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鄂的革命風起雲涌的時候，在日本的九州革命黨內部卻正在發生着激烈的內訌。喬夫童鞋因爲大量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款，而留給總部的辦報經費又相當之少，終於激起了革命黨內部的反抗，章太炎、張繼等人要求喬夫辭去革命黨總理職務，另舉黃克敵擔任總理。宋遁初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張的。後因黃克敵、劉揆一極力勸阻，爲大局計，宋遁初才改變態度。然而，革命陣營的分裂局面已經出現，讓宋遁初憂心忡忡。該年2月28日，當他聞知喬夫與黃克敵因國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喬堅持用青天白日旗，黃認爲該旗與日本旗相似，萬不可用。喬不讓步，黃提出辭職）也對喬夫的領導能力感到有些置疑。2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之後，悲觀失望情緒籠罩整個革命陣營，革命黨人信心大減、鬥志衰弱，而作爲革命黨的唯一領袖喬夫又對黨內工作不管不問。爲了挽救革命，該年5月，趁喬夫來日本之際，宋遁初與譚人鳳等人請求喬夫改革會務，擴大民主，減少決策失誤。可是喬夫卻對宋曾經支持章太炎耿耿於懷，態度十分橫蠻，而且極不負責任。他冷冷地對宋遁初說：“革命黨已經分裂，有力者儘可另樹一幟。”
宋遁初等人對喬夫徹底失望，爲了讓革命不至於半途而廢，宋遁初、譚人鳳等人於該年6月，在東京研究決定，成立革命黨中部總部，調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隊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會上，宋遁初以政治家的膽識，徹底否定了喬夫在兩廣沿海地區零敲碎打的自殺式會黨策略。革命黨中部總部在上海成立後，宋遁初作爲革命黨中部總部的靈魂人物，領導革命黨人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爲革命重心，加強與各革命團體的聯繫與聯合，並制訂了宣統元年到宣統三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略部署，雖然在吳宸軒看來宋遁初的革命兵*運計劃還是幼稚的很，不過好歹也算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的革命策劃案，比起喬夫同學當年搞起義屢敗屢戰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當年的泰州起義成功後居然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發展革命力量，領導人只知道固守孤城，張貼告示，聽任效率低到渣的清廷慢慢調集兵力合力絞殺革命力量，還自以爲爲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這些在武翼新軍的參謀們看來，“就應該把那些革命領導者挨個槍斃上十遍，見過蠢的，見過愚的，但是愚蠢到智商侮辱豬的奇葩指揮官還真是頭回見。”（段總參的原話）
光緒末年，武漢新軍各標營就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於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標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佔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爲主要工作對象。這一點上吳宸軒不是自誇，幾乎沒有任何國內武裝力量可以像武翼新軍那樣絲毫沒有革命勢力和會道門的滲透，如果是革命黨還能被禮送處境，如果是會道門的信徒，都已經在情調處和統調處的訓練基地裡被人道毀滅了，死得連渣都不剩。也正是因爲如此，無論是革命黨還是清廷亦或是國外的情報組織對武翼新軍的認識都是武翼新軍刻意展示出來的那些實力，他們很難了解冰山之下的全貌，除非像是姓泰的那個鐵
傢伙，搞的刀槍不入似的，一傢伙撞到冰山上才明白什麼是死神來了。
宣統元年6月中旬，魯蘇皖浙四省正在埋頭髮展經濟，一派祥和氣氛的時候，四川保路運動升級，新上臺的載灃到底是皇上他爹，自家兒子的江山總是要上點心思，醇親王童鞋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慌亂中急急忙忙下令抽調包括湖北新軍在內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彈壓暴*動風潮。這一事件對湖北影響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軍部隊是革命黨人佔多數的新軍三十二標，但是他們拒絕到四川，準備在進軍荊州和宜昌的路上殺掉這位湖北提督，不過被居正以時機不成熟給阻止了。
宣統元年9月14日，湖北共進會、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領導人孫武、劉復基、劉公、蔣翊武、王憲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樓十號劉公寓所集會，以爲湖北新軍主力調走後，武昌空虛，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鑑於對形勢的共識，劉復基建議如果此刻發動起義，共進會、文學社的名義都應該暫時擱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黨人的名義進行合作，“事成則卿，不成則烹”，同心協力，爭取勝利。看上去是一場拿身家性命博前程的豪賭，不過革命黨的賭運一向不怎麼靠譜，這次也一樣的是漏洞百出，笑料不斷，讓情調、統調兩處的特工們都當成茶餘飯後的樂子看。
