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農工黨川北游擊隊的革命經歷
謝震
我的父親是小學教員，抗日戰爭時期，任中江縣柏樹鄉的聯保主任。雖然他不是國民黨員，但是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和蔣介石的絕對服從者。日本投降後，他由於與地方紳士不和而下了臺，這時我的大哥已到外縣去當職員了。而我是中江縣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我和弟弟在假期中一接觸我的父親，就會聽見他說：國事莫爲呀、民生凋敝呀、政令失和呀、有失衆和呀、同室操戈呀、自相殘殺呀……在我父親這位憤世嫉俗的老人面前，我感到家庭生活困苦，加以由小康之家落入貧困，我走上了勤工儉學的道路。1947年暑期，我到三臺縣后北街去當家庭教師。當時物價飛漲，學生畢業就是失業，青年學生中形成一種自發的反抗情緒，“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一類的民諺越來越多。
1947年，敬文溫、彭大元兩人介紹我認識了民主同盟盟員、中共黨員李代斌（仲達），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向我宣傳革命，我們四人由於有共同的理想抱負，自然也就有濃厚的感情了，接受李代斌的指引，我組織50個失學失業青年，等待統一行動的使命。我在中江的中心、龍臺鎮、柏樹小學，三臺縣的白店子建立了四個點，共計100多人。1948年，李代斌在劍閣失蹤後，彭大元認識了農工黨中央委員、中共黨員羅任一，加入了農工黨。彭大元回中江時，帶來《中華論壇》以及紀念鄧演達的一些文獻，叫我們學習；並介紹農工黨的政治宗旨及羅任一的身份，動員我和敬文溫參加農工黨。經彭大元向羅任一彙報，批准我和敬文溫爲預備黨員，並把原來聯繫的羣衆和青年學生用“起民社”的名義統一組織起來，作爲發展黨員的橋樑。後來“起民社”社員就是本黨川北地下組織領導的游擊隊員。
1949年春，羅任一認爲川北有了基礎，親自來中江、三臺兩地發展組織。爲了保衛羅任一的安全，彭大元叫我去弄兩支手槍，於是我把父親掌握的兩支手槍偷出來，交彭大元使用。
後來我宣誓正式加入農工黨，羅任一親手擬定入黨誓詞：“我誓願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接受並完成組織賦予的工作任務。”原來的預備黨員都與我同時履行了正式入黨手續，有敬文溫、向春海、楊克己、何樹人、秦延道、許育年、黃紹遠、王開丙、向同升、向理標、魏鶴岑、徐既明、秦國安、謝震、石希賢等20多人，成立了農工黨川北支部，在羅任一的指導下，選出了黨務執行委員：彭大元、楊克己、敬文溫、謝震、何樹人、向春海。敬文溫、彭大元爲主任委員，我負責青年工作，協助組織工作，實際上一切情報、聯絡等都由兩個主任委員叫我去完成的。
爲了接待我們所聯繫的羣衆，我從龍臺鎮中街高勝茂（起民社社員）那裡拿來200個茶碗，與劉成華（成華大學剛畢業）合夥在柏樹榮龍港開了一個小茶館，我們在這裡工作，一是接待羣衆，二是蒐集情報。後因走漏了風聲，茶館不是久留之地，於是由謝與久介紹我到三臺上新巍頂小學去代課。
1949年6月，川北農學院招生，我到三臺縣投考，後被錄取在先修班。我向羅任一彙報說：“我將要到校學習，暫時放棄農村的黨務活動。”羅任一答覆我說：“我們加以研究，過幾天來決定。”後來羅任一說：“這個學校是徐堪私人投資辦的
，收的學費很高，師資又缺乏。”他勸我不要上學，繼續在農村工作，等四川解放後，保送我上更好的大學，公費學習。當時我覺得幾擔米的學費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於是我把強烈的求知慾望暫時壓下來，把希望寄託在解放後。7月底，在農工黨川北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建立了革命武裝力量——“川北農民自衛軍”，我成爲其中的一員。
大約是在1949年8月，農工黨川北支部派我到南充聯絡民主同盟盟員、中共黨員陳西虞。我初次到南充，不曾見過陳西虞的面，按照敬文溫告訴的方法去尋找。我到南充鳳儀街擺地攤的皮匠那裡去訪問，那皮匠帶我到武勝路陳西虞家，面會了陳西虞和他的愛人龍玉（南充市小學教員），得到當時時局的最新消息。他們告訴我，川東已打開一個缺口，可能重慶不久就要解放了，同時告訴我《約法八章》的全部內容。我步行來去共8天時間，回柏樹鄉向農工黨川北支部彙報，聽到這些振奮人心的消息，大家深受鼓舞，士氣高漲。這時，因工作需要，羅任一轉移川南，他向支部交代說：“戰爭時期一切服從解放軍，在一定的時候，我再和你們聯繫。”羅任一指定楊克己主持支部一切決策。彭大元發出了《告川北同胞書》，併到處書寫《約法八章》，控訴國民黨罪惡，鼓動民衆不納糧、拒當兵，打垮蔣介石，爲解放四川出力。
