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想來也正是因爲這樣，兩個人之間的矛盾纔沒有進一步的激化，當然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矛盾還是在升級的，之所以說沒有激化 ，也不過就是使得兩個人沒有單面的撕破臉皮，從而導致有可能出現的兵戎相向的地步。
在戴戡離開劉顯世的府邸之後，劉顯世這才緩了一口氣，而後對着那些義憤填膺的軍官們說道：“和瘋狗也要一般見識嗎？他說是一個鄉巴佬，那我這個鄉巴佬自然就應該明白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你們什麼時候見過鄉巴佬會和一條瘋狗正面交鋒那？”劉顯世的這一番話，注意證明他這個人的能耐，以及心胸，或許要是戴戡也能夠有與之同樣的心胸的話，那麼兩個人的權力爭鬥，到最後可能會出現不一樣的結局吧。
戴戡離開了劉顯世的府邸之後，他便開始積極的投入到軍政要務當中，他這樣的行爲其實也是爲了在貴州的百姓士兵面前提升自己的形象，而且不單單如此，戴戡還積極的通過各式各樣的手段，扶植新人，當然了，他所謂的扶植出來的新人，也都是他的門生，同時在扶植新人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的分化瓦解劉顯世的部下，從而希望能夠將劉顯世的權力架構大亂，從而使之崩塌，面對這樣的局勢，劉顯世雖然一開始沒有以爲如何，畢竟他是掌握有確實權力的，所以他也不必要的對於戴戡這沒有設麼成效的手段如何。
但是時間一長，劉顯世也覺得不是這麼回事，畢竟戴戡時不時的破壞他的權利構架，這對於他來講也是不厭其煩的，所以劉顯世最終決定，他要主動出擊，反擊戴戡的行爲，這個時候他手想象到的就是兩個人，一個是袁祖銘，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外甥王文華。
因爲一些關係，所以袁祖銘實際上與劉顯世的關係並不怎麼好，而且劉顯世也認爲袁祖銘是一介武夫，不懂大義，容易動搖，所以他很快的就將袁祖銘排除了，而剩下的一個，就是王文華了，而且相比於袁祖銘，王文華不但與他自身有着親屬關係，同時他還掌握了貴州的兵權，比之袁祖銘所掌握的部隊更多，而且戰鬥力也更好，同時不單單如此，王文華其實除了是劉顯世外甥的身份外他們之間還有已成親屬關係，那就是王文華同時還是劉顯世的侄女婿！
這可謂是親上加親啊，而且王文華這個人腦筋比較空，處事圓滑，做事滴水不漏，而且在軍中頗有爲威望，同時那，他因爲常年的帶兵剿匪，所以對於貴州內部的權力爭鬥，派系區分並沒有摻和進來，可謂是一個“白身”，而也正是因爲王文華的“白身”，所以也使得他成爲了最理想的人選，如果一旦劉顯世能夠得到王文華的幫助的話，那麼他奪取戴戡的兵權以及政、權上，就會變得容易很多。
當機立斷，劉顯世找到了王文華，但是王文華一開始的時候，卻不是非常的願意如此，一問這畢竟是一場政、治爭鬥，雖然王文華是一名軍人，但是這不能表示他對於什麼叫做“政、治”就沒有概念，其實王文華的能力非常的強他，完全能夠真正的留在貴州的政治核心，成爲其中的一員的，但是他卻沒有，反而帶兵在外，這就能夠看的出他實際上心裡是非常牴觸的，尤其是牴觸這樣的政、治漩渦。
這一次劉顯世找到他，他自然不能夠輕易的應允，因爲如果他是爲了要擠進政、治核心的話，那麼早在他步入仕途開始，他便如此做了，而之所以他沒有如此還不因爲他不想要摻和到其中去，萬一一個不小心就成了別人的替死鬼。。。。。
與其說劉顯世在竭盡全力的拉攏王文華，倒不如說，是戴戡與劉顯世兩個人一同竭盡全力的拉攏王文華，袁祖銘這人不知怎麼回事，兩面都不討喜，無論是戴戡還是劉顯世與他之間的關係都不親近；劉顯世拉攏王文華的手段，其實比起戴戡，還是差了很多的，畢竟劉顯世與王文華之間有親屬關係，所以很多事情上他也不能夠做的太過，兩個人之間存在着輩分的區別，所以劉顯世在拉攏王文華的力度上，比之戴戡就差了很多了。
戴戡爲了拉攏王文華，那個時候他常常的放低自己的姿態，在很多場合上稱呼王文華爲“公”，並時常的對他說：“公之未來不可限量！”而且還常常的“勸導”王文華，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寄人籬下，大丈夫要敢作敢爲，敢爲天下先等等吧，總之就是一些個奉承恭敬之話，這倒是讓王文華爲此動了心，因爲王文華這個人吧，怎麼說那，常言道，人無癖而不可教也，但是真的說起來，王文華這個人還真的就是沒有什麼偏好，就更不要說是癖好了。所以想要從王文華的短處上下手，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還是讓戴戡抓住了王文華的一個算是缺點，不能夠稱之爲短板的方面。
那就是王文華有一些好大喜功，所以這也是爲什麼戴戡要如此的奉承他的緣故了，只有從對手的短處下手，才能夠更容易的接近他，從而使得他能夠爲自己做事等等。說起來，其實戴戡對於王文華支持自己並沒有把有多大的希望，但是他明白，其實並非是非得要王文華倒戈來幫助自己，就是他不去幫助劉顯世，亦或者是能夠不那麼聽從劉顯世的調遣了，對於自己來說，就已經是非常好的局局面了，而且戴戡實際上也是爲了這樣的局面而努力的。