9月23日，湖北境內最有影響的兩個革命組織共進會、文學社經過一系列磋商，總算是宣佈合併，大家決定日後不再分彼此，一律統稱“武昌革命黨人”。第二天召開幹部會議，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爲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爲參謀長。起義時間開始定爲10月6日，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9月24日，也不知道這些傢伙是不是根本就沒有做地下工作的覺悟，居然大模大樣的召集各部隊代表一百多人舉行聯席會議。詳細討論軍事行動後臨時政府的框架及人選，確定各參戰部隊行動方案和聯絡方式，這麼多張嘴都知道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清廷探子就算是整天泡茶館的廢柴也都該知道起義的概況了。據說當統調處的餘健聽說蔣、孫兩人提前二十天就召集百人以上規模的會議，很民主的討論起義的各個環節，驚訝的差點沒下巴脫臼“這樣也行，哥們，你們的革命要是能成功，我們這些做情報的都乾脆去餵豬養羊得了”，不過比被他當成奇葩的蔣孫二人更加奇葩的是清廷得知一百多新軍參加革命聚會商討如何革他們的狗命的時候，這些滿大人們卻毫無血勇的選擇了用特赦來感化這些革命黨，唉，真不知道他們是信的哪門子菩薩，整個一個被驢踢了的思路。
不過發生在武漢三鎮的這場滑稽戲還沒到高潮，很快10月8日晚，蔣翊武就被清廷很是客氣的請去喝茶，順便討論一下社會治安羣防羣治工作，蔣同學毫不領情的擺脫了看守跳出巡警署圍牆逃跑，據說當值的清兵居然以爲他在睡午覺，都沒好意思打擾他，待發現房子裡面沒有熟悉的呼嚕聲才意識到人跑了，然後又拖了大半天才調集巡防營的兵馬去尋找失蹤兒童蔣翊武，當然是一無所獲。
清廷的奇葩事沒落幕，革命黨也不甘寂寞的上臺表演了。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14號秘密制
造炸彈時，一位革命黨的小兄弟叼着菸捲耍帥，一時沒祭到乩，引燃了火藥發生爆炸，雖然不在天津新港，但是也讓孫武等人不幸被炸傷。而俄國巡捕更是聞訊前來搜查，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都搜走。湖廣總督瑞澄聞聽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彭楚潘、劉復基、楊洪勝三人也被請去衙門喝茶。這次清廷總算是發現讓他們身首異處就不擔心他們不告而別了，於是三人當天下午就成了烈士。這件事情讓武漢革命黨的情緒已經是箭在弦上，想想看也是這麼回事，如果瑞澄大肆搜捕後宣佈結案或許大部分革命黨都會以爲自己是漏網之魚，再二也知道換個地方搞事情。但是瑞澄同學卻錯誤的選擇了引而不發，其實從後來的處理看，湖廣總督瑞澂並不想擴大事態。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報告事件經過，並邀功請賞。瑞瀓甚至採納了很多擁護政府的新軍軍官的建議，準備銷燬繳獲的花名冊，對軍隊中的革命黨人不予深究。應該說瑞瀓息事寧人的處理辦法與10月19日的上諭精神是一致的，算得上是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好同志，可惜的是對於革命黨的心理把握上卻如此的低能，始終沒有一點消息透露出來讓革命黨人安心，以至於凡是和革命黨沾邊的新軍都惶惶不可終日，人在這種情況下不是論冣就是爆發。顯然手裡拿着槍炮的新軍革命黨人不會束手就擒，起義已經是他們唯一的生路了，至少從他們瞭解的情況來看確實如此。
又是那個10月10日的早上，梅寶璣到新軍工程營，對工程營的革命黨說彭、楊、劉就義了，謊稱革命黨名冊被搜走，武昌城門關閉，瑞澂將按照名單抓捕革命黨。此時軍中傳言“清政府正在按有無長辮捉拿革命黨人”，因爲遭難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皆曾剪去長辮。當天，另一位革命黨人同樣已經剪辮的30標排長張廷輔被捕，更加證實了傳言的真實性。有人說官員們正在編制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將以革命黨罪名逮捕並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而在當時政府公署的往還電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動”的說法。在各種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整個武漢三鎮已經是“人心惶惶，米價飛漲”，人們紛紛到銀行擠兌套現，以致“市面買賣非現銀不可”。
新軍工程營後隊正目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並拉來隊官吳兆麟作爲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爲參謀長。革命黨人決定在10日夜裡第一次集合點名之時暴起發難，在營房發動軍變。當時，他們僅有20顆子彈，所需武器要靠奪取楚望臺軍械庫。傍晚，營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隊發炮，以便起事，然始終未聞炮聲信號。而清方軍官加緊戒備，對士兵控制甚嚴，氣氛極度緊張。“將至日暮”熊秉坤正在營房樓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啓元等革命同志佈置“待舉動”，忽然聽得二排宿舍有騷動聲響。二排正目、共進會支隊長金兆龍等與清方營官、隊官、司務長、排長在二樓發生正面衝突，其中共進會員程正瀛響應金兆龍“動手”的召喚，向排長陶啓勝開槍，又向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及營主阮榮發開槍，打響“首義槍聲”。
雖然歷史輪迴，但是這次吹響反清號角的依然是武昌的那一聲槍響，革命還是到來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