地傳信息。當時,在“大哥大”昂貴得讓普通老百姓無法接受的年代裡,從十幾歲的中學生到做生意的老闆,從熱戀中的情侶到忙於工作的公司職員,幾乎每人一“呼”。

在電影《甜蜜蜜》中,剛到香港不久的黎明發現張曼玉有一部BP機,黎明一臉羨慕地驚呼:“哇,BP機啊,你有BP機!你真行!”

這是當時的時代縮影。和最早買自行車一樣,最初使用尋呼機也是一種奢侈消費,一部摩托羅拉數字型BP機售價在2000元上下。而早期“大哥大”使用的還是模擬信號,高額話費雙向收取,沒有來電顯示,不少用戶需要兼配一部尋呼機。

如果追溯歷史,國內第一家無線尋呼臺創立於1984年的上海。1985年11月1日,北京市電信管理局屬下的北京無線通信局經營的“126”正式開通。

1990年的北京亞運會讓更多人認識了無線尋呼。當時,組委會的不少工作人員是“126”的“大客戶”,126臺爲他們提供了“專項服務”。這之後,BP機時來運轉,變得炙手可熱。北京復興門長途電話局南門東側的一間小平房——“126”營業廳前,經常出現排隊交費的長龍。

尋呼業向社會放開之後,到了1998年、1999年,尋呼機品牌多,選擇多,價格也便宜了,三四百元就能買一部數字尋呼機。

1999年,中小型尋呼臺開始萎縮,新的無線聯絡工具——手機搶走了尋呼臺的業務。隨着手機在生活中的普及,2007年3月2日,信息產業部公示稱,鑑於中國聯通的申請,除上海市外,無線尋呼網絡在北京、天津、河北等30餘個省市區將全部關閉。

從那時起,曾擁有世界上最大尋呼網絡和用戶羣體的聯通,徹底退出了尋呼的歷史舞臺。“先生您好,您呼的是……”曾經迴盪在城市上空那些尋呼小姐甜美的聲音已漸漸地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手機

1987年11月,剛剛20多歲的徐峰聽到了一個好消息:一個在廣東郵電局工作的親戚告訴他,局裡爲了支持即將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準備推出100臺手機。如果徐峰有興趣的話,他可以幫忙辦理。

年輕人都願意嘗試新鮮事物,於是立刻決定買一臺玩玩兒。然而這看似不經意的決定卻意外地使徐峰成爲中國的第一個手機用戶。

“當時郵電局的人還不知道這手機應該賣多少錢,他們叫我押下了一張2萬元的支票,先把手機拿走。”徐峰迴憶道。

當年徐峰拿走的手機遠非如今人們熟悉的小巧設備。那手機像磚頭一樣大,幾乎有2磅重。當時,這種手機經常在香港電影裡作爲黑幫大哥打人的武器出現,因此被人們稱爲“大哥大”。

“當時,大哥大已經成爲一種身份的象徵,這種象徵含義甚至遠遠超過了它的通話使用功能。”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產業室主任史煒在2007年的一篇回憶文章裡如是說。

確實,也許因爲中國對無線通訊的管制,手機在那時極其昂貴。在黑市上,一臺手機甚至被炒到了6萬塊,這還不包括每月高達1萬元的通信費。1987年年底,像徐峰這樣的手機用戶總共有700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商人、官員和一些軍方人士。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政府開始考慮在電信行業引入競爭。作爲這項舉措的一部分,中國聯通於1994年成立。

爲了應對聯通可能帶來的衝擊,中國郵電部於1994年決定將其下屬的電信業務獨立出來組成一個獨立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後來的中國電信。2000年,中國電信的移動業務又被拆分出來,成立了中國移動公司。如今,中國移動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移動運營商。

自此以後,移動電話用戶擴張迅速,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通訊格局和人們的生活。到2007年底,移動電話用戶數由1988年末的0.3萬戶增加到54730.6萬戶,年均增長89.2%;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每百人41.6部,超過固定電話13.8個百分點。

