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進化論的原理來解釋男人好色是容易的。要對貪財、權欲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卻困難得多。根據我的感覺，財富和權力雖然對生存和繁殖都有利，卻不至於在自然選擇的情況下，進化到如此的高強度。
2006年11月萬聖節剛過，法國娛樂週刊《Voici》爆出了齊達內偷情的內幕。到底是八卦還是確有其事，我們無從考證。足球記者李承鵬寫了一篇《沒有聖人：齊達內偷情暴露人性核心機密》的博客。李承鵬所說的核心機密就是：
男人無所謂忠誠，
他不出軌的原因，
只是因爲背叛的籌碼太低；
女人無所謂忠貞，
她沒有出軌的原因；
只是受的誘惑不夠。
如果李承鵬懂得進化論，他就不會這樣寫。按照進化規律推斷，李承鵬前面的論述是正確的，後面的一部分卻未必正確。
在生物進化中，性只是留下後代的手段，而生殖纔是目的。激烈的生殖競爭總是選擇有利的性策略，使之勝出。到底什麼樣的性策略更好則因各種不同的動物而異。對於撫養子代的哺乳動物和鳥類而言，雙方不同的生產能力和生殖成本，會決定雙方的性策略。
雌性的生殖代價高，生產能力有限，而雄性的生殖代價非常小，生產能力幾乎是無窮的。在這種情況下，經常“出軌”的雄性顯然會比忠誠的雄性能留下更多的後代，於是自然選擇就保留了雄性出軌的習性。對於雌性而言，忠貞與出軌相比，基本上是半斤八兩，二者留下後代數量是沒有差別的，只是出軌會增加基因多樣性的微弱利益。在缺乏選擇壓力的情況下，雌性的性策略就不會有明顯的傾向性，有的比較忠貞，有的則容易“紅杏出牆”。
從進化的基因細節上看，也許決定是否忠貞的技術實現手段是一組基因複雜的作用機理決定的。出軌雄性的性策略在取勝時，或許把這樣一組“好色基因”遺傳給了它雌性的後代。而這雖然對於雌性後代沒有生殖優勢，但也沒有劣勢，於是也會被保留。這就是“中性漂變原理”，即自然選擇會強烈地保留有利於進化的，但也不排斥無害的。
由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男性好色幾乎是出於本能的必然結果，而女人則未必如此。從進化的角度來看，男性更注重數量，而女性則對質量比較挑剔，這就是“女追男，隔層紗；男追女，隔重山”的進化依據。學者研究發現，在任何文化背景下的婚姻，幾乎都是男人追求女人，這是由雙方掌握的生殖資源決定的，一方供應有限的稀缺資源，另外一方則是供應能力巨大，稀缺的東西顯然更值錢。
用進化論的術語解釋就是男人好色是具有“適應性”的，而女人出軌則缺乏“適應性”。“適應”或者“適應性”這個詞是進化論的精髓。我發現，適應性同樣可以解釋文化和經濟的存在及發展，而本書的核心就旨在回答到底什麼是適應的，適應或者不適應會使我們趨向何方？
鳥孵卵時不能間斷，要麼得到另一方餵養食物，要麼輪流值班，否則不容易繁殖後代，由此進化出一夫一妻的習性。且慢，這只是進化的第一重邏輯，也就是說它們在日常維持一夫一妻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雄鳥如果好色一些，給隔壁鄰居“戴上綠帽子”，仍然會取得繁殖優勢。科學家通過對一窩小鳥的基因分析，果然證明了其實它們並非都是一個父親。鳥的一夫一妻只是社會性，而不是真正的性策略。我們說，鳥類社會性的一夫一妻制度是具有適應性的，這是我們平素可以觀察到的；但是它的性策略不遵守一夫一妻制度同樣具有適應性，這是科學家推理出來，被試驗結果證實的。進化論是一個解釋的利器，有時也提供了推斷的路徑。
本書研究的並不是生物學，也不是進化心理學，而是有關財富的學說。之所以要研究人乃至生物的行爲規律，是因爲這些和經濟的密切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只有瞭解人性才能瞭解財富。
前蘇聯集體農莊裡的農民們今天耕作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對任何特定的土地都沒有責任感。農民們只有一塊很小的私有土地。調查發現，雖然農民的私有土地只佔全部耕種面積的1%，但卻產出了全蘇維埃農莊產出的27%。
如果不考慮人性的問題，集體化農莊應該是一種比個體更好的生產方式。中國農村在包產到戶之前，生產隊可以通過機械化作業，提升農業的勞動生產力，可以集體興修水利。這些先進的生產方式，在包產到戶的初期，由於每戶農民耕種土地數目比較少，缺乏規模效益，都無法採用。但是這種制度卻對自私的人性做出了妥協，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包產到戶並非中國第一次土地半私有化改革。商鞅變法的“廢井田、開阡陌”運動，改革了耕地定期再分配的制度，允許市場買賣土地，承認了地主階級的地位。這一改革使秦國的國力逐漸強盛起來。可是同樣的，在1949年以前，土地和生產資料也是私有的，卻沒有使中國的國力強盛。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此時，正值美國股市崩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蘇聯的成功，使美國第一次出現向外移民的傾向，先後有10萬美國人申請移居蘇聯。
集體農莊的低效和蘇聯早期的計劃經濟是相類似的制度，那麼爲何有時落後，有時又很先進呢？
