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拓展優勢，海納百川
任何個體或任何政治勢力的優勢都是有限的。當處於順境時，爲了擴大戰果，最重要的是知人，善任，而不能過河拆橋。當處於困境時，就要想方設法拓展優勢，此時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海納百川，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慈禧頗具智慧的一個方面，是在“辛酉政變”等重大政治事件之後，並沒有製造出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慘局面。
屠殺功臣，是歷代一些君王的拿手好戲。其中最突出的是劉邦和朱元璋。
劉邦做皇帝之後，不得不封了七大異姓王。但是後來這些異姓王逐漸成爲劉邦的心腹大患。於是劉邦費盡心機把異姓王一個一個殺死。他首先拿兵力最強、智慧超羣的楚王韓信開刀。當有人誣告韓信造反時，劉邦立即逮捕韓信，後來雖然將韓信釋放，但韓信最終還是被呂后誅殺。
而殺害樑王彭越，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彭越原爲打家劫舍的草頭王。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劉邦奉楚懷王之命率部西進入關的時候，彭越曾經乘機率部相助。當彭越的隊伍已經擴大到三萬多人的時候，劉邦將其收編並任命他爲魏相國。劉邦在與項羽決戰之前，曾與韓信、彭越有過約定，勝楚之後三人平分天下。於是在三方的合力進攻下，徹底擊敗了曾經不可一世的項羽。但得勝後劉邦卻食言了，只將樑地封給了彭越。後來陳豨叛亂時，劉邦命令各諸侯王都率兵協同作戰。但彭越因爲年事已高，又正生病，於是僅派部將率兵去征討。劉邦對此極爲生氣。後來恰巧有密報彭越造反，劉邦立即派親信到樑國將彭越押回洛陽受審。劉邦念在過去功勞的份上，將彭越流放到蜀國的羌族居住區。彭越在被押送的路上，正好碰上外出的呂后，彭越哭訴了自己的冤屈之後，希望能夠返回老家。呂后答應將彭越帶回洛陽，然後再去向皇帝求情。不料呂后見到劉邦卻說：你把彭越流放到蜀地去，等於是放虎歸山，不如干脆把他殺了，不留後患。劉邦這才恍然大悟。於是呂后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彭越處死。不僅如此，呂后還下令把彭越的屍體剁成肉餡，再做成肉醬分賜給各路諸侯品嚐。
朱元璋登基後，對他昔日親如手足的患難戰友，卻恩將仇報，實施大屠殺並株連九族。例如開國功臣傅友德，由於犯上被賜死。明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召集文武大臣參加宴會。當他發現傅友德的兒子傅讓沒有按照規定佩帶劍囊，就當衆把傅讓痛斥了一頓。傅友德站起來準備替愛子辯解兩句，朱元璋更加憤怒，扔給傅友德一把劍，厲聲說：“乾脆把你兒子的首級帶過來吧！”傅友德賭氣把自己兒子的頭顱扔到朱元璋的面前，冷笑着說：“你不就是想要我們父子的人頭嗎？”說完自己也自刎。朱元璋在盛怒之下將傅友德家屬全部發配去了遼東、雲南。
關於朱元璋近乎瘋狂地屠殺功臣的原因，最典型的解釋是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過於懦弱，在他死後可能無法控制局面，所以事先要消除隱患。據說有一天皇太子朱標勸說父親不要屠殺功臣太多，第二天朱元璋故意把一條佈滿尖刺的棍子放在地下，叫朱標拿起，太子面有難色，朱元璋於是說：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這些刺都去掉了，你就能拿了。我所殺的都是天下的壞蛋，把這些壞蛋殺了，你才能坐穩江山。
對比一下劉邦、朱元璋，在慈禧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期間，多次遇到臣下功高震主和皇位繼承者年幼無知等情況。如果慈禧不能全面看問題，而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或幾個方面，那麼她一定會步劉邦、朱元璋的後塵，對功臣大開殺戒。
然而，慈禧還看到了勾踐和李世民的實例。
越王勾踐曾敗於吳王夫差，被迫屈辱求和。後臥薪嚐膽，發憤圖強，終成強國。隨後於公元前473年迫使夫差自盡，滅掉吳國併成爲諸侯中的霸主。然而兩大功臣中的范蠡被迫遠走他鄉，文仲則被勾踐賜劍自殺。此後，越國元氣大傷，終於在公元前333年被楚國所滅，這是勾踐屠殺功臣的必然結局。
大唐王朝則出現過另外一種局面。唐朝的開國皇帝李世民面對的諸多功臣既有草莽英雄尉遲敬德、秦叔寶、程咬金等，也有智慧超羣的房玄齡、長孫無忌等，還有曾經企圖置李世民於死地的魏徵等棟樑之材。然而李世民不但沒有屠殺這些功臣，反而在和平年代對他們繼續委以重任，他們也不負龍恩，盡心盡力地將唐王朝建設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封建王朝。其中的關鍵是李世民對功臣駕馭有方。例如尉遲敬德在李世民登基之後，自持曾經捨身救主，在朝中飛揚跋扈，甚至竟敢在金鑾殿上把李世民的叔父打傷。李世民見狀長嘆一聲，並說：我先前總不理解漢高祖劉邦爲什麼要屠殺功臣，我當了皇帝后暗下決心要和功臣同甘共苦，現在看來劉邦當年那樣做也許真是迫不得已。這些綿裡藏針、暗含殺機的話很快傳到尉遲敬德等功臣的耳中，讓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功臣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尉遲敬德此後更是足不出戶，在家頤養天年。
