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以後的中華大地已經成爲世界大國，這時候的人們也能比較理性的反思十九世紀末的那個王朝的歷史。此時的歷史學界對於武昌革命有了較爲統一的評價。革命黨的後裔們視喬夫爲中華共和國的國父，視武昌革命爲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自然賦予武昌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認爲武昌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在1931年的原革命黨紀念武昌起義大會上，發表的《上海民衆武昌起義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武昌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於種族革命之外，復爲中國歷史上開一政治革命的新紀元”。在肯定武昌革命具有兩層意義的同時，對於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是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武昌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質之中加入了反帝內涵，這是對武昌革命性質的一種引申。後來的社會活動家在潘公展在《武昌革命與共和建國》一文中，進一步對武昌革命反帝的意義加以闡發，讚揚武昌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拓荒創舉”。
但是武昌起義後的中華大地，各方勢力正在努力尋求的還僅僅是和平統一的方式而已。在當選臨時大總統的餘韻未散盡之時，喬夫已經開始着手南北議和的要務。在臨時租借的會議室裡衆人入座後，喬夫急於瞭解和談情況。伍廷芳報告說：“現已同北洋代表唐紹儀達成了四次停戰協議，南北雙方亦業已承認立憲政體。明日唐氏將電曹錕代奏，請召集國民大會討論君主民主政體之事。唐氏還轉告了曹錕所託之言：若南方能舉其爲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不過，曹氏又怕做曹操、王莽，落下千古罵名，故想讓南方黨人將他推上總統地位。”
喬夫說：“我已多次聲明，如曹錕能儘快推翻滿清二百六十餘年之專制，則大總統一席儘可歸他，況共和國之總統不過人民之公僕罷了。”
黃克敵這時插言說：“先生來滬之前，列強駐北京公使團曾到清廷外務部表示，中國若能和平停戰，主持立憲，則全球所盼；若急於成立共和國，恐非時勢所能，亦適啓內地紛爭之禍，實非中國之福。看來，列強於我不善。”
“尤其日本政府可惡，”汪昭明亦憤憤地說，“日本政府以爲清廷必將請日本出兵助中國削平內亂，若東三省發生騷亂，則日、俄兩國政府不等各國同意而立即出兵。但日本政府又同時與鄂、滬兩地領袖交涉，想要起義民軍在中國南部建立一共和國置於日本保護之下，並給若干路礦權利。同時，日本又暗助滿清王公反對袁世凱，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甚至警告袁氏，說決不承認中國改建共和國體。袁氏在召見伊集院彥吉、徵詢日本政府對收拾時局的意見時，伊氏始終主張：中國非君主立憲政體不可。”
喬夫沉思着說：“荷馬裡前日還警示過我，說我們的共和國與美國一樣，只有靠利劍才能保有她的美潔和自由。中國的敵人，是歷史形成的調和主義、政治腐敗以及日本三者。若不能打擊這三個共同敵人，我於這個國家就無能爲力了。看來荷馬裡的話頗得要領，日本政府果然是阻止我們實行共和的敵人！”汪昭明本來還想勸諫喬夫不要急於就任民國臨時總統，以免曹錕心冷，但喬夫接下去斬釘截鐵地說：“共和政體乃世界
潮流，誰能阻擋！”汪昭明也就不好再說什麼。
次日，在上海的同盟會本部負責人在哈同花園宴請喬夫，商討喬夫赴任臨時大總統一事。一清早，喬夫、黃克敵、陳其美、胡傳儒、馬君武、居正、張繼等人就來到園中。
商討開始後，黃克敵即對衆人說：“喬先生返國，南方軍民有了歸屬。不過國內勢力最強大者卻是宣佈獨立的六省諮議局。也就是咱們的老朋友吳宸軒，他除了對清室退位和紫禁城等處的國寶監護之外，對於國體一事不置一詞，如同一柄達摩克斯劍懸在哪裡，誰當總統都不會好受，何況是臨時總統。”
黃克敵言畢，胡傳儒即問道：“克敵兄之意，臨時總統就是過渡總統囉？曹錕果能贊成共和，不負衆望麼？那吳宸軒想來也不至於要公然挑起內戰，搶奪總統大位吧？”
黃克敵說：“眼下，與北方代表唐紹儀和談進展甚慢，曹錕能否立刻使宣統遜位，實行共和政體，尚難預料。不過，促清室退位，曹氏內心早有此意。江南新軍參謀長顧忠琛日前與北洋軍第三鎮代表廖宇春已簽訂密議，約定先推翻清室者爲大總統。我亦表示，如曹氏能推翻清室，當大總統不成問題。”
說罷，他拿出顧、廖二人所訂的協議請喬夫閱看。喬夫閱畢，持重地說：“與曹氏議和意在實行共和，南京建立共和政府，可使一半國人生活在共和政體之下。若我就任臨時總統，將盡力促成共和，並視時局變化而遜位，決不失信於北方。”