在人類有了文化的約束以來，是公有還是私有，是強制計劃，還是放任自由，一直都是爭論不休的問題。這源於人類行爲最根本的矛盾：動物羣居生活存在的基礎就是羣居的利益大於單幹；但同時，道德與貪婪同場競技時，通常是貪婪大獲全勝。關於自私與合作、計劃與自由這樣的問題還將長期地引發爭議，而不是我們認爲的找到了終極的解決方案。我們已經看到，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意識形態已經由承認自私迅速轉變爲鼓勵自私。無需考慮道德上的效果，僅就總收穫，甚至獲勝者的收穫而言，也並非越自私、越貪婪越好，我們將在第十章“鷹派的終結”中論述這個問題。
大的制度設計是一個過於龐大而空泛的課題。然而觀察發現，任何一個小的經濟體也會遇到制度設計的問題，比如說在一個剛剛創辦的小企業①中，人們通常相當富有熱情和犧牲精神。隨着企業的發展，各種矛盾凸顯出來，革命熱情和犧牲精神慢慢消損，取而代之的是摩擦、利益和矛盾，用電影《天下無賊》裡面的一句話說就是：“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在這個過程中，人性的本質儘管沒有什麼改變，但是卻逐漸地產生了適應性的反應，表現形式卻可能大相徑庭。所謂成功就是企業的制度能夠不斷地適應人，同時也在影響人，二者相互適應就能夠促進發展，反之就會衰退或者崩潰。
財富歸根到底是由兩種力量決定的，一種是科學技術，即一種可以固化的範式，在科學上，這一代的傻瓜總是能夠超越上一代天才；另外一種力量則在於如何建立組織、如何分配等有關人的問題。對於後面的一點，我們所積累的知識和3000年前區別不是很大。人們還在通過觀察和閱讀中尋找有關人性的線索。
人性對經濟的影響決不限於制度設計，《中國通》的作者英國人提姆·克里索德描述了自己在中國改革時期投資中國時被騙走4億美元的經歷。無獨有偶，有一次和一個香港客人聊天，他也說起了十幾年前在中國內地被騙2000多萬港幣。這僅僅是偶然事件，還是隱藏着某種密碼？市場經濟和經濟的騰飛似乎總是從假冒僞劣、坑蒙拐騙開始，本書對此給出瞭解釋，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可以據此推斷在不同環境下人性的表現形式。
2006年，中國的股市又一次蓬勃復興，令管理者頭疼不已的是極高的換手率和濃厚的投機氛圍。在美國，股市每年達到30%的換手率已是非常高，但這只是中國股市換手率的二十分之一。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如果瞭解美國股市的歷史，你會發現今日中國的股市是過去美國股市歷史的某種形式的重演。今天即使照搬美國最先進的股市機制，要達到的結果也和管理者的預期相去甚遠。“中國人太愛賭了！”一位外國的觀察者說出了這個人人皆知的事實，實際上，歷史上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也同樣愛賭，今日賭性的降低源於昨日的教訓，這就是“進化”。我總覺得，要是管理者洞悉進化學說，在制度設計上，就可以少付出一些代價。
國際化、走出國門是當下中國企業最關心的一個話題。在這個過程中，毫無疑問地會涉及到如何做到本土化的問題。那麼，我們如何適應呢？
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大體上有三種：
第一，吃一塹、長一智，通過不斷地嘗試和總結，吸取經驗、總結教訓，逐步適應；
第二，通過調研、統計和分析，設計合適的策略。克里索德和那位香港朋友如果對中國瞭解得比較深入，很多被騙的故事可能就會避免；
第三，通過推斷的方法，預先掌握可能的規律。
很顯然，第三種方式代價最小，最有效率。實際上，這種方法還隱含着一個巨大的優勢，正確的推斷比調研、統計、分析更可靠。這就像我們無須調研，就可以有把握地推斷到底是男人好色還是女人更容易紅杏出牆一樣可靠。
我們推斷的依據就是進化原理，進化論不僅僅可以解釋生物現象和行爲，它必將在更廣闊的領域大有作爲。它不僅能夠回答上述完全缺乏頭緒的問題，也能夠推論房地產價格爲何上漲，什麼樣的政策才能控制房產價格。它不僅能夠研究人們是如何購買和銷售商品的，甚至還能夠斷定產品或者產業何去何從。
在長達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達爾文的進化論雖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波及到很多領域，但是它真正的哲學意義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我這麼說也許是非常輕率的，畢竟我沒有足夠的閱讀量和研究履歷通曉進化論在各個學科的影響。但我的辯解是，藏在深巷裡卻不爲人知的好酒，難說它是有影響力的酒。
假如確實如我所推斷的，進化論尚未得到深入的開發，我覺得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所有把進化論引入到其他領域的嘗試都過於拘泥於進化論的基本結論和具象的類比上了，如自古以來就有研究者把人鳥獸化或者動物擬人化，他們並沒有試圖去挖掘進化論思想包含的邏輯和規律。
由於進化論和管理、經濟結合起來屬於比較偏僻的領域，讀者可能對這個領域最流行的說法都知之甚少，所以，我覺得有必要重複一下我所瞭解的前人在這個問題形成的主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