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以一種奇特的方式結束，留下了一地雞毛讓南方的兩大勢力之間再無和平可言。公民黨立憲派覺得革命黨連刺殺這種下三濫手段都用上了，擺明了不和公民黨的人分蛋糕，別管喬夫如何發言澄清，如何以個人名譽擔保，願意共商國是，甚至接受公民黨推薦總理人選，但是信譽盡失的革命黨如何也無法挽回其他勢力的信任。表現的更加明顯的就是熊克武這位從反清的興中會就在喬夫的大旗下戰鬥的元勳，也在當月宣佈脫離革命黨，“以川中父老的福祉爲重，與劉存厚、楊森等各路川中將領組建川蜀聯合自治政府。”
當然更讓喬夫氣急敗壞的是，西南軍閥與革命黨的割袍斷義。滇系軍閥唐繼堯、桂系軍閥陸榮廷兩人先後宣佈脫離革命黨，實行自治，同時將各省的革命黨禮送處境。粵軍龍濟光部也在廣州城裡搞風搞雨，和革命黨明顯的拉開了距離。湖北不用說就是立憲派的老巢，黎叔在湖北的聲望可不是蓋的，鄂軍裡面的革命黨不是沒有，但是都在立憲派的監視下，有勁也使不上，平日裡小摩擦不斷，只要你敢拔槍，立憲派就敢說革命黨要清黨，要搞大屠殺，要吞併鄂軍，噁心的湖北的革命黨不行。湖南是個亂地方，譚延闓能控制的不過是三分之一的湖南，國防軍已經插足湘北，打下了老大一顆釘子，湘東南又被桂系的陸榮廷霸佔，湘軍憋屈的很。連後世太祖都重新棄武從文，到湖南師範去當學生了。
現在除了南京的幾個警備團，只有黃克敵的建國贛軍、粵北的陳炯明、福建南部的程德全還算得上革命黨的武裝，哦，還的加上陳琦美的上海督軍府的那一個團的小弟們，雖然在革命黨的眼裡這幫人死不足惜，但是人家畢竟是革命黨的死忠，不好往外推的。
對於宋案，史學家唐德剛曾遺憾慨嘆：宋遁初案“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衆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兩造，當時均缺乏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爲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其實宋遁初主張的內閣制是以議會爲基礎而形成的。內閣的首腦由議會中通過選舉而產生的、議員中佔多數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的領袖擔任。國家元首隻是在名義上代表國家，並無實際權力。國家實際權力在內閣，由內閣代表國家元首向議會負責。
對於一心想搞以黨代治的喬夫來說，責任內閣制無疑是一塊礙眼的絆腳石。想要剷除通往獨裁道路上的阻礙，廢除責任內閣制就成了勢在必行的一步棋。
公民黨在第二屆國會大選中取得了勝利，公民黨人因此躊躇滿志，預定由宋遁初擔任內閣總理，削弱喬夫的權力。在正式國會開會之前，宋遁初沿江東下，一路上到處發表演說，批評南京政府和北方自治政府，闡述自己的憲政理想，爲建立責任內閣，實現民主政治大造輿論。言論風采，傾動一時。
宋遁初之死固然令人痛惜。誠然即使他就任總理，中國當時的諸多問題與危機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這些問題與危機，或許會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承擔；議會民主、政黨輪替，或許會有機會在憲政框架內試驗、成熟。他的被刺，使這一稍縱即逝的機會長久地喪失了。正如於右任老兄在他的日記裡所說“議會民主的燭光
是那麼的脆弱，在宋公的墓前搖曳，終是要熄滅在黎明之前。”
長沙的嶽麓山，長眠着無數湖南英烈。當年也曾有人主張將宋遁初葬在這裡，他的知交於右任卻不贊成，因爲“宋君爲民國偉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他希望在上海開闢一曠地，“先築公園，葬宋君於此地”，而後，“我革命黨後死者將來不知凡幾皆可卜葬於此，作爲我革命黨人之墳墓。”後來他用自己的股份分紅和稿酬，吳宸軒也私人贊助了一千大洋，加上幾位老友的慷慨解囊。果然在閘北區購地百畝，建了一座“宋公園”。
園中的宋遁初坐像後，有于右任親筆題語：“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爲直筆乎？直筆人戮。爲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原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於呼！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
宋遁初墓在公園北區，龍柏掩映下，一座三四米高的石像跳入眼簾，宋遁初低頭沉思，安詳而坐。基座上刻着章炳麟先生所題“漁夫”二字——宋遁初別名正是漁夫，當年“忘路之遠近”的他的確是個漁父，只是他想釣起的並不是一兩尾魚，而是一個憲政國家的桃花源夢。可惜這夢就像那被釣起又放回水中的魚，以爲重回水中即可自由呼吸，卻無往不在魚簍之中。