皇天不負有心人吧，在戴戡的多番“勸導”之後，王文華終於有了一些改變，他開始對劉顯世不再像之前那麼恭敬了，同時他也開始變得有些頭腦發熱，並且開始不自覺的將劉顯世稱呼爲“老者”，以此來表現自己對於劉顯世這個“老傢伙”的不屑。
王文華的改變，劉顯世當然也是看在眼裡的，但是怎麼說那，畢竟兩人之間存有親屬的關係，所以他還是相信王文華的。
劉顯世這個人那，智慮短淺，處事遲怠，平時怠於職務，喜歡看小說、爲人寫點字、打麻將、打紙牌。但是這不表示劉顯世這個人不能夠做一些機謀，劉顯世故意的向戴戡表現的自己對於王文華與他之間的聯繫完全不知情的樣子，而且還找了一個機會，將一本不知名作家的言情小說，送給了戴戡，戴戡見此，以爲劉顯世全然不知自己與王文華之間的交際，所以他欣然的接受了那本小說，而且回去細心的品讀，當然了，劉顯世肯定不會白白的送給戴戡一本小說的，而且怎麼說那，劉顯世送給戴戡的小說其實也是殘本，至於爲什麼是殘本其實這件事那，與劉顯世之前的行爲有所關係，因爲這本小說的作者，在一九一二年在人稱“二二事件”的問題中，遭到了屠殺，這本小說顯然已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因爲作者已死，但是爲什麼劉顯世還要將這本小說送給戴戡，這還要從這本殘片小說中，去尋找。
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但是小說雖然結束了，可是劉顯世的用心已經非常明確了，這是一個圈套，或者說，這是一個精神圈套，至於爲什麼這麼說，想來大家必然的能夠從小說中看得清楚明白，不然的話，劉顯世也不會從衆多的小說中，單單挑選出這樣一本來作爲禮物送給戴戡了。
不過顯然的戴戡陷入到了這個圈套中，而沒有能夠正確的分析局勢，他自以爲得到了王文華的支持，或者說，王文華已經按照他的理想中的狀態而改變了，而且他也想方設法的將袁祖銘從貴州暫時調離了，他以爲僅僅憑藉劉顯世現在所擁有的部下，本根不能夠與自己相爭鬥，但是他萬沒想到，就在自己享受着小說的同時，劉顯世的幾步棋，已經將他逼入了一個困境當中去！
因爲就在這一點微乎其微的時間裡，劉顯世許久不曾動用的“耆老會”竟然被劉顯世請了出來，而且這一次不單單只是耆老會的原班人馬，還有許許多多不知道如何就成爲了耆老會一員的新人，而且這一次，並非僅有一個耆老會參與了進來，還有前清的遺老、殘部，戴戡不知不覺中，陷入了一個難以應對的局面中！
“耆老會”乃是以郭重光爲首的封建官僚、豪紳地主集團在革、命後成立的，任可澄、何麟書、張協陸合流，光復前夜向沈瑜慶獻計假、獨、立，由其組織保安會左右時局，然貴陽順利光復，保安會未及出爐即夭折，遂另起爐竈成立耆老會，意在左右貴州之政、權。
在辛亥革、命之前，貴州的政、權一直掌握在以張百麟，周素園爲領導的“自、治社”和以何麟書、任可澄、郭重光等爲首的“憲政派”手中，然而在推、翻清廷之統治後，兩派之人爲求生存，也是爲了相互之間形成掎角之勢，從而鞏固雙方對於政、權的控制，在亂、世中求務實，取生存，兩派之人尚且能夠相互容納，並且在一定意義內兩者合作，穩固貴州局勢，這樣的場面雖然尚能算是比較和睦，但是對於權力的爭奪，兩者之間卻從未停止過，雖然兩者之間有所合作，但是卻不能稱之爲“同心同德”而是應該準確的定位爲“各有異心”。
所以這樣的情況，持續的時間必然的不會長久，果不其然，當貴州通電宣佈“獨、立”以後，貴州擁有了單獨的權力之後，兩派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了，原本就心存各異的兩派，終於在這個時候，從所謂的“政、治意見分歧”延伸成爲了“政、治戰略衝突”，而兩派之間的關係，也從所謂的“相依爲命”、“共同扶持”一轉改變成爲了“水火不容”的局勢。
水火不容的局勢並沒有持續很久，當然了，這不是說他們兩派之間相互議和了，而是將冷衝突變成了熱衝突，兩派之間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槍的幹起來了，當然了，作爲他們兩派，即便是真刀真槍的打起來，也不會形成戰場一般的局勢，不過雖然沒有戰場上的聲勢浩大，死傷慘重，卻也弄得兩派人之間，各有死傷，當然了，這不包含兩派的核心要員，死去的都是那些當兵辦事的，亦或者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兩派之間的兵戎相見自然不能被貴州的百姓所允許，而這兩派人那，都是遊弋於政、治之間的人物，自然與軍人不同，所以他們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從而將兵戎相見下降到了相互之間的暗殺，與謀害的層次，雖然方式上看起來不如荷槍實彈的戰鬥慘烈，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行爲纔是真正能夠動、搖兩者根基的方式。
