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和外患猶如一對孿生兄弟，常常相生相伴，互爲因果。明朝末年的民變也和遼東外患密切相關，西北強盜的首領，有不少來自遼東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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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聚衆爲盜，最早可以追溯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參加薩爾滸戰役的杜鬆、王宣、趙夢麟所部有不少士兵來自西北的軍鎮，戰役失敗後，僥倖逃脫的士兵不願留在東北異鄉送死，於是紛紛逃回西北老家，走到半路遭到河南巡撫張我續的攔截，三十多人被殺，剩下的不敢回到部隊，躲入陝西和山西的深山老林裡落草爲寇。
此後的天啓年間，遼東戰事不斷，軍隊調動頻繁，不斷有士兵從西北調到東北，其中一些人後來又從東北逃回西北爲盜。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不僅東北有逃兵，西北也有不少。自由於軍餉和物質都用來保障遼東前線，西北和其它邊鎮的士兵都成了沒孃的孩子，經常缺糧斷餉，吃不上飯。沒奶就不是娘，嗷嗷待哺的士兵始終得不到奶水，變得桀敖不馴，一些士兵逃離軍隊，落草爲寇。
這些散落到社會的士兵是一個個不穩定因素。
一個國家就好比一個人的身體，**的統治能力就像免疫力，不安定因素就像是病毒。病毒或多或少始終存在體內，當自身免疫力強時，病毒受到壓制，身體就表現爲健康，免疫力弱時，病毒就會發作，身體就會表現爲生病。
雖然萬曆和天啓年間出現了民變的萌芽，但是當時的**對社會的控制力尚可，足以維持統治，西北的變亂沒有掀起大的風波，不過是小打小鬧而己，大明的身體處於亞健康的狀態，如果用藥適當，稍加調理，身體恢復健康也不是難事，不幸的是，崇禎上臺以後，用藥過猛，持續兩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樞癱瘓，肌體免疫力下降，病毒變得活躍，民變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導致局面迅速惡化。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開始，陝西許多地區相續發生爆動，其中勢力較大的主要有以下幾股：
榆林衛定邊營逃卒王嘉胤“聚饑民反於府谷”，拉開了明末民變的序幕，協同者有楊六、不沾泥（非不沾鍋）等人。
延綏逃卒王左掛率領一萬多人，“反於宜川之龍耳嘴”，部下有苗美、飛山虎、大紅狼等人。
同月造反的還有白水縣王二，他在劫掠了宜君、蒲城、韓城等地後與王嘉胤合兵。
此後，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清澗趙勝等人紛紛揭竿而起，民變烈火很快就燃及了陝西許多州縣，其活動主要以搶掠府庫和吃大戶爲主。
據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嶽和聲的奏報，當時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地都有流賊活動。
當民變的烈火熊熊燃燒的時候，明朝中央和地方**仍舊昏昏噩噩。
地方官員擔心受到處分，對民變隱瞞不報。
陝西巡撫胡廷宴採取鴕鳥政策，自欺欺人。民變初起之時，每逢州縣報告“盜賊”之事，胡廷宴就不分青紅皁白訓斥一頓，認爲這些盜賊都是饑民，來年夏收以後有了糧食以後，自然就會解散，對民變隱瞞不報。
據說是岳飛後代的延綏巡撫嶽和聲病入膏肓，無法履行職責。
陝西三邊總督武之望有“關中鴻儒”之稱，也是一代名醫，尤其擅長婦科，著有《濟陰綱目》、《濟陽綱目》、《疹科類編》等等，對後世影響很大。當民變醞釀之時，他正在專心致志寫他的著作，無心政事。一個總督不看兵法看醫書，不出亂子纔怪！
此時中央**的清洗行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崇禎皇帝生性多疑，在處理魏忠賢集團的過程中大肆牽連，清理一直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搞得人人自危，無人過問政事。
天啓七年十二月崇禎正式下令定閹黨逆案，經過兩年的折騰，到崇禎二年正月，崇禎召見內閣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和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要求確定閹黨名單。
韓爌等報了四十多人的名單，崇禎很不高興，認爲人數太少，要求再廣泛蒐羅，閣臣又增加了一些人報了上去，崇禎看後大怒，他斥責閣臣說，魏忠賢是一個內臣，如果沒能外廷大臣奉迎，哪能有這麼大勢力，內廷與魏忠賢同黨的太監也要加入名單之中（崇禎此時也許忘了，魏忠賢之所以能得勢，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天啓本人）。
韓爌等認爲不妥，以外廷不知宮內的事爲由進行推脫，拒絕懲處太監。
過了幾天崇禎再次召見閣臣，他拿出一大堆曾經爲魏忠賢歌功頌德的奏疏，認爲這些奏疏都是證據，要求把上疏的人都列入閹黨名單。
崇禎這種吹毛求疵的做法顯然經不起推敲，閣臣表示自己只是負責處理奏章，提出辦理意見，並不負責司法工作，再次進行推脫。
崇禎又找到吏部尚書王光永，得罪人的事誰都不願意幹，王光永也不想趟這個混水，表示吏部只負責考覈官員，不負責司法。無奈之下，崇禎只好找到刑部尚書喬允升和左督御史曹於卞，讓他們負責擬定閹黨名單。
崇禎二年二月，崇禎召見閣臣和刑部尚書喬允升、左督御史曹於卞討論第三份逆案名單。韓爌、喬允升和曹於卞是東林黨人，名列《東林點將錄》之中，分別是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於汴，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他們都曾經受過魏忠賢集團的排擠，可以說是閹黨的死敵，他們所列的第三份逆案名單應該說不會對閹黨手下留情。
然而崇禎對第三份名單仍不滿意，他問道，張瑞圖、來宗道爲什麼不在逆案名單之中？
閣臣回答，沒有證據。
崇禎說，來宗道在爲崔呈秀母親寫祭文的時候用了“在天之靈”一詞，非常可惡，而張瑞圖也因爲文筆好被閹黨欣賞。
他接着又問，賈繼春爲什麼不在名單裡？
閣臣答道，他在移宮案中主張善待李選侍，不失厚道，後來雖改口顯得有點反覆，但他的看法也有許多可取之處。
崇禎說，正是因爲他反覆，所以是真小人！
就在崇禎這種吹毛求疵的要求下，又將一些人加入名單。
三月份，欽定的逆案名單終於發佈，其中多達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幾年前天啓帝制定的東林黨人一百多人的大名單，這兩個名單將明朝的棟樑摧殘得差不多了。
由於明中央和地方**的昏庸，沒有給予民變足夠的重視，錯失了將民變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時機，民變呈現出星火燎原的發展態勢。
一邊在挖牆腳，一邊在拆毀棟樑，明朝這個百年老店己經開始搖搖欲墜了。這是缺乏統治經驗又生性多疑的崇禎爲自己愚蠢而又苛刻的行爲應當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