當今,移動通訊已經變成普通中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而不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

談起通信行業的變化,劉大姐更有發言權。她曾是中鐵尋呼光信臺的總領班,“通信”二字一直陪伴劉大姐左右。她說:“老話兒講,人年輕的時候學會一門手藝,這輩子都不會餓肚子。但是這話絕對不適合通信行業,從我20世紀70年代做話務員第一次摸搖把電話起,到今天的尋呼機、手機、互聯網、IP電話,僅僅三十幾年時間,通信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是一個永遠能帶給我驚訝,讓我一生都在不斷學習的行業!”

服飾變革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來這裡

我問燕子你爲啥來

燕子說,這裡的春天最美麗

小燕子,告訴你

今年這裡更美麗

我們蓋起了大工廠

裝上了新機器

歡迎你,長期住在這裡

……

1956年,新中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提前完成。爲展示社會主義建設的欣欣向榮,政府提出“人人穿花衣裳”的口號,一時間,“愛勞動穿花衣”成了人們生活的新口號。

當時,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著名故事片——《護士日記》走俏大江南北,影片中最美麗的女演員王丹鳳縫製衣服時唱的主題歌叫做《小燕子穿花衣》,這歌曲與花衣裳也在新中國大地流行起來。豔麗的花衣裳與革命的列寧裝、蘇式的布拉吉三足鼎立,成爲20世紀50年代女裝中的時尚。

那時的男裝形式也很具有時代性。20世紀50年代,中國流行起一種哥薩克式斜開襟小立領的襯衣,並將它系紮在長褲裡。春秋兩季可以在外面套件西裝上衣。哥薩克上衣的特徵一是花條,二是不用扎領帶。還有一種烏克蘭式的條形花領衫,也風行一時。這都是從蘇聯電影上傳來的流行男裝。

另外,戴一頂鴨舌帽在頭上,稱作伊萬諾夫式。當然,鴨舌帽也是模仿蘇聯工人老大哥的形象。沾一點兒蘇維埃的邊,就象徵着布爾什維克精神。

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了。紅

衛兵小將們憑着一股無知衝動的狂熱擁向街頭,大破“四舊”,責令商場、店鋪不準出售“封、資、修(古典和外國)”的產品。雖然還沒有文件規定什麼屬於“封、資、修”,但當時只要涉及名牌、洋氣、古典(所謂名洋古)的服裝,就足以定性爲“反毛澤東思想”,一概橫掃、打倒、砸爛。

那時,首先遭到衝擊的是西服、婦女燙髮、小褲腳管、尖頭皮鞋等;至於化妝品、首飾等,更被貶斥爲糞土。所謂“奇裝異服”的資產階級分子,動輒被大會批鬥、遊街示衆、剃陰陽頭等,受盡侮辱和毒打,甚至因此喪生。

總的說來,短衣短褲(典型的是勞動布工作服),即所謂的“短打扮”是自古以來屬於“無產階級”的服裝形象。相對來說,長衫、旗袍乃至現代的西裝、風衣等都是“反動”的。只不過長衫、旗袍源於中國古代,便批判爲“封建主義服裝”,而西裝、風衣則批判爲“資本主義服裝”,布拉吉、鴨舌帽、哥薩克式斜開襟小立領、烏克蘭式的條形花領衫,也就很自然地被批判爲“修正主義服裝”,一律撕裂、砸爛或燒燬。

當時婦女不得不跟男子一樣,多穿灰色、藍色的服裝,青年女子常穿草綠色軍便服。在極左思潮統治下,“老三色”——藍、黑、灰,“老三服(裝)”——綠軍服、幹部服、工作服佔領了服裝陣地,一統天下。當然,西服革履和旗袍高跟鞋就更沒人敢穿了。

