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時節的熾熱陽光，投射在江南水鄉那些狹窄曲折的古老街巷之間，卻無法給那些飢腸轆轆的失業工人們，帶來一絲舒適的暖意——這些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成員，眼下正滿街滿巷地掙扎在死亡線上。
就像後世歷史教科書上說的那樣，明末的江南地區人口稠密，都市繁華、工商業興旺，已經出現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南京、蘇州、杭州、揚州這四座大城市的所居人口，當時據說都在百萬上下，人稱“天下商賈之資，吳中金陵二地十佔其七，閩中十佔其三，北地縱使京師，亦不可比”。
除了商業發達之外，江南地區還普遍出現了大規模的手工業紡織作坊，蘇鬆湖的絲綢，杭州的書坊，尤其是松江的棉布，更是行銷天下。其作坊僱工最多者可達數千，形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城市工人階層。
然而，既然從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發展到了大規模生產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自然就離不開原材料產地和銷售市場。同時隨着非農業人口的增加，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壯大，還需要從鄉村產糧區獲得更多的糧食——所以，到了明末的時候，江南魚米之鄉的糧食已經無法自給自足，要靠外界輸入了。
於是，在崇禎六年的戰爭之中，江南地區的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便受到了毀滅性的慘烈打擊。
因爲聞香教妖人從去年開始禍亂江北，從山東濟寧一路打到揚州，山東和兩淮種植的棉花就沒了指望；
而澳洲髡賊繼攻取舟山、寧波、杭州、溫州等浙東地區海港之後，又以嵊泗列島爲基地，在長江口展開遠程封鎖，攔截和扣留任何膽敢出海的船隻，切斷了江南物產的海外出口渠道；
在海外市場喪失之後，因爲崇禎皇帝駕臨湖廣，籌備討伐江南僞帝，於是下達了封江令，結果不但使得江南的工商業失去了長江中上游的內陸市場，還讓江南各大城市再也無法獲得湖廣的糧米供給！
隨着性命攸關的原材料產地、銷售市場和糧食進口渠道，在短時間內一齊毀滅，整個江南地區頓時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松江的棉紡業失去了棉花供給，被迫停擺，其它手工作坊的產品也很快大批積壓，根本無法在本地市場消化。於是一時之間，江南各城市的作坊工場紛紛破產，成千上萬的市民集體失業。
更要命的是，從江北和浙江兩個方向涌來的數十萬戰爭難民，又給了原本就不堪重負的江南小朝廷以致命一擊——由於大量種桑養蠶佔用了土地，江南的稻米出產，早已不夠當地百姓餬口。偏偏如今大批難民涌入江南，導致需要吃飯的人口有增無減，而原本的糧食進口渠道卻全都斷了！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在這種整個社會猶如火藥桶的情況下，那些背景深厚的奸猾糧商們，依然在囤積糧米，製造謠言，瘋狂炒作……結果，哪怕是在夏糧上市之後，江南各大城市的糧價，還是高達每石糙米八兩銀子以上！
然而，儘管江南民生已是這般不堪重負，南京的永和帝小朝廷還要繼續橫徵暴斂：面對着正在武昌厲兵秣馬的崇禎皇帝，整個南京朝廷上下已經達成共識，必須儘快擴充軍隊以圖自保！可是，即便到了這等性命交關的時刻，江南東林黨的地主縉紳富商集團，卻依然是善財難捨，一毛不拔。
最後，南京永和帝朝廷的內閣首輔周延儒，只好把主意重新打到了原本就已經掙扎在死亡線邊緣的升斗小民頭上，主要以人頭稅的形式，把攤糧派餉的籌款任務一級一級層層加碼的分派下去，再考慮到各級官吏們無孔不入的貪污盤剝，落到老百姓身上時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恐怖的天文數字。
