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貢大鹽商羅筱元所經歷的新舊鹽都
羅功田 宣旗
1949年8月，時局更加混亂。以侯策名、熊佐周、羅筱元、羅華垓爲代表的“新四大家族”等,諸多曾經“川鹽濟楚”、“富甲全川”的自貢鹽商焦頭爛額。爲此，他們頻頻聚會，還打電話約貢井的朱儁臣，聯繫赴渝的劉瀛洲等，請其參加商議如何“集體清賬”。所謂集體清賬，即實爲集體倒賬，也就是大家都不幹了。
爲此，剛剛上任不久的自貢市長甘績丕（中國民主同盟會員，原四川省田糧處副處長兼《華西日報》社社長）爲了把這場倒賬風波壓制下去，便在表面上威脅鹽商們說：“誰擾亂市場，我就抓誰！”而在暗地裡，甘績丕卻在按行前中共川西特委通過民盟所作的指示，積極開展策反、起義工作，爲迎接自貢的解放做好一切準備。
與此同時，甘績丕一方面注意保護和依靠本地的進步勢力，爭取和團結中間力量；一方面又利用市長的合法身份，巧妙地同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周旋和鬥爭。同年10月，中共組織派唐星平來自貢，與甘績丕聯繫部署自貢的和平解放事宜。同時傳達了中共組織的5點要求：要堅決保護好自貢鹽場的生產設備；要切實掌握地方武裝力量，不讓國民黨將其拖走；確實保障地方治安，不要發生擾亂事件；廣泛宣傳中共的寬大政策和城市政策；設法釋放革命政治犯。
此期間，因爲“新四大家族”之一的侯策名在重慶借貸不少，此時債權人紛紛上門要債，有人便勸侯策名將在渝的存鹽隨市賣掉償還欠款。但鹽價不振，全部存貨售出的金額也不及欠款的三分之一。加之資金猛漲，侯策名的債臺越築越高，更使他坐臥不安。
作爲民族資本家，侯策名歷來渴望民族興旺，國家富強。1926年，他與工商界進步人士一起成立了“自貢新商會”，同年參與組織反帝愛國遊行活動，組織創辦《策進》刊物，開展進步宣傳活動。國民黨掀起反共**時，他積極參與營救活動，先後成功營救保釋出被捕的共產黨員餘明和楊炯昌。抗日戰爭時期的1944年，愛國將領馮玉祥來自貢發動節約獻金運動時，身爲商會會長的侯策名帶頭響應，當即便滿腔熱情地慷慨解囊，捐獻了600萬元法幣。
“新四大家族”之一的羅筱元亦不例外，1946年間，他看中烏虎煙（現今檀木林招待所地址）的一塊地方，巧妙地以地皮火圈爲交換條件，把原主李樹全的地基房屋購買到手，於1947 年動工興建“羅園”。
1948年末，由於貨幣貶值日益加劇，導致“新四大家族”等聯合共建的“四川鹽業公司”所集股本、投放資金，遠遠不敷貶值損失。爲此，羅筱元等“新四大家族”成員，雖想購囤物資，但又不敢違反禁令，承擔風險。於是，董事會決定由各股東選擇一個董事承借認息。
此時，手中握有大量餘款的羅筱元倡議，趁此時還有黃金市場（官賣已停），應該購存黃金，以換取外匯。但侯策名、熊佐周、顏憲陽、張開銘等或因恐“懷璧其罪”，或因手頭拮据，便加以反對，遂作罷。
後經四川建設廳長何伯衡與法國銀行團的介紹，法國地質勘測公司派包定尼（瑞士人）在羅蟄潭（羅筱元之子，學地質出生）的翻譯下，前往四川隆昌、富順、鄧井關等處勘探鹽礦情況。工作將近一月後，羅蟄潭認爲，鄧井關的鹽場前途可觀，其中心在擦耳巖處。
爲此，羅筱元等相約保密，以便將來在此開闢鹽場，並將來先將田土山場全部買入，以便獨佔。這正如後來羅筱元在《 四川鹽業公司的籌組與結束》一文中所寫的那樣，當初組設“四川鹽業公司”之目的，除了改進生產技術設備與淮鹽競爭銷場外，“可使新興而日不滅，對原有產權利益起到保護作用。可使一個銷岸、兩個對立的自貢外界從此打破，可以關閉鹽場大門保持固有產權，不讓外人進來。”
1948年底，隨着“羅園”竣工，羅筱元於1949年元月遷入居住。由於當時已是“兵荒馬亂”狀態，羅筱元雖有“洋房辦而不能安居，想出走怕遭兵劫，欲住下又怕匪搶，忐忑不安”。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後，國民黨政府覆滅在即，財政經濟一片混亂，金圓
券不斷貶值，發行額雖不斷加大，但仍無法應付收交。5月中旬，因“中央銀行”發行了五百萬元的鉅額本票，更加刺激物價上漲，利率亦隨之飛昇。由於鹽場子金由半月一結改爲“五日一折”的計息法，其利率最低亦達60%左右。此期間，熊、侯、羅、羅本來是殷實之家，在此物價高漲，井、竈繳用增大等多種情況下，均由昔日的放款者驟然變爲貸款者。
