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字的原義是“器”，指物質，也就是客觀實在。該字被引入到軍事學領域後代表“實力”的意思，包括經濟實力、礦產資源實力、軍事實力等，這種實力主要在發動戰爭前進行蓄積，而作戰是這種力量的集中釋放過程，戰後的勝利所得則是對這種力量的一種補充。“軍形”的強弱通常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砝碼，著名軍事家孫子在其兵法中用了整整一篇的內容，闡發其對於“軍形”的理解，提出了著名的“以鎰稱銖”的“稱勝”理論。飛刀認爲：該理論主要涵蓋了兩個層次，其一，重視備戰謀形，即通過具有針對性的軍事準備和經濟建設提高自身的綜合實力，使自己手中的“牌”變多變好，爲日後的伐謀、用兵奠定堅實的基礎；其二，在作戰中，講求集中自身的實力，重點突破，造成局部上的絕對優勢力量。具體如何達到局部上的絕對優勢，這就涉及到了“造勢”的問題，我們將在日後進行介紹。今天，飛刀首先來談一下自己對於戰前“謀形”的理解。
《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是我國最爲普及的兩本兵書，很多朋友都喜歡將其混爲一談，但從根本上講，二者的主旨是不同的，《孫子兵法》主要講的是軍事規律、用兵原則以及戰略的預測和決斷，講的是“常法”；而《三十六計》主要講的是對於一些常用計策的詮釋，講的是“變法”。其中，孫子“重備戰、重謀形”的理念則是兩者最爲鮮明的不同之處之一。事實上，任何的奇謀妙策都應該是以謀劃者自身實力爲基礎的，實力越強，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實力越弱，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一切成功謀略的最終結果只有兩個——迫使對手心理崩潰和在局部上形成我方以強打弱、以多打少的局面。正如無產階級軍事家毛澤東所說：“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臺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着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
《左傳》之中記載的鄭國與南燕之間的“北制之戰”是比較著名的戰備例子，左氏由此提煉出“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的重要軍事原則，即不對意外情況有所預料和準備，就不能出兵作戰。我們可以認識到：軍隊在作戰之前必須進行充足的準備，不只是物質準備，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戰術上的準備。指揮者在戰場上若想獲得主動，戰前必須具有充足的和有針對性的準備，這種針對性體現了戰備與其他社會活動的鮮明區別。因此，“我們的潛在對手是誰，其自身特點是什麼”就成爲了我們進行戰備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比如，古代中原王朝作爲典型的大陸國家，其主要敵人來源於北方草原的遊牧部落，故儲備馬匹、發展剋制騎兵的戰術則成爲了備戰的重點；作爲島國代表的英國，資源相對匱乏，爲了確保其全球利益和海上生命線，因此海軍的發展和海上聯合作戰也就成爲了英軍所要研究的主要課題。
在解決了針對性後，我們通常將備戰謀形的工作分爲治軍體制的完善（治軍）、信息網的建立（諜情）、兵器研製和戰術演練（武備）三個主要部分。此外，物資儲備、後勤補給等諸多因素也在戰爭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由於內容相對簡單，在這裡就不累述了。
首先，我們來看“治軍體制的完善”。“治軍”是一個國家軍事領域的首要話題，也軍隊戰鬥力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古今良將統兵都把治軍作爲制勝的基石。那麼如何才能夠治理好軍隊呢？飛刀認爲，最爲關鍵的在於注重“號令嚴明”和“激勵有效”這兩大原則。《三略》中講：“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而維護號令的權威不過賞、罰二法。誠有功，雖疏賤必賞；誠有過，雖近愛必誅。賞罰信，則令行禁止，三軍如一；賞罰不信，則軍心渙散，士不用命。可見，賞罰操作的公平性是最最重要的，無原則的賞罰不如沒有，是軍隊敗亡的徵兆。故而，孫子將“法令孰行”、“賞罰孰明”列爲“決勝七計”中的兩項，一同成爲戰前量化決勝的重要參數。同時，對於軍士的激勵應綜合“利”與“名”兩種手段。《韓非子》中講：“利之所在，民歸之；明之所彰，士死之。”因此，有精神追求的人，則應利用思想感召他；有財富嚮往的人，則當通過金錢驅使他。戰國時期秦軍所向無敵，就是源於人們對封妻廕子、富貴榮華的渴求，而法國大革命中拿破崙軍隊的出色表現也正是體現了民衆對革命的要求和對自由民主的嚮往。軍隊的作戰，不是江湖鬥狠，靠的是整體的力量。千人同心，則勝千人力；萬人離心，則無一人用。古來兵家一貫非常重視“齊勇”的概念，而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通過令行禁止來樹立將帥的絕對權威。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使勇者不能獨進，令怯者不能獨退，並輔以物質和精神的刺激，激發部衆的作戰士氣，從而做到兵鋒所指，不懼生死；劍之所向，無往不利。擁有此等的精銳之師，纔可以談得上去爭雄天下。