就這樣，一方面是大批市民集體失業沒了收入，一方面是糧食價格翻着跟頭往上暴漲，此外還有大批戰爭難民涌入江南這片日漸縮小的“避風港”，跟本地人爭奪市場上原本就不夠吃的糧食……再加上朝廷還在瘋狂地攤派新的軍費，更是給水深火熱中的百姓雪上加霜。最後終於引爆了整個江南的火藥桶！
一場席捲幾乎整個江南的大規模民變，在崇禎六年的夏天轟轟烈烈地爆發了！
“……搶米了！搶米了！大家一塊兒搶米去！”
“……不想餓死的人，就去搶了那幫奸商吃大戶啊！”
“……等等俺！同去！同去！”
……
蘇州城內最大的一間糧店門口，擠滿了衣衫襤褸的失業織工，每個人都餓得面黃肌瘦，但眼睛裡卻彷彿噴着火！此時，這些絕望的失業者正一窩蜂地爭搶着涌入店內，扛起一袋米麥就往外走。企圖阻止他們的店主、夥計和保鏢，都蜂擁而來的饑民打得頭破血流。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被亂糟糟地撒得滿街都是。
——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飢餓都會給予人們前所未有的力量，尤其是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那麼這些飢腸轆轆的人們，無論平日裡再怎麼安分守法，也會在求生欲的驅使之下，把自己的貧窮、焦躁以及怨氣，統統變成前所未有的勇氣，用自己的拳頭甚至於生命，去爭取一個填飽肚子活下來的機會！
一個有眼色的糧店夥計見狀，趕忙跑到衙門去搬救兵。不料纔剛跑到蘇州知府衙門外面，就看到一羣頭戴四方平定巾，身上穿着直裰的秀才，正在衙門外邊擺着破靴陣，堵着官府的大門，唾沫橫飛地破口謾罵。雖然衙門裡也有拿着水火棍的差役和扛着刀槍的護兵，平日裡鎮壓起草民從不手軟，可是眼下面對這些身上帶着功名的秀才，卻是十分忌憚，一個個非但不敢把刀棒招呼上去，反而畏畏縮縮地往後退。
那些秀才和童生見了這情形，更是膽氣十足，口中高喊道：“……就是這狗官貪贓枉法，勾結奸商，讓咱們蘇州人吃不起米、穿不上衣！似這等奸賊禍首，大家不如衝進去打死，爲朝廷除一大害！”
頓時隊伍裡就有人應和道：“……沒錯，今天咱們衝擊這知府衙門，那是爲民請願，爲國除奸的壯舉！”“……正是，國朝養士百年，爲國死節，就在今日！大家一起動手砸啊！”
一時間，各種土坷垃瓦礫間雜着老菜皮，就彷彿瓢潑大雨一般飛向知府衙門，逼得那些官差衙役和護兵們只好趕緊關上大門當縮頭烏龜。這門剛一合上，就聽見外頭撲撲撲一陣兒響，似乎是無數瓦礫磚石砸在門上。其中一個衙役退得慢了幾步，額頭被一塊石頭砸中，當即鮮血長流，看起來好不恐怖。
不料，儘管蘇州知府衙門已是這般退讓，這些瘋狗般的讀書人依舊不肯罷休，居然隔着院牆一邊放聲大罵，一邊繼續乒乒乓乓地越過牆頭往衙門裡丟石頭，甚至有人連點燃的火把也丟了進去！
——明末的江南城市，社會上的各種反抗意識十分強烈，讀書人組織抗稅、衝擊官府的事情屢見不鮮。當時的士人筆記上曾記載說，“……（江南）士林風氣，喜羣聚而辱罵有司。擅編話本、時文，諷刺官士風薄惡，吳中尤甚”——總之，就是說這些不安分的生員秀才，經常喜歡組織街坊鄉鄰鬧事，並且通過歌謠、戲劇和小說來擴大影響，對官府發起輿論攻擊和羣衆運動，甚至帶領青樓妓女、小販、工人和街面上的閒漢，一齊衝擊衙門，大打大鬧，甚至縱火燒房，最終達到迫使官府讓步，或者逼迫官員下臺的目的。
這種士人帶頭鬧事的情況，在明末的江南幾乎每年都有。因爲讀書人乃是特權階級，官員們多半不敢血腥鎮壓，最終的結果往往都是官府妥協退讓，而領頭的士人則聲望大噪，名利雙收。
甚至就連早期的東林黨和復社，其發起者都是利用這種羣衆運動博取聲望的。比如復社領袖張溥，就曾經替天啓六年蘇州民變的五名死難者撰寫《五人碑記》，從而一時間名動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