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二年（前205年），爲了緩解“成皋-滎陽”一線的軍事壓力，扭轉“彭城之戰”後漢軍的頹勢，劉邦接受了韓信提出的“分兵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對楚實施戰略包圍的策略，在堅持對楚正面作戰的同時，分兵三萬給韓信，以名士張耳爲輔，命其率軍開闢北方戰場。進入北方後，韓信果然不負衆望，迅速攻滅代國，後又巧設奇計，在井陘口大敗趙軍主力，陣斃陳餘，擒趙王歇。戰役之後，韓信爲楚漢“成皋-滎陽”前線輸送大批的兵員和物資，直接地支持了漢軍的正面作戰。“井陘之戰”的結局被譽爲“楚漢戰爭”的轉折點，使得漢軍在戰略全局上漸獲優勢，劉邦集團的形勢又有了轉機。
漢、趙對峙於井陘之時，李左車提出的“深溝高壘、劫其糧道、前後夾擊”的策略雖未被趙軍主將陳餘採納，卻引起了韓信的高度關注，認爲李左車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軍事人才。決戰之後，韓信告誡士卒不得斬殺李左車，有能生制者賞千金。不久，李左車即被漢軍擒獲，韓信親自爲之鬆綁，請其面東而坐，自己則執弟子之禮侍之，並向李左車請教攻燕、伐齊之事。經過幾番推脫，李左車才爲韓信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其認爲：漢軍涉西河，虜魏王豹，擒夏說於閼與，未足半日擊潰趙國二十萬大軍，斬成安君陳餘，名震海內，威及天下，此爲漢軍的長處；然而由於長途奔進，將士疲憊，難以再度連續用兵，此則漢軍之短處。即便強行進兵，疲憊的士卒也未必能形成足夠的戰鬥力，一旦頓兵於燕國城池之下，實情暴露，燕國定不肯臣服，齊國也必固守以圖自強。倘若韓信與燕、齊相持不下，那麼正面作戰的劉邦就會變得非常困難，漢軍“大迂迴”的戰略構想也就很難實現了。進而，李左車建議韓信以己之長擊敵之短，按兵不動，休整士卒，安定趙地，撫卹遺孤，擺出攻打燕國的態勢。而後遣辯士遊說燕國，把漢軍的優勢充分展示在燕王面前，迫使燕國屈服。燕降服後，再派辯士以“燕已降漢”說齊，齊王也必從風而服，若此則天下可定，王業可圖，此爲兵法“先聲而後實”之計。韓信聽從廣武君的計策，派使者前往燕國，燕王臧荼果然隨即降服。韓信又請求劉邦立張耳爲趙王，鎮撫趙國。至此，河北之地皆已平定，不但拓展了劉邦集團的勢力範圍，而且擴充了漢軍的軍事實力，爲早日形成對楚的戰略合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李左車所講的“先聲而後實”的全勝理論，即孫子在其兵法《謀攻篇》中提出的“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通過完美完全的勝利，從而達到“兵不頓而利可全”的戰略目的，此理論爲古今兵家所倡導，亦爲歷代政治家所推崇。
“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境界，又是手段。作爲境界，它倡導兵不血刃，擊敗對手，獲得全勝，復國家以安定，還民衆以和平。正所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方顯其王者本性。作爲手段，則指的是以絕對的軍事優勢、充足的物資保障和強大的戰略態勢作爲基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和外交等一切非軍事手段，輔助必要迅捷的軍事打擊，通過擊垮對手的信心和瓦解敵軍的鬥志，在避免直接交戰或將戰爭行動降至最低的情況下，迫使敵人屈服，以儘可能小的代價獲得儘可能大的勝利。
孫子在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同時，也提出了與之相配合的四類手段，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謀”，指的是政治、經濟、外交一體的綜合性手段，包含一切非戰爭手段。比如，激化對手內部矛盾，外交分化孤立對手，經濟制裁和政治誘降等。“伐交”，並不是指外交鬥爭，外交鬥爭應歸入伐謀的範疇，這裡的“交”，不是“外交”的意思，而應作“軍陣**”之解，即力爭在兩軍對陣或交戰初期，利用戰爭中的非直接對抗性手段或刀鋒般的閃電進攻摧毀對手的要害部位和指揮系統，從氣勢上壓倒對手，使敵人軍心動搖，不戰自潰或者自行消減。“伐兵”和“攻城”則分別指野戰用兵和攻城攻堅，屬於戰爭中的直接對抗性手段。此四者有主有次，但彼此之間又存在着相輔相成的關係，實戰中指揮者應酌情考慮綜合運用。
另外，不能把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爭取“全勝”僅僅看作大戰略範疇，而與戰役和戰鬥無關。《孫子兵法·謀攻篇》中講：“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大至國家，小至卒伍，指揮者均應在思想上求全避破，在操作中以破求全，充分注重“軍事打擊爲輔，政治誘降爲主，殲滅消殘爲輔，分化瓦解爲主”的作戰方針，並以此作爲一條主線貫穿戰役和戰鬥的各個層次，統領戰爭全局。
因此，“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一種理想與現實、戰爭與和平、全局性與長遠性相結合的戰略思想，更是一種超越常規軍事鬥爭的大思路大手段，亦是孫子兵學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但是，在採用該手段之後，分解原有對手，整頓受降軍隊，防止其死灰復燃也是非常重要的。唐代平定安史之亂之時，只求全勝，而沒能除盡罪魁，終釀成唐末藩鎮之禍。真是一日縱虎，數世之患，不可不引以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