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論證了羣體無法在極端誠實的狀態下持久地存在，也同時說明了極端自私的方式也會使羣體陷入必然的崩潰。社會生活總體上是一個尋求折中的過程。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策略會取得進化上的優勢。
在市場博弈演化過程中，我們還需要考慮到博弈者本身更替的情況。羣體成員總是在進入和退出中維持一種動態平衡，市場不斷有新的公司開張也有一些公司倒閉。一個新的成員會採取何種策略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草原上一隻孤獨的狼，它想加入一個羣體，那麼它應該更自私一些還是更無私一些？很顯然，採取更無私的策略對它才更有利。因爲與業已形成穩定狀態的羣體相比，孤狼的力量太渺小了，只有表現得更卑微、更無私，才能滿足其他個體較爲自私的願望，以換取羣體的接納。這種情況，對於一個新手而言，博弈是以“善”的方式開始的。
而在一個缺乏秩序的初級羣體中，善的方式多半會敗北。10只素不相識的孤狼，準備組成一個隊伍，多半情況下勇猛、狡詐、自私的個體通常要排在溫和、敦厚的狼前面的位置。這種情況下，鷹派的策略更好。
如果有一隻狼想要佔領一塊領土，多半情況是必須表現出比原來的土地擁有者更大的決心、更兇猛的作戰態度，方可佔領一席之地。
這三種情況分別反映了市場上比較典型的進化策略。英國是一個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兩三百年的進化，在企業的生存策略上已經較爲溫和，這種方式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比簡單的鷹派博弈方式社會福利更大，比如英國人有很多假期，對於金錢的執著程度有所下降，星期六、星期天即使是服務部門如銀行、百貨公司等也會關門休息。
此時，一家中國或者印度的企業進入了英國，他們的策略多半是降低福利標準，延長勞動時間，在其他人關門時利用這個空當進行銷售。於是，溫文爾雅的競爭就讓位於兇殘的競爭。
在缺乏約束機制的組織中，鷹派的博弈方式在競爭中總是能夠立刻見到成效；而相對高福利的鴿派方式則要依賴他人的同步改變，所以形成過程非常緩慢。自由市場的建立就是一個缺乏秩序的初級羣體的形成過程，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在中國是鷹派的天下。
我們看看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的情況，就會發現鷹派崛起和終結的演化證據。在《資本論》中，有一段關於陶器廠的勞動狀況調查，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鷹派是如何組織生產的：
1863年，在議會調查詢問過的證人當中，有270人不滿18歲，40人不滿10歲，10人只有8歲，5人只有6歲。工作日12小時、14小時、15小時不等。此外還有夜間勞動，沒有固定的吃飯時間。
14世紀中葉到17世紀末葉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這一階段，生產技術以手工勞動爲特徵，要大力發展生產，只有不斷增加勞動量，這時，資本家主要通過延長勞動工作日來提高剝削程度。由於資本無限度地追逐剩餘勞動，就像狼一樣貪婪，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人的身體極限。它侵佔了人的身體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必須的時間。它掠奪了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的時間。它剋扣了工人的吃飯時間，儘量把吃飯時間併入生產過程，它對待工人就像對待生產資料一樣，給工人飯吃，就像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①
我們可以推想當年的情況，雖然人人愛財，但並非所有的資本家心腸都那麼壞，讓工人持續地忍受超強度的勞動大概是博弈的結果。假如大家都工作10小時，那麼讓工人工作到12個小時就可以具有競爭優勢，多出來兩個小時就會創造額外的價值。反之，如果人家都勞動10小時，你只勞動8小時，則會在競爭中落敗。在這種競爭中，最終會把勞動時間延長到生理極限。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幾乎所有的行業，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經歷了或者正在經歷着激烈的鷹派博弈。比如，我們整個社會都很重視文憑，那麼圍繞着文憑的“軍備競賽”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文憑”這種人爲的資源幾乎不受客觀條件的約束，從大學到碩士、從碩士到博士的競爭展開了。對文憑生產者來說，生產這些文憑必定有正的收益，所以他們也會像馬克思所研究的資本家一樣，爲了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一定想方設法多生產文憑這種產品。
在我所想象到的衆多領域，鷹派總是率先登場，我堅信，這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政府出讓土地辦教育被認爲“正外部性”很大，用通俗的話說就是辦教育是一件善事，並且有很大的外溢好處。一旦某個政府的頭腦中有這樣的想法，高校就會毫無節制地申請鉅額的土地資源。
當政府認定企業落戶可以帶動周邊的產業，具有良好的外溢效應時，政府會以極低的價格吸引企業，企業就會利用這種相信，圈過量的土地。社會的博弈法則就是你只要信任我，我就會利用這種信任爲自己謀利，制度設計總是會落後於商人擅長鑽營的頭腦。
