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專家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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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前:與亞歷山大·利洛夫論改革

當我們談到社會主義崩潰的主要原因時,要講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個原因,社會主義的失敗,是它沒有跟工業社會或者信息社會這些技術革命結合起來。大家知道,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遇到了結構性危機。甚至很多人說,西方社會很難克服七十年代的危機。但資本主義終究還是克服了這場危機。它把新技術結合起來,利用起來。比如說當時計算機出現了,在交通運輸方面進行了改造,在信息方面進行了改造,在資本的全球化方面做出了努力。在跨國界、跨民族之間的貿易上面,也進行了改變。當時社會主義並沒有做出應有的反應。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開始做一些改革,在保加利亞也制定了改革的初步方案。最早是匈牙利。但是到六十年代的末期和七十年代,這場改革的浪潮就停止了。最主要的事件,就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當時,我們國家也派了軍隊去捷克。當然布拉格之春是一個表面現象,真實的原因是社會主義者沒有意識到要進行政治的改革,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爲世界在進步、在前進,而社會主義則停滯不前。這樣它就落後於周圍的世界,在經濟上沒有競爭力,沒有更多的資源來改善人民生活。而在軍事工業建設中,社會主義卻花了很多的錢。

沒有進行深刻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並不僅僅說,社會主義沒有進行像樣的真正的改革,而是說它對這場改革表示不理解,沒有很好的思想準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蘇聯的改革中以及我們保加利亞在改革中,沒有出現一個歷史性的人物,他能夠領導或者指揮這場改革。而在中國出現了鄧小平。在我們歐洲人看來,在我看來,鄧小平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鄧小平理解了,社會主義也要現代化。當鄧小平走上歷史舞臺的時候,蘇聯勃列日涅夫多病,老朽得不能管事。

每次勃列日涅夫到保加利亞訪問的時候,都是我到羅馬尼亞接他,然後一直陪他坐火車到邊境上,把他接到索菲亞。他當時不僅身體不好,病重,而且一大幫人圍着他轉,希望能夠跟他談上話。所以蘇聯要進行改革的話,是多病的生命垂危的人在領導這項改革。這是很大的損失,對社會主義陣營來說是一個損失。

勃列日涅夫之後是安德羅波夫。不知道你們怎麼評價安德羅波夫。我的評價是很高的。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人物,我把他和鄧小平相比。他是一個很有知識的人,博學的人,他有很強烈的權力慾望。他對社會的現實,對蘇聯當時的情況瞭解得很多。他的思維也是符合現代要求的。他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只待了一年多。如果他能繼續活下去的話,他會像鄧小平那樣進行一場中國似的改革。他當總書記一年,但大部分時間是住在醫院。1982年,他寫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題目就是《蘇聯要進行深刻的改革》。後來契爾年科上臺,這是一個政治上很弱的人物,而且年紀也大。他不像一個領袖人物,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能力。然後戈爾巴喬夫上臺。後面我們會進一步談戈爾巴喬夫問題。戈的表現,不符合歷史的潮流,沒有達到歷史的高度。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具體的操作上,他都沒有進行一項真正的改革。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沒有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從而也就導致了最後悲劇的發生,留下了大量的沉重的問題要解決。在蘇聯的領導層中間,沒有出現一位有水平的領導人物。像列寧、斯大林、鄧小平式的這樣的人物沒有出現。當時需要有這麼一個人物來領導改革,能使它符合歷史的潮流和要求。

第三,導致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是在我們政府、黨內部,沒有造成一種改革的形勢。我們當時最害怕的,不是改革要碰到一些根本的、敏感的問題,而是企圖把一些錯誤的東西掩蓋掉、掩飾掉。

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現在有兩種基本的觀點。一種說法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是由於內部的出賣即叛賣。還有一個說法,社會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外部,是帝國主義的原因。帝國主義無疑仍然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從十月革命開始,俄羅斯的國內戰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一直是要消滅社會主義的,一直在網羅間諜,一直在用戰爭、用衝突、武器的競賽,來拖垮社會主義。而且一直在孤立社會主義,使之無法同周圍世界發生聯繫,取得技術上的發展。當然還有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措施,甚至是很具體的方法。如果我們把外界因素估計過低的話,是很天真的,不恰當的。但只用外部因素來作解釋,則把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想得太簡單了。