不久，國民黨政府又再次變換手法，改金圓券爲銀圓券，如以前是三百萬法幣摺合金圓券一百元，現則要五億金圓券換銀圓券一元。到後來，隨着局勢發展，連銀圓券也形同廢紙，民間多實行銀圓交易。
爲此，羅筱元等利用重慶賣鹽實行銀圓交易之機，冒兵匪搶劫的危險，儘量賣鹽搶運銀圓回井，以供償還債務及維持井、竈繳用之需。
但由於子金價值太高，熊、侯、羅、羅仍不能解決負債問題。與此同時，熊佐周、劉瀛洲等也都負債甚巨，大量資產被抵押，除卻餘述懷已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自貢所有鹽商幾乎都走到了破產邊緣。特別是鑑於顏心舍、顏憲陽先後破產之事，更是導致他們無不憂心忡忡，乃多次密謀，精心策劃，並聯合顏心舍、王績良、張毅甫、黃象權等人，實行“集體清賬”。
關鍵時刻，針對“新四大家族”各自不同的具體情況，鍾嶽樵（重慶商務辦事處主任）念及侯策名過去的功德，勸其暫不要將重慶的存鹽出售，並出面懇請債主寬限三月時間。鍾嶽樵的意思，是讓侯策名用三個月的時間做賭注，靜待時局變化，希望能讓事情有所轉機。爲此，處在破產邊緣的侯策名經過反覆思考後，同意了鍾嶽樵的看法。
果然，不到三個月，便因爲重慶解放，鹽價得以復漲，使侯策名在重慶的存鹽銷售完畢，即刻清還了所有債務。
1949年11月中旬，甘績丕在原慧生公園召開會議，研究加強城防工作，防止散兵、流氓擾亂社會治安。11月24日，甘績丕利用市工會在“鹽工之家”召開有200餘人參加的鹽工代表大會，號召大家組織起來，保護鹽場生產設備。
12月3日，解放軍向川南挺進，在解放了納溪、合江後，又解放了瀘州。此期間，自貢各界一片慌亂。而一些守城部隊也開始蠢蠢欲動，有的想逃走，有的妄圖抵抗。
針對國民黨一位軍方負責人力圖頑抗之事，甘績丕一再勸說：“不能再打了，要顧全自貢市鹽場的經濟命脈，使老百姓免遭塗炭。”繼而，在與解放軍軍方取得一致的意見後，這位國民黨軍方負責人答應撤退隊伍。
12月4日午後5時，解放軍到達富順縣的鄧關。
12月4日晚，國民黨自貢市警備司令卿雲燦，率部向榮縣方向撤退，後在樂山縣太平寺起義。
在接到解放軍二野三兵團10軍28師參謀長劉明鑑打來的電話後，甘績丕與國民黨當局警備司令部楊續雲副司令決定，派徐至誠（時任《華西日報》記者，民主同盟成員）作爲代表迎接解放軍。
12月5日凌晨零點30分，徐至誠在市郊東興寺依稀看見爲了進行“火力偵察”的解放軍先放了幾十槍，不知情況的鹽警部隊隨即還了兩槍。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徐至誠跑到兩軍之間高聲大喊：“我代表甘市長來歡迎人民解放軍，請速派出代表與我接頭。”
因中共地下黨有關人員已向部隊傳達了甘績丕市長有關“和平解放自貢”的命令，解放軍28師82團停止了“火力偵察”。
與此同時，徐至誠大聲阻止鹽警隊開槍，連說“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不要打！”並在向鹽警部隊傳達了甘績丕市長“將槍倒掛肩上，不準抵抗，歡迎解放軍入城”的命令後，徐至誠與解放軍的負責人等接上頭。
12月5日凌晨1時，解放軍向空中打出了幾發耀眼奪目的信號彈後，徐至誠帶領解放軍代表抵達自貢市政府大樓。
當天凌晨2時，甘績丕和市參議會參議長李秉熙、市商會會長侯性涵、地方法院院長丁德立等20餘人，在市政府歡迎解放軍。
12月5日上午，甘績丕市長同解放軍先頭部隊首長會見後，即率領全市軍警及政府各機關2700餘人起義，宣佈自貢市解放，隸屬川南行
政公署。
12月6日，自貢市舉行熱烈隆重的歡迎解放軍入城儀式，甘績丕率領原政府各機關團體負責人和羣衆代表，在濱江路一帶夾道歡迎。
由於平穩過渡十分順利，自貢街頭呈現一片繁榮景象，那些原本關門的商店紛紛開門營業，人們載歌載舞，玩龍燈獅子舞，歡慶自貢的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前夕，由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和受國民黨反動派欺騙宣傳的影響，羅筱元不瞭解共產黨對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便經常茶飯不思、惴惴不安。爲此，他曾與熊佐周私下商議，認爲他們在自貢目標太大，約定必要時到別的地方去躲一躲。殊不知，熊佐周竟在不通知羅筱元的情況下，就帶着黃金、銀圓、坐上自己的汽車跑到重慶去了。此後，羅筱元想躲到鄉下去，但又怕不安全，便只好坐待解放。
