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陳維仁告訴筆者，商議創辦這個刊物時，頗爲有趣：
最初有人提議辦成月刊。胡耀邦當即搖頭，以爲月刊週期太長，不能迅速“針對時弊”；於是，有人提議改爲半月刊。胡耀邦仍搖頭；有人提議辦旬刊，胡耀邦還是搖頭。人們問胡耀邦：“你想幾天出一期？”胡耀邦說：“3天！”
3天？！這在中央黨校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出版速度，大家明顯地流露出畏難情緒。
最後，胡耀邦“妥協”了，同意“5天出一期”。
胡耀邦說：“逢五、逢十出版，刊名就叫《理論動態》。”
這時，大家仍覺得難以辦到。胡耀邦說：“每一期可以只發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須有新意、有分量。”
胡耀邦拍板，《理論動態》就這樣決定辦了起來。
陳維仁回憶說：
胡耀邦之所以要辦《理論動態》，宗旨非常明確，刊物首先辦給領導幹部看，內容是集中把十年動亂中被、“四人幫”和康生一夥搞顛倒了的理論是非、路線是非、政策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從思想理論上清算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他說，這個刊物，就是要起這個作用，要在思想理論戰線上當個“排頭兵”。當排頭兵，就要敢於“冒尖”，帶頭衝破禁區，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在當時多麼不容易！
陳維仁回憶，胡耀邦說，中央黨校不光要有講壇，而且要有論壇。這論壇就是《理論動態》。《理論動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中央黨校的範圍。
陳維仁回憶，辦《理論動態》，提倡思想解放，並非那麼容易，在當時要擔很大風險。
陳維仁說，胡耀邦思想活躍，敢講話，但胡耀邦又是真正求真務實的人。他從不冒險，只是覺得該講的話纔講。他對人寬厚，處事穩健，平時讀的書很多，實際情況也瞭解得多，無論辦黨校，辦刊物，都是從黨的利益考慮，所以他能無私無畏。他心中裝着黨，爲此，他當時感到不知有多少問題需要發言。常有這樣的情況：有時編輯部同志感到沒有題目做文章了，告訴他，他總是講，你們怎麼會覺得沒有題目，題目多的是嘛！把大家找到一起，他就侃侃而談，個把鐘頭下來，無形中就給動態組的同志出了一大堆題目。大家分頭去寫，個把兩個月都不愁“無米下鍋”了。開始一兩年，可以說大多數文章的題目是他出的，有的連內容都點得很明白。稿子排出大樣都要送給他看，看了還親自改……
陳維仁還回憶說，《理論動態》創刊時，“四人幫”剛垮臺幾個月，許多人還受着
“文革”宣傳的那一套假大空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束縛，特別是受着“兩個凡是”的禁錮。而《理論動態》的文章與“兩個凡是”相對立，“離經叛道”，常常違反人們習以爲常的思維模式。不少文章一出來，在校內外都會引起震動，引發強烈反響。大體是三種情況：一是擁護文章的觀點，感到讀來很過癮，認爲是講出了多年想講而不敢講的話；二是雖然贊成，但擔心犯錯誤，給領導同志幫倒忙；再一種就是公然指責——“你們這是想幹什麼？”——認爲是要“砍旗”了。
曾任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告訴筆者，《理論動態》編輯部人手很精悍，最初由他爲組長，編輯有王聚五和沈寶祥。1982年改由王聚五任組長。1985年由沈寶祥任編輯部主任。
筆者在中央黨校採訪，熟知《理論動態》內情的人幾乎都說，《理論動態》真正的“總編輯”，當推胡耀邦：
《理論動態》的文章題目，最初差不多都是胡耀邦出的；
《理論動態》很多文章的觀點，是胡耀邦提出的；
《理論動態》的文章，是由胡耀邦最後審定的。
胡耀邦說：“辦了《理論動態》，等於在中央黨校大院之外，又辦了一個黨校！”
《理論動態》創刊於1977年7月15日。這個刊物，後來竟出了1000多期！《理論動態》創刊號上，發表了《“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一文。“繼續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須知，這是在“文革”中載入黨章、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思想的“精華”，這是被譽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里程碑”的重要理論，這是即將召開的十一大上華國鋒政治報告的主題，豈容“探討”？！
《理論動態》一創刊，就對“繼續革命”問題進行探討，表明了對這一理論的懷疑，也就表明了編者的無限勇氣。
這篇文章是吳江寫的。據吳江回憶：
1977年4月間，由毛著編輯委員會編選的《選集》第五卷終於出版了。
這本“毛選”收入了1949年9月至1957年的著作、講話等，以講話居多。50年代的文章、講話有許多表現已進入了他的晚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華國鋒爲“毛選”第五卷出版而作的長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這顯然是爲下半年召開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作準備，文章可以說亮明瞭這次黨代表大會的方針和意向。這篇長文貫徹“兩個凡是”的原則，指出“**”結束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抓黨內走資派”，“繼續革命”就是“繼續反右”，等等。