我們社會主義往往是把很多內部的問題,都推到外面,說是外面造成的,帝國主義造成的。我認爲這種觀點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它只說明瞭一部分真相,但沒有說出根本的原因。第二種觀點,認爲尋找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要從我們內部來找,這是主要的。這並不是要降低外部的影響,而是認爲社會主義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在社會主義的內部。那麼,導致社會主義失敗的一些最主要的內部因素究竟是什麼呢?

有這樣幾個主要原因:第一,社會主義取得革命的勝利,不是在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落後的不發達的社會取得了勝利。現在在俄羅斯和西方有一些人認爲,搞十月革命是錯的,完全是由一部分人的意志來決定,要搞這個革命。我認爲這種

看法是錯誤的。歷史就是歷史,誰也不能決定歷史的發展趨勢。偉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這都是歷史的現實。這不是歷史的悲劇,而是歷史的發展。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但有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在落後國家取得了勝利,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來表現、展示自己。社會主義革命在俄羅斯,在中國,在東歐勝利時,沒有很好的成熟的歷史條件來創造社會主義。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這些國家,都沒有像英國、法國、德國這些國家發達的工業技術。社會主義不具備這些歷史性的條件。當時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遠遠低於英國、法國這些發達國家,當然這也不是件壞事。錯誤的是我們當時沒有理解,社會主義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建成,而資本主義是用了很長的歷史時期來發展自己的。所以斯大林在1936和1938年就宣佈,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勝利了。進行十月革命才二十年,在一個落後的俄羅斯就勝利了。

赫魯曉夫宣佈,到八十年代末共產主義要在蘇聯實現。這也是一種幻想,一種烏托邦思想。鄧小平說得對,搞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都要一百年。這就是說社會主義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來解決它在取得革命勝利時沒有解決的社會遺留給它的一大堆問題。

社會主義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它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的理論。我說了馬克思、列寧都是天才,但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天才,十九世紀的天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列寧也去世了,這些天才都沒有了。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他們這些人,也都離開了歷史舞臺。伯恩斯坦早就不同意蘇聯、俄羅斯式的社會主義。他批評俄國式的社會主義,但並沒有提出更好的社會主義理論。

在我們保加利亞,在其他東歐國家,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了,使它喪失了創造力和生命力。當時沒有對社會的現實進行科學分析,沒有對當時世界的現實,對本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科學的分析。僅僅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一種光明的未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和缺陷。我們的實踐證明,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僅僅停留在這個階段,那麼它不可避免地要失敗。換一種說法,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這些東歐國家的危機,導致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失敗。

(《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6期)

王一鳴: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維度

今後一個時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改革的協同推進和統籌安排,需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維度。

第一,加快經濟轉型的改革。近年來,隨着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各種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地暴露出來。這雖然有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部需求收縮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動力已經減弱,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越來越不適應外部環境和經濟增長階段性變化。經濟轉型遲緩主要受到體制條件的制約,這主要表現在:政府職能轉變滯後,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越位錯位缺位現象仍較爲普遍;國有經濟佈局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非公經濟發展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財稅、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滯後,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資源環境壓力沒有完全通過價格信號傳遞給市場主體,必須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

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又一次重大突破。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就是比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方面,漸進推進市場化改革,不斷擴大和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範圍和功能,另一方面,有效發揮政府動員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作用。但是,隨着我國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驅動爲主,逐步轉向由創新驅動發展和提高效率爲主的階段,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也要進行相應調整。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就要進一步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爲市場主體服務,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尚未完成,還處在市場逐步完善成熟與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之中。我國發展現實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一方面有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政府職責邊界不清,政府仍然管着一些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恰恰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市場監管等管理事項還沒有完全管住管好。改革的基本方向,應該是更加尊重市場經濟規律,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把應該由市場承擔的功能交給市場。