慈禧和唐朝李世民一樣，具有相當高明的駕馭功臣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慈禧的方法概括來說就是揚長避短，防患於未然等等。換句話說，慈禧一方面爲功臣和一切其他大臣的才智提供充分發揮的舞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們身上的消極因素無限的膨脹，在初露端倪時就堅決予以制止。此外，造成權臣之間的互相牽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關於這些，前面已經多次講過，這裡強調的是慈禧海納百川、知人善任的表現。
慈禧在駕馭朝政方面，確實有着一些過人之處。
其中最突出的是慈禧在官員任用上不分滿漢、不分高低貴賤，而且獎懲分明。其結果是儘管處於險象環生的環境之中，卻能多次轉危爲安。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慈禧可以說是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最開明的統治者之一。
在慈禧之前的清王朝政治體制中，一直堅持重滿輕漢的原則。滿族官員不僅在各項決策中擁有絕對的權力，而且佔據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職位，這樣就可以維持滿人的顯赫地位。在這種體制下，漢族英才不僅難以得到重用，就連那些屢建戰功的漢將，有時也難逃厄運。
例如嶽鍾琪，是岳飛的第 21世嫡孫、岳飛三子嶽霖系後裔，也是王朝著名的漢族大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多次重大軍事行動中，屢建奇功。康熙末年，西藏叛亂。康熙帝命皇子允褪出征西藏，嶽鍾琪作爲先鋒率軍到達預定地點後，獲悉叛軍已調集部隊扼守三巴橋，以阻擊王朝軍隊西進。嶽鍾琪出奇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抵達叛軍首領駐地，一舉將敵擊潰，爲進軍拉薩鋪平了道路。西藏叛亂平定後，嶽鍾琪還師四川，授左都督，四川提督。雍正年間，嶽鍾琪任襄贊軍務、奮威將軍，會同川陝總督年羹堯平定青海頭人羅卜藏丹津叛亂。在一次戰鬥中，嶽鍾琪率五千騎兵發動突襲。利用夜幕的掩護向睡夢中的羅卜藏丹津主力部隊發起強攻，羅卜藏丹津的部隊從夢中驚醒，由於戰馬都沒有備鞍，很快就潰不成軍，抱頭鼠竄。嶽鍾琪因功勳卓著，被雍正帝賜黃帶，隨後升任四川陝西總督，任寧遠大將軍。與此同時，某些對於嶽鍾琪的飛黃騰達分外眼紅。大學士鄂爾泰等以不實之詞誣衊嶽鍾琪“專制邊疆，智不能料敵，勇不能殲敵”，大將軍查郎阿等人又彈劾嶽鍾琪“驕蹇不法”，意欲反叛，眼看嶽鍾琪又會像其先祖岳飛一樣遭致殺身之禍。雍正帝本想馬上將嶽鍾琪斬立決，考慮到嶽鍾琪的部下可能會不服，纔在大學士們“奏擬嶽鍾琪斬決”的摺子上改簽“監斬候”，也就是死刑，緩期執行。嶽鍾琪整整坐了五年大牢，纔在乾隆年間被特赦歸故里閒居。過了十年的平民百姓生活之後，一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王朝軍隊在平叛戰鬥中處於困境時，這纔想起了當年勇冠三軍、現已被貶爲平民的嶽鍾琪。在這種情況下，年過花甲的嶽鍾琪重披戰袍。這位老當益壯的將軍率領部隊很快將叛亂平定，然而在凱旋途中卻因病去世，終年68歲。
在王朝鼎盛時期，朝廷有條件對漢族官民任意處置。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滿族因爲養尊處優等原因，整體素質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從而導致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不得不越來越多的依賴漢族中的佼佼者。例如肅順就曾經說過“天下滿族混蛋多”這樣的話。面對如此局面，慈禧雖然不可能也不願意拋棄重滿輕漢的傳統，但是又不能不面對漢族中的精英正日益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現實。因此在官員的考覈、遴選、升遷中，她必須調整和改變以往的若干做法。
從大政方針上來說，慈禧的原則可以用“抓大放小”四個字來加以概括。首先，最高權力機構仍然必須由滿族主政。在慈禧當政期間，大多數情況下軍機處領班大臣（首席軍機大臣）等最重要、最關鍵的崗位一直由滿族擔任，漢族不得染指。實際上，王朝中只有左宗棠、張之洞、袁世凱等短時間地任過軍機大臣。
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之後，朝廷於11月1日才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
在一些非要害部門以及地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任命漢族爲一把手。在這方面曾國藩的實例最爲明顯。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來自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王朝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理學家、書法家，文學家。對於這樣一個如此顯赫的“功臣”，最後僅僅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國藩五歲啓蒙，道光六年（1826年）春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應湘鄉縣試，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著名的嶽麓書院，同年參加湖南鄉試，成績爲第三十六名舉人，並動身入京師準備來年的會試。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京師長沙會館讀書。