1977年以後,人們從“左”傾思潮統治下逐漸解放出來,服裝穿着逐漸回到健康的發展道路上。到1978年,又出現了雙排扣的西式駁領服裝。各地一些聞名的服裝店先後恢復了經營特色,開創了服裝發展的新局面。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記者招待會上,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央政治局的5位常委,集體穿着西服出現。人們在興奮震驚之餘感到中國服裝文化的又一個春天來到了。

隨即,一種新式服裝在中國的大江南北開始走紅。甚至有人說,正是這種服裝的出現,才動搖了這個東方大國數十年的整齊劃一和單調乏味。這就是——喇叭褲。

所謂喇叭褲,因褲型狀似喇叭而得名。它的特點是:低腰短襠,緊裹屁股;褲腿上窄下寬,從膝蓋以下逐漸張開,褲口的尺寸明顯大於膝蓋的尺寸,形成喇叭狀,褲長一般蓋住鞋跟。

當年喇叭褲在街頭的出現引起過許多人的反對和抵制。但是引領時裝新潮的,從來都是以青年人爲主。人們從海外電影中受到影響,將褲腿悄悄放開,體現了一種青年人“後文革時代”叛逆的性格。

喇叭褲開始流行的時候馬上就被禁止,說不許穿喇叭褲,喇叭褲是代表虛幻的,沒落的,腐朽的,但是已經有很多人認爲這跟思想意識沒有關係。當時《中國青年報》寫了一篇文章論證,根據中國唐代壁畫飛天,中國舞蹈人物不都穿着喇叭褲嗎?文章論證說這個喇叭褲是緣於中國的,不是西方的,是我們民族的。

這樣,不讓穿喇叭褲的人就不好說什麼了。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前,臨時搭建起了一座“T”型臺。在這裡,來自法國的國際級服裝設計師皮爾·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了一場時裝秀。這是新中國第一場時裝表演秀,它在挑戰了國人審美觀念的同時,也誕生了一個嶄新的職業。

皮爾·卡丹對中國的情誼,源於一幅掛毯。1976年,中國輕工產品博覽會在巴黎舉行,手工編織的掛毯《萬里長城》,令皮爾·卡丹心馳神往。他斥巨資買下這幅掛毯。此後,皮爾·卡丹開始了進入中國市場的運作。

當時的中國尚未真正打開國門,皮爾·卡丹進入中國市場的念頭不斷被朋友們“潑冷水”:“中國沒有時裝,中國人不會給你一分錢!”

然而,事實並沒有像“潑冷水”的朋友說的那樣。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皮爾·卡丹在中國發展得很順利。1981年11月,“皮爾·卡丹”品牌時裝正式進入中國市場。1983年9月,皮爾·卡丹創建的馬克西姆餐廳在北京開業。

繼皮爾·卡丹之後,日本和美國的時裝表演隊也相繼來到中國進行表演。見識了幾場外國時裝表演之後,中國人邁開模特步,開始打扮起來,中國式的時尚大戲開始上演。

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中國的服裝流行趨勢層出不窮,這已經不應該單獨以服裝而論,而是一個着裝者整體生活方式的綜合體,因而用時尚來概括更爲合適。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服裝顯示出不同於任何一個時代的特色,人們更加理性。面對眼花繚亂的服裝已經司空見慣。個性則越來越受到重視,顯示出一種新的人生態度,一種看似無序實則井然的社會秩序正在向更高的文明發展。

互聯網時代來臨

1986年,北京市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實施的國際聯網項目——中國學術網(Chinese Academic Network,簡稱CANET)啓動,其合作伙伴是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

1987年9月,CANET在北京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內正式建成中國第一個國際互聯網電子郵件節點,並於9月14日發出了中國第一封電子郵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過長城,走向世界)”,從而揭開了中國人使用互聯網的序幕。

這封電子郵件是通過意大利公用分組網ITAPAC設在北京的PAD機,經由意大利ITAPAC和德國DATEX―P分組網,實現了和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的連接,通信速率最初爲300bps,但是由於軟件和硬件出現問題,直到6天以後它才被成功地發送出去。