相比嶽麓山登高費力，宋園似乎更爲“親民”。多年以後，上海逐步擴大，宋公園成了當地不可多得的綠地公園，園內多老者，有的徑自悠然坐在墓寢邊的欄杆上曬太陽。在釣魚池，不斷有人來靜坐垂釣，頗和這位湖南桃源人的“漁父”之號。
經過報紙的提醒，大家才注意到在宋案中，宋遁初留給公民黨參議、《公民報》社長範昌明的遺囑是，“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爲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爲調和兩黨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的，死亦何悔？”駐院陪護他的《民立報》記者周錫三曾聽他在神志清醒時說，“吾不料兩黨調和之事，乃若是之難。時事如斯，奈何！奈何！”宋似乎認爲，他的被刺只因努力調和公民黨和革命黨而被誤會。如此說來，他根本沒有將吳宸軒等北方勢力視爲行刺的主謀，因爲吳宸軒是不可能在這件事上“誤會”他。
更耐人尋味的是，宋遁初臨終並未提及喬夫，反委託黃克敵代擬一電發給吳宸軒，慨嘆“濟南吳總長勳鑑：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總長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鑑納。”直到臨終，宋遁初也不認爲自己是被吳宸軒的人刺殺的。
宋公辭世後，公民黨籍國會議員仍按原計劃赴寧。共和4年9月8日，中華共和國第二屆國會正式開幕。10日，參議院選舉公民黨籍議員張繼爲議長，革命黨籍議員王正廷爲副議長，但歷史已經悄然轉入另一條軌道。據公民黨籍議員湯化龍回憶，宋遁初死後，黨內其他領袖（黎叔）不能到金陵主持大局，南京的公民黨本部羣龍無首，不但不能聯絡其他黨派，甚至統一本黨也有困難。公民黨原是聯合各派而成的草臺班子，但老資格的立憲派遠比其他派別激進，
相對穩健的黨內人士不以爲然，加上局勢低迷，公民黨許多人紛紛脫黨。而爲了重振聲望，由梁啓超等人策動，公民黨發起，公民、統一、民主三黨聯合提出了彈劾總統案。指責喬夫在總統任期內，行爲不端，處事偏頗，存在以不法手段謀害競爭對手的重大嫌疑，以及不適合繼續擔任國家元首，提請衆議院表決彈劾總統案。
在某種意義上南京政府與公民黨採取了相似的策略：一邊就刺宋案作法律論爭，一邊準備着通過某種手段KO對手的方案。不過這次是梁啓超這位老將出馬，一招毒龍鑽直搗革命黨的要害，其實他也沒有指望喬夫會乖乖的引咎辭職，不過是通過彈劾來抹黑革命黨，達到在國會中重新樹立執政黨地位的目的。
可惜的是梁啓超並不知道，在他的議員團和正在和他脣槍舌劍的打得不可開交的革命黨的議員中已經被兩局控制的到底有多少人。中國的議會民主從一開始就被吳宸軒這廝給玩弄於股掌之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宋遁初死得其所，不然他一定會被自家小弟們的背叛給活活氣死。這不一番辯論之下，9月15日，衆議院就三黨聯合提出的彈劾案進行了表決。沒想到596人的衆議院一番不記名投票下來，竟然以407票贊成、153票反對、36票棄權，68.29%的通過率批准了彈劾案，這中國歷史上首位被彈劾的總統喬夫新鮮出爐，雖然參議院也要進行表決，而且必須在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情況下才能彈劾成功，但是對於佔據230個議席以上的革命黨居然讓贊成票的數量超過了三分之二，簡直就是一個笑話。只能說明一部分，而且是相當一部分的革命黨議員投了棄權票或者贊成票，這裡面的意味可就讓革命黨自己內部也惶惶不可終日了。
在衆議院表決的當天下午，喬夫就因爲疝氣住進醫院，對他的國會質詢也不得不延期舉行。但是革命黨的分裂和衰弱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但是事態的發展卻讓人不能不扼腕嘆息，中華共和國的命運多舛。
就在參議院即將就彈劾案進行表決的前夜，革命黨先發制人，在南京的幾個警備團在汪昭明、蔣正清的指揮下突然發難，包圍了議員的公寓。藉口梁啓超、湯鄉茗、湯化龍等公民黨籍議員私下結黨營私，妄圖顛覆共和政權，將他們免職，驅逐出國會，同時宣佈解散國會，由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臨時代理，直到明年的總統大選後再行重選國會。次月湖北革命黨發起“二次革命”，但是不到兩週就偃旗息鼓。一度有望抓捕黎叔一舉推翻公民黨控制的鄂軍，但是幾事不密再度成爲致命傷，湖北革命黨不得不流亡外省。這場南京的不流血的政變推翻了剛剛上任不到半月的國會，但是革命黨的作所作爲已經讓他們的民主和自由的旗幟成了笑柄，公民黨和其他勢力已經被這個無下限的政黨搞的雞毛鴨血，不得不尋求一個勢力能祛邪扶正，重振朝綱。
於是在廣大的南方人民羣衆和各個民主政黨的懇請下，國防軍開始進駐東南省份，沿途的帶*路黨無數，而已經對革命的信仰非常迷惘的革命黨軍隊幾乎都是一槍不放的或者接受改編或者成鳥獸散，喬夫辛辛苦苦打造的革命新軍一個月就土崩瓦解，只有他的四個警備團還在死守南京。就如同五十年前的那場天京大戰，雙方劍拔弩張的對峙在了南京城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