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發表後的第4天——1978年6月2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肅省委召開的理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緊接着，6月30日，《甘肅日報》發表了“甘肅省委宣傳部和《甘肅日報》編輯部召開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座談會”的報道。
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甘肅對“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討論！這意味着，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不再只是侷限於北京，侷限於中央報刊。這一討論，開始在各地展開，而甘肅打響了第一炮。
甘肅地處大西北，屬於經濟不發達地區，在政治上也只是一般性的省份，然而，在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在各省市委之中，卻一馬當先。甘肅原來的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冼恆漢。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宋平擔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蘭州軍區第二政委。
宋平是山東莒縣人，原名宋延平，生於1917年4月。他9歲才上學，連着跳級，很快唸完了小學、中學。
據宋平之子宋宜昌告訴筆者，一個非常奇特的機遇，使宋平有機會到北平上大學：那是宋平的哥哥參加萬國郵政獎，得了獎——300大洋！於是，哥哥把這筆錢給了宋平去北平上學。
這樣，宋平進入北平農業大學。在農業大學唸了一年，宋平又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
1936年，宋平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翌年加入中國。宋平擔任過延安馬列學院組織科長、重慶《新華日報》編輯部秘書長、南京代表團周恩來政治秘書、東北總工會副主席。這樣，宋平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閱歷。
1949年後，宋平擔任過政務院勞動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
1958年，在的領導下，中國掀起了“大鍊鋼鐵”的熱潮，鋼鐵生產的指標一次次攀升，完全脫離了中國當時的生產能力。
1959年，中國的鋼鐵生產指標定爲年產1800萬噸。
1959年春，在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討論鋼鐵生產指標時，作爲國家計委副主任，宋平作了重要發言。宋平沒有正面批評當時的高指標，卻是算了一筆細賬：要完成年產這麼多的鋼鐵，需要多少鐵礦石，需要多少石灰石與焦炭，需要多少運輸能力，而當時中國的鐵礦石、石灰石、焦炭的生產能力是多少，運輸能力又是多少……再說，煉出多少噸鐵，才能生產多少噸粗鋼，而粗鋼還得精練，要開坯，要軋材，每一道工序都要損耗……
宋平用具體的數字，實實在在的計算，證明了高指標遠離了中國的生產實際。宋平指出，當年完成1800萬噸鋼是很困難的。宋平的發言，深爲陳雲所讚賞。散會時，走到門口，陳雲拍着宋平的肩膀說：“質量！質量！”
陳雲的意思是必須強調鋼的質量，克服當時片面追求鋼的產量。當時的鋼鐵很多不符合質量標準，成了廢品。後來，在陳雲的強調下，總算把鋼鐵生產的高指標降了下來。
1960年，宋平調任西北局委員兼西北局計委主任，這樣開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宋平擔任“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
“文革”中，宋平曾受到非難，在“牛棚”裡關了一年多。後來，陝西要搞生產，成立了“生產指揮部”，讓宋平當顧問。這樣，宋平纔算又開始工作。
那時宋平全家5口人，擁擠在一間20多平方米的屋子裡，過了兩三年。
1972年，宋平出任甘肅省委書記、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從1977年6月17日起，宋平成爲甘肅的“一號人物”。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之後，宋平便在甘肅注意到了這篇不同凡響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
在宋平的提議下，甘肅接連開了兩個座談會：先是在6月25日由甘肅省委召開甘肅省理論工作座談會。接着，在6月27日，甘肅省委宣傳部和《甘肅日報》在蘭州聯合召開“真理標準”座談會。
這兩個座談會，座談的都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兩文所提出的“真理標準”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省級第一個“真理標準”座談會，是在甘肅召開的。6月25日，作爲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宋平指出：
我們要刻苦學習，弄懂理論。路線是非是可知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些問題已經有了實踐，有些問題還有待繼續實踐，真正通過實踐有把握了，心裡也就踏實了。我們搞社會科學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堅持唯物主義，堅持真理，當老實人。要拿出勇氣，追求真理。
緊接着，“真理標準”問題座談會在蘭州召開。當時的報道是這樣寫的：
爲了深入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發揚黨的理論與實踐相聯繫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省委宣傳部和本報編輯部於6月27日召開座談會，座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最近發表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重要文章，討論關於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參加座談會的有在蘭州的部分大專院校、省委黨校和蘭州市委黨校、部分廠礦企事業和蘭州市委宣傳部的有關負責同志。
