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啓採用給糖豆的辦法，捋順了紛爭的文官武將，又經過一番洗牌、碼牌、抓牌，明軍在遼東的陣形基本確定下來。
前敵總指揮巡撫袁崇煥駐寧遠，主將趙率教從山海關前移至寧遠；後方有督師王之臣駐山海關負責關內防務，與大將滿桂共同鎮守山海關；再後方有薊遼總督閻鳴泰。一旦發生戰事，後方整體前移，閻鳴泰移駐山海關，滿桂出關駐前屯進行策應。形成了戰時一城援一城，守時一城頂一城的戰略格局。
然而天啓對遼東的局勢仍然不放心，他感到君在內，將令有所不知，於是派出太監到遼東任監軍，以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和軍情的掌握。
天啓六年（1626年）三月，明廷任命劉應坤爲鎮守山海關太監，陶文、紀用爲左右鎮守太監，孫茂霖、武俊、王蒞朝爲分守中軍太監，發往遼東要害位置監視軍隊。
對於太監監軍這件事，許多人哧之以鼻，有的一談起來就咬牙切齒，憤恨不己，竊以爲大可不必。
認爲天啓是一個昏君，魏忠賢是一個擅權的壞蛋，太監們是誤國的奸賊的看法，是一種先入爲主的思維定式。
雖然衆口一詞，但這不是事實。
明成祖朱棣是史上最重用太監的皇帝，仍不失爲一代英主，鄭和也當過監軍，西洋歸來後還鎮守南京，仍爲人們所稱道。
在君主專制的大背景下，君主利用太監，無非是爲其統治服務，太監無論做什麼，都是被君主驅使，這點上沒有太大的不同。
事實上，天啓並非一個昏君，魏忠賢也並非那麼不堪，太監們在明代歷史上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真正誤國的並非生理有缺陷的太監和使用太監的帝王，而是那些滿腹經綸的文官。
自萬曆末期以來，以東林黨爲代表的文官集團整日炒作議題，紛爭不己，屢禁不止。天啓初年鬥爭達到白熱化，文官集團以“三案”相構織，陷害打擊政敵，不以國事爲重。
一邊是外戰靡爛，一邊是內戰正酣。對於一個皇帝來講，還有比這更令人心碎的事嗎？你當皇帝你也急！
文官集團的腐朽是女真興起，明軍不斷失利的一個根本原因。
讓文官集團閉嘴，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國事上來，共赴時艱，是當務之急。
問君何能爾？只有用太監！
天啓很聰明地以魏忠賢爲白手套，果斷驅逐了東林黨，使萬曆以來腐朽散漫的朝綱得到整肅，文官集團不再爭吵，世界終於清靜了！
這爲國事走上正軌奠定了基礎，天啓抓到了點子上。
很多人都往魏忠賢身上吐口水，但是其中有幾個人真正研究過他呢？不過人云亦云罷了。十分悲哀！
無論是天啓還是魏忠賢，或是其他太監，都沒有原罪，他們在歷史上的真實面目，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認識。
從明朝的角度看，在遼東局勢靡爛、形勢窘迫，內無能臣輔弼，外無猛將靖邊的情況下，用太監監軍，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事實上，太監監軍後，遼軍軍紀爲之一振，戰鬥力得到提高，遼東的戰局開始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不足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力量依然薄弱，但是防守得到了加強，不久之後發生的寧錦大捷，不能說與此無關。
不過寧錦大捷要在一年以後才發生，我們以後再說，現在的事情是，牌己經碼好了，下一步究竟該如何出牌？
這是負責關外的前敵總指揮袁崇煥需要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確不容易解決。
打仗就像踢球，既要搞好防守，又要搞好進攻。
技高一疇的一方重點搞好進攻，技不如人的一方只要放棄進攻，玩命防守，保證城門不失也不是難事。
但如果技不如人，又要開展進攻，事情就很難辦了。
袁教練面臨的就是這麼一個難題。
後金技高一籌，以3：0領先，無意再擴大比分，只想維持到終場。
明朝在防守上站穩了腳跟，後方不再是大漏勺，但是臨門一腳的能力就象是中國足球，仍舊十分疲軟，在比方落後的情況下，又不能死守，必須進球，將比分扳平。
擅長的防守用不上，進攻又缺乏能力，搞不好還要失球，明軍處於一種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的尷尬境地。
喜歡攬權的袁教練也爲自己攬了一個難題，下一步他該如何出牌呢？
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打破了僵局。
後金的門將被亮了紅牌——努爾哈赤死了。
這個讓明朝發抖，給明朝帶來許多痛苦和失敗的人離去了，明朝再也用不着害怕他了，明人肯定會彈冠相慶，不過他們也用不着高光得太早。
對方的門將被亮了紅牌，並不意味着明朝就可以進球了，臨門一腳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也不敢冒然發動進攻。
但努爾哈赤的死爲袁崇煥打和平牌提供了一個契機。
在敵人最脆弱的時候，袁崇煥沒有向敵人投擲刀劍，而是伸出了橄欖枝。
天啓六年十月，袁崇煥他派出使者，憑弔努爾哈赤，並賀新君即位，從此開始了有爭議的和談事業。
他是遼東有事以來，第一個與後金和談的明朝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