他們之前做所以沒有一開的時候就選擇這樣的暗殺、謀害的方式，其實就是因爲他們相互都清楚，他們之間的權力之爭，說白了，還是對於貴州一隅的爭奪，他們都不是碌碌之輩，要說他們沒有稱雄全國的野心那是假話，所以他們纔會相互之間不約而同的選擇近似於戰爭那種不會動搖兩派根基的方式，來進行爭奪。
與其說這是他們的智慧，倒不如說是他們的油滑，因爲 無論他們雙方中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面取得了貴州的全部權利的話，那麼經營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有可能與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國，那麼一旦能夠達到那樣的高度的話，他們曾經的敵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成爲了那時的盟友助力，而且說起來，他們雖然鬥得火熱，但是實際上都是家鄉人，都是子弟兵，對內他們或許無情廝殺，但是一旦到了對外的時候，他們必然會同仇敵愾。
所以他們雙方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卻也是陰暗的，他們都在爲了日後更長遠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真是因爲他們都深明此理，所以他們的作爲也就是最恰當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了，如果他們相互之間僅僅有哪一方爲了一隅之地，便要動搖這個貴州的核心根基的話，那麼不要說是逐鹿全國了就是僅僅的貴州內部的權力之爭，那一方也不會勝利。
兩派之間的爭鬥由戰鬥轉入暗殺，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民國元年，民國元年十二月，時任軍政府東路巡按使的何麟書“奉令”討伐“自、治社，何麟書這一舉動，證明了那個時候的“憲政派”暫時性的取得了貴州的部分兵權，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如此的對“自、治社”進行這樣毀滅性的行爲了，不過雖然何麟書等人謀劃完備，且又由何麟書親自掛帥，但是當他的部隊與“自、治社”的隊伍在銅仁，正式接火之後，何麟書發現自己這一次的勝利的可能，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銘率軍與何麟書在銅仁激戰七日，將何麟書部幾度圍困，就在何麟書敗局將定的時候，幸被滇軍所救，但是何麟書請求滇軍將領幫助其“剿滅”席正銘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軍隊的時候，卻被滇軍將領拒絕，其理由是滇軍救援何麟書部完全是爲了國家軍隊建設考慮，他們不能夠眼看着國內的部隊，因爲一些所謂的“大事”而相互間消耗各自的力量，因爲貴州與雲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們不能夠因爲貴州的局勢發生改變，同時在外晦不明的情況下，就消耗貴州的軍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書的請求還是因爲滇軍畢竟是雲南的軍隊，而且這一次何麟書部與席正銘部的交鋒也是因爲貴州內部內政的問題所引發的，而滇軍如果過度的介入的話，那麼將會在政、治上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滇軍在救援過何麟書部後，便不能夠在參與到兩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之中，當然了，滇軍也不可能因爲他人的鬥爭，從而從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實力。
憲政派因爲何麟書的戰敗，從而使得其在貴州的政、治舞臺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雖然在貴州內，尚有一定的決策權，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計才得來的部分權利，白白的交還到了自、治社的手中。這樣的局勢下，雖然憲政派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貴州的影響力上，發生了質的改變，而且如果能夠給自、治社足夠的間的話，那麼憲政派或許就真的退出歷史舞臺了。
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就到這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