全黨組織學習這篇文章，黨校自然不例外。7月12日，胡耀邦邀集各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談。我即席發言，講到應當如何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命題。我說，對“繼續革命”有個總的理解問題，不宜只限於“文革”的範圍，何況現在“文革”已經結束。談到“繼續革命”的對象，我講了三點意見：第一，不能講“文革的重點是整走資派”，這樣“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來不停頓地‘打倒一切’”。第二，“繼續革命”的任務應包括經濟基礎方面的革新和技術革命，即生產力方面的革命。在此特別引證了1957年所寫《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一句話：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我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學技術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我說，有人認爲“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反右”，這不是思想。說：“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這天晚上，胡耀邦沒有回城內，他把我找去，說：“我們的刊物可以辦了。你將今天的發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數不超過5000，明天交稿，我作爲創刊號的文章發表。刊物的名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理論動態》吧！每5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我的發言並沒有提綱，屬即興講話，所以要草成一篇文章頗費斟酌。尤其當時全國正在學習華國鋒的文章，我的意見明明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命題另作解釋，和“英明領袖”華國鋒是同題異調，談談還可以，寫成文字發表行嗎？但我還是漏夜將它寫了出來，冠上一個題目《“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第二天拿去交卷。
《理論動態》的創刊號就這樣出版了，出版日期爲1977年7月15日。這個刊物作爲內部刊物發給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負責人，黨校的學員則人手一冊。不出我之所料，《理論動態》創刊號就在有些地方遭到被封鎖的命運，一些領導人下令“不得擴散”。這種情況後來也屢有發生。
《理論動態》這份小小的內部刊物，最初只印300份，後來由於所刊登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不脛而走，印數迅速增加到幾千份。
《理論動態》雖小，發出的聲音不小。《理論動態》的文章，曾不斷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冠以“特約評論員”名義所轉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正因爲這樣，《理論動態》被譽爲“新時期的《新青年》雜誌”。正因爲這樣，《理論動態》成了當時中國理論界的“風向標”。
據胡耀邦秘書陳維仁告訴筆者，在中央黨校，胡耀邦很喜歡找筆桿子們談話。
胡耀邦有句名言：“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談話中‘磨’出來的！”胡耀邦在談話中，談出了自己的新思想、新觀點，然後組織筆桿子們寫成文章。《理論動態》上的許多鞭辟入裡的文章，就是這樣在談話中“磨”出來的。
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中央黨校，是培養幹部的學校，理所當然關心幹部問題。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胡耀邦，深感要撥亂反正，首當其衝的就是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顛倒過來。
正因爲這樣，胡耀邦剛到中央黨校主持工作，便找楊逢春、葉楊、陳中以及《人民日報》幾位編輯一起談話，談了兩個半天。胡耀邦談話的核心意思就是那篇《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後來，在胡耀邦的領導下，楊逢春、葉楊、陳中起草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胡耀邦又與《人民日報》聯繫，《人民日報》同意給一個整版發表此文。
胡耀邦在主持起草這篇文章時，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在十一大上，胡耀邦只是當選爲中央委員，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當時，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開始在中國政壇上嶄露頭角。
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着手平反冤假錯案。據陳維仁告訴筆者，中央黨校在1957年錯劃了99名“右派分子”，內中學員“右派分子”66人，教師“右派分子”33人。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不久，就給這99名“右派分子”平反，恢復名譽。
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很快就接觸了“大案”——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案”。因爲前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便是這六十一人之一。只是“六十一人叛徒案”乃“通天大案”，胡耀邦作爲中央黨校副校長，一時還無權把這一大案翻過來。
就在《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文發表的前兩天——1977年10月5日——中央作出《關於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決定》指出，辦好各級黨校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事業。不但要把黨校辦成捍衛馬列主義、思想的一個堅強陣地，而且要把學校辦成一個發揚光大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模範。