在羣體工作中，同志式的友誼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且團隊精神有助於鼓舞士氣，公司信任員工，員工會更加誠實地工作。可這並非一個萬全的策略，例如，對於一個知識型企業而言，在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完善的環境下，員工一定會利用公司的信任，竊取知識產權。這並非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全世界的人都一樣，假如有的國家的人不這樣做，那只是因爲缺乏外部市場，外部市場之所以不存在則是由於某種制約機制的原因，例如已經查處盜竊其他公司的知識產權會遭到重罰，制約機制則是進化的結果。
黑暗中孕育光明
鷹派所採用的博弈方式不太可能取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其根本原因是隨着博弈的發展，鷹派付出的代價慢慢增大，而收益卻日益減少。善的循環也不會因爲我們的願望而一朝形成，它的進化是緩慢而曲折的。
從歷史到今天，無數的人在總結和推廣人的生存競爭策略。有的人也發現了相對善良和溫和的方式要強於惡劣和激烈的方式。
鴿派的方式總是佔據文化的主流，任何課本上都主張人們做一個誠實守信的好人，而不是強悍、欺詐的壞蛋。這並不是因爲鴿派方式在生存鬥爭中更有效，而是由於對文化的自然選擇機制決定的，本書在開頭就論證了這個道理。
我認爲價值觀導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精神文明教育從來都是需要的，至少這也是改善社會環境力量中的一種。但是，我總認爲只有深入挖掘博弈的機理，才能真正明白事態的趨勢。
子貢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的發現和今天數學方法演算的結果相符。“以直報怨”大概是一種必經之路，經濟學家通過試驗，證實了“一報還十分之九報”是博弈中的最佳策略。但是，不管是以德報怨還是以直報怨，這種勸誡式的方式都不如從自然界中的演化規律上推導出來的結果更讓人們信服。
我們必須正視以鷹派的方式參與競爭，具有立竿見影的優越性。以相對溫和的鴿派方式參與經濟，只能寄希望於其他多方良心發現這一基本事實。所以，在現實中不太可能有人採取這種策略，即使有人採取這種策略也會被進化規律淘汰。
早期的溫州鞋偷工減料、假冒僞劣者能得到利益，於是溫州鞋質量差的標籤已經貼在大衆的腦袋裡。即便溫州有一個誠實的商人，除非能夠強大到自己的品牌在大衆頭腦中留下印記之外，否則僅僅靠誠實，不久就會倒閉，因爲他不做假冒僞劣也只能賣假冒僞劣的價錢。
“以德報怨”作爲一條高高在上的道德準則來說，無可厚非，但真要讓人們立即轉變確實十分困難，因爲沒有人願意或者有能力支付博弈方式轉換的成本。慢慢地，以直報怨的方式能夠成立的原因不是人們有長期的利益驅動和意志力，而是這種策略在“當次”的博弈中能取得比以牙還牙或者“以十一報還十報”更好的綜合回報，形成這種博弈條件是緩慢而苛刻的，但是別無選擇。
比如說，福特公司的5美元8小時是其實施的最成功的管理方案之一，既減少了勞動時間，又增加了工資。這個策略之所以好，並非因爲福特遠大的抱負和人文理想，而是因爲這個方案一實施，立刻就得到了超級回報。否則，要是實施了這個方案虧本，福特的制度絕對不會被進化規律選擇，而會被淘汰出局，成爲一個無人知曉的善舉而已。
幾年前，對於上班族而言，每個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時間。後來政府開始推行星期六休息，這種制度並不是非常硬性的規定，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適當調整。此時的社會背景是就業壓力巨大，社會生產的產品已經過剩。從企業個體來講，如果別人都工作6天，只有少數企業工作5天，那麼相當於自身首先降低競爭強度，這樣會對自身不利。如果整體上都星期六休息對社會則有利，消費時間的增加，生產時間的減少，通常會緩解供大於求的現象，同時也會緩解部分的就業壓力。對於企業的勞動者而言，勞動時間的減少，實際上增加了福利。
我們可以推想從工作6天到工作5天的進化過程是這樣開始的：
起初，對工作時間不太敏感的企業，尤其是非營利性組織和國營企業率先響應政府的號召，實行了星期六休息的制度，因爲他們多上一天班，並不意味着增加相應的競爭力，而多休息一天的福利則顯得比較重要。一些私營企業和個體戶，由於競爭的壓力，還堅持星期六上班制度。由於社會的示範效應，人們會重新評估星期六上班的所得。我們可以設想一種情況，某人的朋友或者老婆正好在政府部門上班，已經率先地實行了星期六休息制度。他正好是一個公司的當權派，由於其他人休息，他也會傾向選擇一起休息，以增加個人娛樂的時間。這個私營企業開始有所動搖，有一部分率先實行了星期六休息制度。還會有一部分私營企業，他的目標顧客正好是國營單位，人家星期六休息了，你要是上班，能創造的價值也相應減少了，於是，他們也滯後一些決定星期六休息。當大部分企業都休息之後，面向企業業務的公司星期六上班所能創造的競爭優勢就很小了，於是星期六休息的制度就得到了確立。
最後，面向個人消費者的企業，就很難形成星期六休息的平衡狀態，但他們也要和社會接軌，於是通過調休的方式進行一些補償。
我想馬克思時代殘酷的資本家演化成現代較爲溫和的資本家的過程大致也是如此這般的。
從成本和收益上進行分析，也可以發現生存和競爭策略的演化規律。
一個大型社區，公用的椅子沒過多久，都被社區內的人搬回了自己家裡，我碰巧發現了幾起正在往家裡搬運公共場所椅子的情況，幾乎全部是社區內的老太太和老爺子。我想，這到底是爲什麼呢？
可能是因爲老一輩人都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他們對物品價值的評估還停留在過去所養成的習慣上。雖然同樣是一把椅子，在年輕人看來和老一輩人看來，價值是大不相同的。所以老年人在“如此大”的利益誘惑下，傾向於“犯規”。假以時日，年輕的一代不再看重這種價值，小區的椅子就可以安安穩穩地放在那裡。
小時候上課，有時候鋼筆裡沒有墨水了，就會向同學借幾滴墨水，第二天再還上。現在大概不太可能發生這種現象了，人們對財務評價的標準變了，所以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