當前,加快經濟轉型,應加快土地、技術、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更好地發揮我國資源要素潛力和綜合配置優勢。全面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加快國有大型企業改革,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促進產業升級、參與國際競爭、提升綜合國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消除各種制度性障礙,打破事實上存在的“玻璃門”和“彈簧門”,強化產權保護,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機制,改革資源環境稅費制度。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現代金融體系,穩步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

化改革。

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是解決我國內外需失衡、投資消費不協調、產能過剩壓力過大等結構性矛盾的重要途徑。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人口城鎮化滯後於土地城鎮化、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滯後於城鎮化發展要求,是我國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要有效降低人口城鎮化門檻,消除人口城鎮化的體制障礙。爲此,要以解決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爲重點,加快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革。近年來,各級政府在保障民生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就業、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仍然較多。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根本上要靠推進民生領域的改革,這不僅有利於解決民生問題,而且對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都至關重要。爲此,要重點圍繞與民衆利益密切相關的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統籌城鄉等領域,加快推進改革,編織覆蓋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

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要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爲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深化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保護勞動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形成更加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制度,創造條件讓全體社會成員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和公平競爭富起來,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要改革和完善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統籌城鄉發展,當前需要加快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做好農村產權的確權、登記、頒證等工作,循序漸進推進土地管理制度和徵地制度改革,建立科學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製度,切實維護好農民合法權益。

第三,促進公平正義的改革。公平正義是經濟社會創造活力的源泉。只有獲得公平競爭、平等發展的機會,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纔能有效釋放,社會主體的發展空間纔能有效拓展。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爲各類市場主體和廣大民衆營造公平正義的制度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爲各類市場主體營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就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特別是要爲非公有制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保證各類市場主體能夠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抓緊清理有礙公平競爭的政策法規,最大限度地激發企業投資創業的積極性。爲廣大民衆營造平等發展的制度環境,就要深化教育、就業、創業等方面的改革,在擴大橫向流動的同時,增強縱向流動,打破社會階層固化,切實促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更好地激發社會活力。

第四,實現生態文明的改革。我國生態環境的巨大壓力要求大力推進制度創新,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當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快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以更好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係、環境污染代價和生產安全成本。資源性產品價格不合理,客觀上會造成過度需求和浪費,甚至誤導產業發展。正確的價格信號不僅能倒逼市場主體節約資源,還能激勵社會開發節約資源的技術。從國際上看,節能技術和替代能源發展,都與資源供需形勢變化和資源性產品價格上升密切相關。完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資源產權制度。

生態文明制度還涉及環境保護制度、生態建設制度和國土空間開發制度。近年來公衆的環境意識明顯提高,環境問題引起的突發性羣體事件明顯增多,要求加快改革環境評價制度,提高環評的獨立性、客觀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加快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此同時,還要健全生態補償制度,加快制訂和實施生態補償條例。國土空間開發制度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按照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建立健全國土空間開發的規範和標準,嚴格禁止失序失範失當的國土開發活動。

第五,釋放市場主體活力的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關鍵。近年來,政府職能轉變取得積極成效,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職能得到增強,用於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的財政支出大幅增加。但總體上看,政府職能轉變仍然滯後,政府資源配置範圍仍然過大,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干預仍然過多,公共服務供給仍然不足,市場監管仍然薄弱。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核心是要簡政放權。簡政放權不能僅僅停留在機構撤併上,而是要在職能整合、流程再造、提升效率上下功夫,把市場和社會能夠承擔的職能交還給市場和社會。要按照權力和責任同步下放,調控和監管同步強化的原則,把該放的堅決放開、放到位,該管的堅決管好、管到位。政府管理的重心要適當由“前端”向“中後端”轉移,加強事中監管和事後評估。對政府公共服務,也要創新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更多實行政府購買服務。只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爲經濟轉型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中國經濟時報》2013年10月10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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