胡耀邦決心以中央黨校爲“堅強陣地”，向“兩個凡是”發起攻擊。
《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後的第三天——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華國鋒以及葉劍英、鄧小平，還有兼任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的汪東興，都前往位於北京西北郊的中央黨校，出席開學典禮。中央主席和三位副主席一起光臨中央黨校，使曾經一度十分冷落的中央黨校變成令人矚目的熱點。
在開學典禮上，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發表了講話。
華國鋒說了一通學習思想的重要性。
葉劍英在講話中，談到了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關係。葉劍英說，第一，一定要掌握理論。沒有理論，一張白紙，憑什麼去聯繫實際呢？第二，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絕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爲一談。
葉劍英還說，在中央黨校工作和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歷史。
所謂“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當時的提法，即與、、的三次路線鬥爭。葉劍英的意思，也就是要大家研究“**”的歷史，從中吸取教訓。
胡耀邦決定成立一個專門研究“文革”的小組，他要求小組拿出一份研究提綱。
華國鋒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充分肯定了第一次“無產階級**”。華國鋒又是中央黨校的校長，研究小組當然依照華國鋒定下的調子，寫出關於“文革”的研究提綱。
1977年11月，胡耀邦在討論這份提綱時，搖頭說：“這份提綱的觀點是錯誤的，方法也是錯誤的。不敢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文件出發。對文件也不是作具體分析，而是照搬。正因爲是抄的，對你們這些參加者可以原諒。但是研究歷史，應該有自己的腦袋。”
在談到“二月逆流”時，胡耀邦說：“什麼‘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氣凜然的二月抗爭嘛！”在“兩個凡是”佔統治地位的年月，胡耀邦敢於說出這樣否定“文革”的話，使舉座皆驚。
1977年12月初，當中央黨校在編寫一份關於黨史材料時，胡耀邦提出了兩條非常鮮明的編寫要求：一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思想”，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胡耀邦所提出的這兩條要求，第一條是鄧小平的話，第二條是的話。然而，胡耀邦把這兩句話歸結在一起，卻體現一種新的含義，那就是不能搞“兩個凡是”！
《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
所以引起強烈反響，是因爲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許多幹部還未落實政策，“掛”在那裡。光是在北京的中央機關裡，在粉碎“四人幫”已經一年了，還有6000多名幹部“掛”着。內中包括夏衍、楚圖南這樣重要的老幹部。胡耀邦清楚地意識到，“解放後，我們對地下黨，對知識分子，對民主黨派，對起義人員，對僑屬人員，都有不少失誤”，都“必須堅決糾正過去的錯誤”。
這篇文章發表後，衆多“掛”着的幹部擁向中央組織部，要求儘早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一時間，位於北京西單商場北側的中央組織部變得門庭若市，上訪者比比皆是。
但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對上訪者卻冷若冰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前往中央組織部上訪，要求落實政策，竟被郭玉峰叫人擋在門外！
郭玉峰，曾被康生稱讚爲解放軍幾十位軍政委中“最優秀的”。在“文革”中，郭玉峰被派往中央組織部“支左”，掌管了大權。1975年6月，郭玉峰被任命爲中央組織部部長。粉碎“四人幫”之後，郭玉峰仍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十一大上，郭玉峰被選爲中央委員。
在郭玉峰看來，許多幹部的案子是定的，或者是所領導的政治運動定的，不能平反。所以，只能“掛”着。這樣，他對廣大幹部平反冤假錯案的要求，漠然置之。
郭玉峰的冷淡態度，激怒了大批老幹部。老幹部們乾脆寫大字報，貼滿中央組織部大樓。
郭玉峰說，那文章是《人民日報》發表的，叫人撕下大字報送往位於王府井大街南端的人民日報社。由於文章是胡耀邦主持寫作的，也有的大字報被送到胡耀邦那裡。
胡耀邦看了大字報，激動地連聲說：“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那一時期，吳明瑜常在晚上去胡耀邦家。吳明瑜記得，有一回胡耀邦跟他談起郭玉峰，說郭玉峰完全變了！因爲在解放戰爭中，胡耀邦擔任兵團政委時，郭玉峰是他手下一個團的政委。郭玉峰怎麼會變得這麼厲害，對老幹部毫無感情？
確實，平反冤假錯案是一個危險的“油鍋”。“文革”的序幕——姚文元的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的就是“翻案風”。平反冤假錯案，很容易會被扣上替“階級敵人翻案”的大帽子。在冤假錯案如山的當時，要進行平反，必須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如同下油鍋。平反這些冤假錯案，很多要涉及“**”，涉及。在那時，“文革”不能碰，定的案子更不能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