衆人正談論間，宋教仁匆匆進來了。他之所以來遲，是因與章炳麟、張謇、趙鳳昌、湯化龍等人密商組閣的事去了。起初，章炳麟從日本回上海後，即鼓吹“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頗得張謇、湯化龍等人歡迎。又因與喬夫有隔閡，章炳麟在黃克敵至上海後，便促黃克敵早日組建臨時政府，並想與張謇聯合推舉宋教仁組閣。他對張謇說：“若舉總統，以功則黃克敵，以纔則宋教仁，以德則胡傳儒。依愚之見，只有宋君出面組閣，方可建一出色政府。”張謇對此議極表讚賞。宋教仁見自己有章炳麟、張謇等名流的支持，更作排斥喬夫之想。他的盤算是，讓黃克敵出任總統，自己爲總理。
故宋教仁在開初不僅反對喬夫任總統，甚至對喬夫到滬也漠然置之。當北一輝趕到南京勸他擁護喬夫時，他還憤憤地說：“你那大元帥的主張誤了事！喬夫再想用空話來誤事，我有兵力，就決不許他派來的人踏進城門一步！”只是後來張繼也特地從上海趕來勸解，他才改變態度回滬。回到上海的當晚，宋教仁卻先與黃克敵商議。他的意思很堅決：擁戴黃克敵爲總統。可是黃克敵卻謙讓不居，極力推舉喬夫爲總統，儘管他與宋教仁關係親密。黃克敵對宋教仁說：“喬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以代表同盟會。現在他來了，我們就應當一致擁護他。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並建都南京，但因幾個領袖爭權奪利，終致失敗，我們要引爲鑑戒。”見宋教仁還想勸說，黃克敵又道：“自喬先生抵滬之日起，全國各省的歡迎信函電雪片般地飛來。足見他在國人心目中威望之高。”言畢，他向宋教仁出示了許多歡迎喬夫的電報抄件。
宋教仁接過這些電報，便翻閱起來。映入眼簾的首先是湖南老家都督譚延闓的歡迎電，其電雲：“聞公到滬，飛電傳來，巨躍三百，謹代表全湘百萬生民歡
迎，先生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
往下的一份是長江巡閱使孫毓筠的歡迎電：“項聞臺旌蒞滬，大局必可挽回，已派代表赴滬歡迎。”
接下來是桂督陸榮廷、王芝祥的歡迎電：“先生勉念吾民，以共和提倡宇內，登高一呼，乾坤迴轉。凡血氣之倫，罔不飲和食德，海內同望旌麾，匪朝夕矣。今茲賁止，實屬國民幸福。”
江西軍政府及全軍、紳、商、學各界的公電是：“大節抵申，贛省軍民，同爲額慶。光復祖國，組織共和，尤感先生是賴，除已派代表在滬歡迎外，特此電賀。”
福建民軍代總司令許崇智的歡迎電是：“先生提倡共和主義奔馳海外，備嘗險陰艱難，二十年始終如一，以致漢族始有今日，思之涕零。茲聞臺駕返滬，閩中將士，極表歡迎。”
此外，還有許多獨立地區的歡迎電和海外華僑的賀電。
看過這些電報，宋教仁的心深深震撼了，他立感喬夫深孚衆望，總統非他莫屬。不過，他雖然改變了要黃克敵任總統的主意，卻認爲自己對武昌起義的發動和南京的克復尚有一份功勞，並且自己亦有過人的治國能力，故他向黃克敵表露出新政府擬實行內閣制的想法，並打算自己出任內務總長。對此，黃克敵未置可否。
宋教仁入會議廳後，見衆黨人皆有讓喬夫就任臨時總統之意，也極力贊成。他入座後即表示：“喬先生是革命中心人物，能糾合人心。舉喬先生爲臨時政府大總統，是人心所向，我極願擁戴。”
鄰座的陳其美見宋教仁一改態度，即高興地說：“遁初此言，正合衆意。連遁初也這般擁戴喬先生，可見喬先生任總統是衆心所歸。”
可是，宋教仁未等陳其美把話說完，卻插言道：“不過，革命政府所採取的民主共和制，實則內閣責任制，當有得力人選出組內閣爲上。”他果然在內閣制上作文章。
喬夫是何許人也，他生長於海外，歷經諸國，對於對什麼民主政治早就爛熟於心，知道是什麼貨色，見這傢伙打算把自己這個臨時大總統供起來當牌位，自然不同意：“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我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
“善！”胡傳儒未等喬夫說完，即發言贊成，“先生而外，無第二人能爲此言者，我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
黃克敵、陳其美、汪昭明等人亦表示贊成總統制，然而宋教仁仍堅持要實行總理內閣制。喬夫向他耐心解釋道：“我若任臨時大總統，也不過虛位以待罷了。若曹錕能使清帝退位，吾人尚謂滿清已覆，屆時干戈不起，南北議和，再議內閣制不遲。我會將此意電告曹君，還望諸君爲我見證。”
可不管喬夫怎樣解釋，宋教仁總是反覆陳說自己的主張。喬夫見此，便讓張繼與宋教仁商討總理候選人之事。宋教仁見喬夫同意組閣，便與居正、田桐、呂志伊等人相商，共推黃克敵爲總理人選，黃克敵推辭不過，只得勉強應允。
共和國體在上海的這次會議上已經初現雛形，與會衆人卻沒想到今後的歷史中這樣的國體成爲了一次次衝突的最好舞臺，深究起來，建國初期的動亂也就源於此時此地那些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