其二，信息網的建立。“間諜”是指從事秘密偵探工作，從敵對方或競爭對手那裡刺探機密情報或是進行破壞活動，以此來使其所效力的一方有利的情報工作人員。我國古代很早就重視對於間諜的利用，著名軍事家孫武在總結前人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對於“諜戰”做出了科學的判斷，認爲將帥打仗必須事先了解敵方的情況，而要準確掌握敵方的情況，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經驗，“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並將間諜的有效使用看做“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基礎。同時，孫子還在其兵法著作中系統地闡述了其“用間”的具體方法與策略，並且將間諜分爲五種，即“因間”、“內間”、“死間”、“生間”、“反間”。而這五種間諜中，又以“反間”最爲直接有效，是“五間併入”的基礎。在現代社會，互聯網、無線通信、間諜衛星等高科技手段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信息來源，隨着科技的發展，蒐集信息的競爭將進入更爲深刻的層次，國家的競爭中信息資源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敵對雙方圍繞爭取信息的獲取權、控制權而進行的信息戰也必將愈演愈烈。因此，爲了配合信息戰的開展，我們必須重視信息網的建立，着力培養自身的信息蒐集團隊，發掘可靠的信息渠道，實現對周邊重大事件的早知道、早準備、早謀劃，如此才談得上從容應對、力爭主動。
其三，兵器研製和戰術演練。隨着高技術裝備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現代戰爭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現代戰爭中高技術兵器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重要，技術上的優勢對戰爭的結局有重要影響，必須對高技術的新型兵器的發展必須給與足夠的重視。一場戰爭當中，交戰雙方的實力可以有強弱的差距，但如果彼此的裝備已經不再處在一個層次，弱者此時是很難通過計謀而爭取勝利的。清末的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都可稱得上是不世出的良將帥才，但最終沒能改變清廷屢受外辱的狀況，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衆所周知，戰略和武器之間存在着被我們稱爲“道器”的關係，戰略屬於形而上者，謂之道，武器屬於形而下者，謂之器。戰術可以解釋爲一種基於作戰武器的戰鬥規律，是戰略和武器之間的有效銜接，是指揮者通過作戰武器實現其戰略意圖的根本途徑。而有效的戰術根源於戰術發明者對所使用武器優劣勢的透徹理解和作戰性能的深入把握，旨在發揮兵器在戰鬥中的最大作用。實用性、簡單性和靈活性是實戰中戰術發揮效用的有力保證，故而戰術的實際演練顯得尤爲重要。又因爲戰術與作戰武器的密切關係，所以隨着時代的發展、工業技術的進步，其變化發展也將更加頻繁、更加迅速。歷史上每一種新興武器的出現必將帶動軍事指揮領域的革命，而對先進兵器的合理運用，新興戰法戰術的成熟將大大提升兵器的作戰效果，甚至會引導國際軍事格局的改變，因此，針對潛在對手的武器研製以及相關戰術研究也將被提升到國家安危的戰略高度。“閃擊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首先並且經常使用的一種戰術，該戰術充分利用飛機、坦克的快捷優勢，針對德國在歐陸的主要對手法國缺乏戰略縱深的缺點，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制敵取勝。坦克集羣的集中使用是該戰法的顯著特點之一，德軍憑此將坦克這一新興兵器的突擊能力和破壞能力發揮到了極致，在短短39天的時間內征服了號稱當時歐洲最強的法國陸軍。不難看出，再完美的謀略也須有相應的戰術作爲支撐方可發揮實效，再完備的戰術也要有縝密的謀略作爲指導纔能有的放矢，戰略和戰術是斷不可割裂來看的。
總之，“治軍”、“諜情”和“武備”可以稱得上是我們備戰謀形的三大要素，“諜情”是信息的來源、知彼的關鍵，“治軍”、“武備”則分別代表了軍隊軟實力和硬實力，這種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的統一是軍隊戰鬥力強弱的決定性因素。而自身的實力也將作爲日後指揮者任何軍事謀略的根本出發點，伐謀和用兵的具體策略也將由此產生。因此，謀略必須以實力和信息作爲支點才能具有實際意義，否則就是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