大約1949年10月，國民黨軍隊向後方敗退，農民自衛軍游擊隊分點在柏樹鄉、上新鄉、古井鄉等地活動。國民黨一個警衛部隊停留在柏樹鄉附近，農民自衛軍游擊隊員暗地監視他們的行動。有一天，游擊隊員發現有軍官拿着自己的手槍尋找老百姓換飯吃，我們分析國民黨軍隊得不到軍餉補給，勢必引起災難。經彭大元同意，由我帶了一個柏樹鄉的游擊隊員到柏樹小學找到楊克己、敬文溫和敬渾如，商量驅散國民黨。我和敬文溫都建議：“用歷史上張子簧吹散項羽八千子弟兵的辦法，以語言引動他們思鄉的情緒。”當即由敬渾如寫好十多份公開信由這位游擊隊員向國民黨軍散發。公開信的內容是：“各位官長、各位弟兄，我們同爲炎黃子孫、同胞弟兄，各有父母妻子、親戚侶眷，離亂之年，渴望團聚，古人說：‘月是故鄉明……’貴部官兵，如能放下武器，各歸故鄉，我們當迎之以禮。此刻，我們略備薄酒，敬請各級官員，來集賢飯店共議後事。”並在潰軍周圍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展開政治攻勢。
公開信發出以後，陸續有國民黨的軍官來柏樹集賢飯店談判，農工黨川北支部便準備了酒肉熱情款待，請他們號召各自的部下放下武器，前來柏樹小學的操場裡領取乾糧，農民自衛軍游擊隊已準備了花生十多擔、大米十多擔以及紅苕等食品。這個消息傳出，張家溝和鍾家柴山及大灣等地的國民黨軍隊紛紛放下武器，前去柏樹鄉領糧，彭大元、我、向春海、秦國安、彭天文等組織了起民社社員及羣衆數百人，乘此搬走軍隊丟下的武器，遣散了軍隊，使老百姓免遭兵災之苦。
過了幾天，解放軍鎮江支隊46大隊前來追擊這股國民黨軍，農工黨川北支部派人報告國民黨軍已被遣散的消息，並迎接解放軍到柏樹鄉。鎮江支隊的大隊部就設在農工黨川北支部辦公處集賢飯店。我們給解放軍供應了茶水，並發動羣衆，陸續將所繳獲的武器交給他們，他們感到非常滿意，支持我們公開掛出農工黨川北支部招牌正式開展工作。
這個戰役完畢以後，解放軍鎮江支隊46大隊把我們繳獲國民黨的武器、戰馬以及望遠鏡等開了清單，寫了工作證明。他們離開柏樹鄉時我和彭大元商量，準備把游擊隊原有的武器全部交給46大隊，解放軍政委說：“現在不等於太平了，你們還要保衛自己的支部和地方秩序，我們只收戰利品，不能收兄弟部隊的武器，你們的武器將由當地政府處理。”
1949年12月22日，農工黨受中共中江地下工委的邀請，與中共地下工委配合接管中江縣。黃大成（民主同盟盟員）通知我們帶游擊隊做縣城保衛工作。我們帶了80多名游擊隊員到縣城，中共中江地下工委書記劉平安排我們住宿在北門外師範校，伙食由他撥給我們，我們在這裡無論白天黑夜荷槍實彈站崗放哨，防止敵特的破壞，一共堅持了十幾天。中江縣大隊成立後，游擊隊的全部武器便交由黃大成清點接收。
後來，由黃大成介紹，劉平安排我在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秘書室工作。工作一月左右，常習之建議派我到興隆，清理積穀和搞點預借糧供應起義部隊。臨去時，常習之向我交代了情況，他說：“我們雖然接管興隆的徵收處，但是糧食已經不多了，那裡的留用人員曾敬候是個50多歲的老頭子，只能寫中式賬。一天，突然來了一師多軍隊，逼着他要糧，他沒有辦法，向我告急，這個問題如不處理好，恐怕要擾亂縣城，所以我派你去，需知這次任務不可等閒視之，必須當成又一次地下工作，你到了那裡必須用手腕，拉攏僞鄉保人員，剩下的事就好辦了。”
我來到興隆鄉公所，鄉公所大門緊閉，並無人跡。我的同學袁代英給我介紹認識了鄉長劉得賢，劉得賢把我接到鄉公所，說：“貴黨來接收鄉公所，我們立即辦理移交手續。”於是就叫來一位名曾富之的幹事，準備移交了事。我看情況不好，就拉他們去喝酒，喝酒中閒聊，拉近關係。我認真回答劉得賢想要知道的縣城解放方面的問題，並向他指明前途，鼓動他辦點糧食給起義部隊，使地方不受擾亂，建立功德。劉得賢表示願意配合我工作。於是我們便討論糧食的來源，劉得賢說：“一是有四倉積穀，二是可以按往年的田戶預借一點，明天召集各保長前來開個會，大家動手，事情就不難辦了嘛！”我聽了鄉長的這番話，便稱讚他說：“這次我這項差事就要依靠劉鄉長做主囉！”按照這些辦法我們行動起來。那裡情況複雜，工作困難、艱苦、危險。在徵糧過程中，我屢被國民黨軍毆打，但爲了中江各級人民政府的奠基事業，我忍辱負重，忠實地努力工作，圓滿完成了任務。我們弄來了一些糧食集中在僞徵收處，掛上臨時倉庫的招牌，並出安民告示：此糧“暫時供給當地軍需民食”。不久，解放軍到達興隆，派來了軍事代表。縣城派來了正式徵糧工作隊，我就只管收發糧和賬目，不管催糧的工作了。曾敬候因病退職，由我接管僞徵收處，改爲縣倉庫派出倉庫。這裡的國民黨軍通過改造向解放軍交了武器，社會秩序便比較安定了。在中江縣第一次擴大幹部會上，我被選爲第一名模範，在大會上受到中共中江縣委陳秘書的高度讚揚，並獲得銀質獎章一枚和獎品獎勵。會後縣委任命我爲馮店區糧食倉庫主任。
（此文根據謝震1986年所寫簡歷修改。謝震，已故，原系農工黨川北支部黨務執行委員；整理者周時秀，系農工黨四川省委調研員，已退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