報道對剛剛發表不久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給予很高的評價：
大家在座談討論中一致認爲，《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等重要文章，正確地闡明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符合的一貫教導。這些文章對、“四人幫”多年來顛倒理論和實踐關係的罪行，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對我們從思想上理論上深入揭批“四人幫”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應當認真學習。
報道批判了對思想的“絕對化”、“宗教化”的錯誤傾向：
大家指出，多年來，、“四人幫”反對馬列主義和思想的一個十分惡毒的辦法是，打着“高舉”的幌子，宣傳什麼“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頂峰”、“最高真理”、“絕對權威”、“句句照辦”等等，從而把馬列主義和思想絕對化、宗教化。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窒息馬列主義、思想的革命靈魂，否定它是科學真理。
這樣，他們就可以從根本上推翻馬列主義和思想，從根本上埋葬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以致整個毀壞黨的革命事業。這是他們糟蹋和反對馬列主義、思想的最卑鄙的伎倆。
報道雖然沒有點“兩個凡是”的名，但是尖銳地指出，“兩個凡是”實際上是、“四人幫”流毒的反映：
我們許多同志至今辦事情，做工作，不從實際情況出發，不看它是否合乎客觀實際，是否對廣大羣衆有利，而是依它是否符合本本而定；執行上級指示，不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而是照本宣科，照抄照轉，當“收發室”，等等，就是這種流毒的反映。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下定決心，徹底清除它們的流毒。
應當說，地處西北一隅的甘肅，在當時能夠如此態度鮮明地支持《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兩文，確實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張平化向各地“打招呼”之後，仍不顧“禁令”，在各省之中第一個站出來積極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更不容易。
筆者託宋平之子向宋平請教：爲什麼甘肅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會在全國領先？有沒有來自北京的“關係”在起作用？1996年5月29日，宋平給予了答覆：“當時甘肅完全是獨立發起的，並沒有北京的‘關係’在起作用。”
宋平說：“甘肅率先開展‘真理標準討論’，是因爲當時甘肅不開展這個討論，不批判‘兩個凡是’，任何工作都無法進行。”
宋平還說，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甘肅也是在全國比較早的，因爲甘肅是個十年九旱的地方，農民很窮。不進行這樣的改革，農民早就沒飯吃了。
筆者得知當時主持《甘肅日報》工作的總編輯劉愛芝，如今已經調往北京工作，便於1996年5月26日對劉愛芝進行採訪。
劉愛芝這名字，很容易令人誤會是女性，在“文革”中進“牛棚”時甚至把劉愛芝列入打掃女廁所的名單。其實，劉愛芝乃男子漢。他曾在《紅旗》雜誌擔任編輯，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甘肅。平反後，他擔任過縣委書記，後來擔任《甘肅日報》總編輯。
劉愛芝說，正因爲甘肅窮，又深受“左”的長期禍害，所以“窮則思變”，深知不批“左”、不批“兩個凡是”，甘肅翻不了身。在宋平同志領導下，甘肅率先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我們都切身感到，“左”的東西不清除不行。抓住了批“兩個凡是”，就是抓住了當時思想工作的根本。
劉愛芝說，他從1959年起就遭受“左”的災難，所以對“左”的一套深惡痛絕。《甘肅日報》上關於甘肅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報道即出於他的手筆。
劉愛芝說，《甘肅日報》在宣傳報道個體經濟方面，在全國也是最早的。當時，甘肅農村出了個養雞致富的個體戶，他跑去採訪，寫報道。宋平同志看了報道，很讚賞，指示寫評論加以推廣。
甘肅一馬當先，早於第二個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省份——黑龍江省——達40天！比起別的省份，更可謂遙遙領先了！
科學家加入戰鬥行列
七月流火。隨着氣溫的上升，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論戰也不斷升溫。
北京哲學界和甘肅省理論界相繼介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之後，自然科學家們也加入了這一討論。
其實，自然科學家們早就注意到“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前已提及，就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的第3天，高能物理學家何祚庥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確實，在自然科學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道理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的。因爲一切自然科學理論，只有經得起實驗——也就是實踐檢驗——才能確立。這是衆所周知的，是誰都承認的。
中國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傅鷹教授有句名言：“事實是科學的最高法庭。”所以，任何科學理論，只有經得起事實（實驗）的檢驗，才被承認爲理論。正因爲這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中國科學界得到熱烈歡迎。也就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剛剛發表之後，主持科學方面領導工作的方毅就非常重視這篇文章。