當時,中國正值改革開放的第九個年頭,對外交往活動日益頻繁。正如研究者們所期盼的那樣,這封電子郵件將中國與世界緊緊地連接在了一起。許多人都將它視爲中國互聯網史上從國內發出的第一封電子郵件。

這封郵件拉開了中國互聯網歷史的帷幕。1990年11月28日,錢天白教授代表中國正式在DDN-NIC(國際互聯網絡信息中心Internic的前身)註冊了中國的頂級域名“CN”。此外,錢天白也領導完成了中國國家頂級域名(CN)服務器的設置,改變了中國的CN頂級域名服務器放在國外的歷史。從此,中國的互聯網開始迅速發展。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一批面向教育機構的網絡陸續建成,包括中國科研網、中國教育網等專屬於研究院和學者的互聯網站。199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設立了國內第一個WEB服務器,推出中國第一套網頁,內容除介紹中國高科技發展外,還有一個欄目叫“Tour in China”。此後,該欄目開始提供包括新聞、經濟、文化、商貿等更爲廣泛的圖文並茂的信息,並改名爲《中國之窗》。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主任毛偉把ChinaNet的正式商業化運營稱爲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分水嶺。他所說的ChinaNet 是1996年中國電信爲公衆提供網絡接入而創建的骨幹網。“從那一刻起,中國人真正地接入了互聯網”,他說。

隨着互聯網商業化運營時代的來臨,更多的人開始相信互聯網終將改變通信行業的未來。如今很多的互聯網業巨頭,正是在那時毅然闖入,打造了中國的互聯網時代。

1995年,張樹新毅然決定向銀行抵押所有財產,隨後用1500萬元成立了北京瀛海威技術有限公司,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和電子郵件服務。後來瀛海威甚至將互聯網接入、電子郵件、電腦和調制解調器捆綁銷售。

1997年,瀛海威佔據了中國80%的互聯網接入市場。瀛海威=網絡=Internet,這是當時很多人對互聯網的理解,而瀛海威的網站則被認爲是中國的第一個門戶網站。

同樣是在1997年,張朝陽註冊了Sohoo這個域名。一年後,張朝陽得到了來自美國的一筆風險投資,修改了域名並推出了搜狐(Sohu)。同時,他也第一次將風險投資這個概念引入了中國。

2002年,搜狐成爲在納斯達克上市且第一個季度就已贏利的中國互聯網公司。3年後,搜狐更是一舉拿下2008年奧運會的贊助權,成爲奧運歷史上第一個互聯網公司贊助商。

據2008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改革開放30年報告》顯示,到2007年底,中國互聯網IP地址數已從2001年底的0.2億個增加到1.4億個,全球排名由第9位上升到第3位;域名總數達到1193.1萬個;其中國家CN域名在2007年裡,以每天增長2萬個的速度迅速崛起,已達到900.2萬個,3年裡增長20倍,創下了世界域名史上增長奇蹟;網站數由2000年的26.5萬個增長到150.4萬個,年均增長28.1%;網頁數達到84.7億個。網民可以享用的信息資源越來越豐富。

如今,互聯網應用越來越廣泛。以電子政務、電子商務、企業信息化等爲代表的信息化應用熱潮方興未艾,信息技術、信息網絡在各行各業得到了廣泛應用,互聯網已經極大程度地融入相當一部分人羣的衣食住行、工作休閒之中。

據統計,2006年,中國各級政府網站平均擁有率達到85.6%;2005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12992億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7.1%。

隨着電子商務在支付方式、運營模式、物流配送、渠道建設等方面不斷創新,相關的法律規章不斷健全,發展環境逐年改善,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加入到電子商務活動中來,到2007年底,中國網民網絡購物比例達到22.1%,電信運營商開發建立各類涉農互聯網站超過6000個。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跨入信息時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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