12月4日晚間，得知人民解放軍將到自貢，羅筱元不敢住在家裡，便到有稅警部隊警衛、靠近他家的鹽局宿舍暫觀風色。次日凌晨，聞自貢已經解放時，無暇回家的羅筱元急忙上街觀看究竟時，途遇市長甘績丕，便一道去陝西廟歡迎解放軍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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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國民黨軍第22兵團司令兼第72軍軍長郭汝槐等，率部3.1萬餘人在四川宜賓起義。起義部隊經過整訓後，編入人民解放軍。
12月30日，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頒令，任命二野第10軍政治委員兼任川南軍區政委的王維綱擔任中共自貢市委員會書記兼自貢市人民政府市長，甘績丕爲自貢市副市長。
如果不是自貢得以解放，市場恢復，以侯策名、熊佐周、羅筱元、羅華垓爲代表的鹽商羣，或許早就黯然退出了各自的歷史舞臺。
相見之下，解放軍負責同志和顏悅色地宣傳黨的政策，氣氛如同家人般的融洽，方使羅筱元的心情安定下來，隨即回家與家人歡聚。
新中國成立後，羅筱元在黨的教育下，逐步明確了黨和人民政府對民族工商業者實行團結教育改造、和平贖買政策，提高了覺悟，願意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併爲社會主義服務。
1950年，人民政府即積極從事自貢鹽場的恢復工作，制定了“重點扶持，分期恢復”的方針，對成本低、產量大、質量高的井竈進行積極扶持，幫助提前恢復生產；對產量不大、質量差、成本高的井竈，逐步分期恢復；至於產質低劣、成本特高的井竈，則依勞資兩利原則，准許資方停產，工人另作妥善安置；對已經恢復生產的井竈，大量貸給物資（鋼絲繩、白鐵皮、大米、菜油、公鹽等）和現款。由鹽務機關出面，幫助鹽場向人民銀行貸款。政府實行統購包銷，提高收購價，調動了鹽商生產積極性。
羅筱元的井竈多數生產條件較好，屬於重點恢復之列。他積極響應政府號召，首先獨資恢復大滌井的生產。隨着人民政府大力疏通場積和各岸所積存鹽，羅筱元的存鹽得以脫售，資金週轉日趨靈活。於是，他又擴大集資組成“五一鹽業公司”，把載福井也合併在內，並投資在關外毛家壩建立骨粉廠，爲農業生產提供肥料，從而得到政府和羣衆的信任，擔任自流井場生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在此期間，羅筱元爲了償還債務，便以“羅園”作價，抵償公款。
在1950年冬的減租退押運動中，羅筱元積極擁護人民政府的政策，備款退賠農民，市人民政府安排他和其他工商業者鍾嶽樵、賀孝則等人，參加城鄉聯絡委員會，協助政府辦理減租退押工作。
爲此，據其遠在美國工作的孫兒羅照田介紹：“解放後，羅筱元一直與黨和政府密切合作，曾任自貢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自從他交出‘羅園’後，就一直在解放路市政府隔壁，另購了一獨院居住，並至‘文革’時去世。解放後，他長期以工薪爲生，公私合營後的全部定息，也分文未用。1960年代初期，國家的教育事業急需發展擴大，他與自貢其他民建人士一起，以自己的定息及部分公債，集資興辦了三所民辦前進中學，從而爲教育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
羅功田（成都理工大學核技術與自動化工程學院教授）
宣旗（中國保護消費者基金會《商品與質量·消費市場》雜誌新聞觀察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