方毅，福建廈門人氏，1916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國。他曾先後擔任過山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長、財政部副部長、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
據方毅秘書郭曰方告訴筆者，對於方毅來說，1977年1月13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這一天，方毅的工作發生了大變化，他被任命爲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兼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從此，方毅從對外經濟聯絡部的領導工作，轉向了科學教育方面的領導工作。
當時，郭曰方正在對外經濟聯絡部值班室工作。忽然，陳慕華找他談話，說是要調他擔任方毅同志的秘書，並立即隨方毅同志前往中國科學院工作。郭曰方服從了組織的分配，立即收拾文件，隨方毅奔赴新的工作崗位。
不久，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主動向中央要求抓科學、教育工作。於是，方毅成了鄧小平在科教工作方面的副手。那時，鄧小平跟方毅在工作上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方毅很認真地貫徹鄧小平對科教工作的指示。
鄧小平在1975年第二次復出時，派往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只是胡耀邦剛剛對這個“文革”的“重災區”進行調查，還沒有展開工作，就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趕下了臺。如今，方毅繼續着當年胡耀邦未竟的工作。
雖然“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左”的影響還非常深刻。郭曰方記得，他隨方毅一到中國科學院，第一件事是去看望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接着，就忙着跑研究所。方毅說，他必須對一個一個研究所進行了解，摸清存在的問題。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方毅在1977年8月上旬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鄧小平出席了會議，並在8月8日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使科學家們深受鼓舞。
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在中國科學院傳達之後，科學家們羣情振奮。郭曰方記得，那時每天一上班，辦公室前就排起了長隊。中國科學院冤假錯案成堆，蒙冤者聽說方毅來了，紛紛前來向他申訴。爲了能使方毅考慮中國科學院的全面工作，郭曰方代表方毅出面接待一個個來訪者，然後把情況向方毅彙報。
郭曰方說，他那段時間的工作非常累，方毅比他更累。即便如此，方毅每天忙完工作之後，在深夜仍有三項“雷打不動”的安排：一是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廣播，二是堅持半小時學習外語，三是堅持半小時練書法。在完成這“雷打不動”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發動科學界積極參加“真理標準”大討論，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論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三項工作後，方毅還要跟郭曰方談明天的工作安排。
郭曰方回憶說，那一段在中國科學院的工作極度緊張，往往半夜剛睡下，又被送機要文件的通訊員叫醒。所以他在方毅身邊工作了兩年多，便因患胃癌不得不緊急住院……方毅的體質也差，因爲方毅曾在解放前坐過七八年監獄，受過各種酷刑的折磨，身體遭受很大的損害。但是方毅的毅力是驚人的，他頑強地工作着，挑起了科學界撥亂反正的重任。
自1977年9月起，方毅擔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自1978年3月起，方毅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之後，方毅非常重視。因爲方毅深知，不徹底批判“兩個凡是”，科學界就無法清除“左”的惡劣影響。
當時的國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也和方毅一樣，積極贊成在科學界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1978年5月中旬，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這“三科”，便在方毅主持下舉行聯席會議，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進行討論，表示支持。會議希望中國科學界重視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在中國各界之中，方毅領導下的科學界最早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表示響應。
當然，這次會議還只是一次動員會、表態會。
1978年7月5日，由中國科學院理論組和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出面，正式召開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耐人尋味的是，這次討論會借用的名義是“紀念的光輝著作《實踐論》《矛盾論》發表41週年”。按照慣例，人們在舉行紀念活動時，很重視逢五或者逢十。
1977年7月，是的《實踐論》《矛盾論》發表40週年，他們並沒有進行紀念。可是，在這“41週年”時，卻舉行紀念會。其實，無非是借用這一名義，進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罷了。因爲這“兩論”，特別是《實踐論》，反覆闡明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問題。在“兩個凡是”仍十分盛行的時候，借用著作來批判“兩個凡是”，乃是一種高超的鬥爭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