次年再次未中，於是返回長沙居於湘鄉會館。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終於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併成爲林則徐政敵、主張“鴉片上稅免禁”的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禮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四月，曾國藩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咸豐帝將奏摺怒擲於地。次年又上《備陳民間疾苦疏》，仍未受到重視。同年生母去世，曾國藩回籍奔喪。不久正值太平軍由湖南北上，攻克武漢三鎮，並沿江東下。咸豐帝對此極爲震恐，下詔舉辦團練，授曾國藩爲湖南團練大臣。於是，曾國藩得以復出並初步受到重視。曾國藩發揮其待人接物方面的特長，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社會關係，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並整合湖南各地武裝，起用儒生爲將佐，招募農民爲營勇，勤加訓練，號“湘勇”，又稱湘軍。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曾國藩派部下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次年，發佈《討粵匪檄》，率師出征，不久曾國藩連吃敗仗，由於羞憤難當，曾縱身跳入鄱陽湖企圖自殺，被其部下救起。隨後，曾國藩整軍再戰，在湘潭取得大捷，並攻陷湖北重鎮武昌。咸豐帝大喜過望，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然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對曾國藩應保持高度警惕，最終曾國藩僅被賞兵部侍郎銜。由於曾國藩僅以兵部侍郎的虛銜領兵東征，根本沒有統轄地方的實權，反而在軍事部署與軍餉補給等方面一直備受地方大員的掣肘，有時甚至不得不忍氣吞聲。慈禧主政之後，情況纔有所改觀。儘管慈禧同樣擔心曾國藩的勢力擴充會對王朝的統治構成極大的威脅，然而慈禧更清楚，太平天國是迫在眉睫的心腹大患，經過權衡利弊，考慮到曾國藩是對付太平天國最得力的干將，於是就命曾國藩統領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軍務，這樣曾國藩就擁有了前線最高指揮權。隨後又依據曾國藩等的建議，任命一批漢族爲地方要員，輔佐湘軍等部隊的軍事行動。其中任命左宗棠爲浙江巡撫，鄭元善爲河南巡撫，張曜爲河南布政使，李續宜爲安徽巡撫，嚴樹森爲湖北巡撫，沈葆楨爲江西巡撫，李鴻章爲江蘇巡撫，劉長佑爲廣西巡撫，毛鴻賓爲湖南巡撫，江忠義爲貴州巡撫，另有一大批漢族成爲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這些舉措令朝野一片譁然。因爲同時將如此之多的戰區行政大權交於漢族官僚手中，在王朝歷史上是破天荒的。更爲危險的是，長江中下游乃至西南的半壁江山全掌控於曾國藩之手。面對衆多滿族權貴的種種非議，慈禧只說了一句話：“不用他們，可以啊，那就請你們上前線收拾爛攤子吧！”頓時，反對的聲音就銷聲匿跡了。曾國藩果然不負重託，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湘軍攻佔天京。消息傳來，朝野上下一片歡騰，慈禧一直懸着的心這才放了下來。事實證明，慈禧重用曾國藩既是她的無奈之舉、冒險之舉，又是她從政生涯中繼“辛酉政變”之後的又一精彩力作。同時也成就了曾國藩的非凡功業。
此後，慈禧重用漢人的腳步仍然沒有停止。到同治四年（1865年），當時全國10名總督中除湖廣總督之外，其餘9個全是漢族官員；而15省的巡撫則全部都是漢族官員。當時對漢族官員的重用程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慈禧的胸襟還是相當寬闊的。
慈禧海納百川的另一個舉措是支持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例如慈禧曾經鼎力支持成立天文算學（數學）館。這一舉措遭到了遺老遺少和頑固派的強烈反對。研究和學習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在今天看來，是普通而又普通、應該而又應該的事情，但是在當時的王朝，要讓王朝的普遍學天文，學數學，而且還不是讓小孩來學，讓王朝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翰林院的，讓五品以上的官員來學，這可是一個破天荒的事情。因此，慈禧的這一做法，必然遇到相當大的阻力。在這個情況下，慈禧用口頭、用書面的形式，以皇帝的名義前前後後竟然發了十道諭旨。諭旨上說：天文和算學是讀書人、儒者所當知，不能夠把它看成是一種技巧，而且這件事情不能再猶豫了，投考人員要認真考試，要送到館裡來學習。而正是由於有了慈禧的支持，天文算學館纔算正式開館了，一批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一批中國的官吏被送到同文館裡去接受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教育。當然，這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對中國後來的發展是非常有好處的。
慈禧對於西方先進的科技成果，例如攝影術等等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支持態度。攝影術最早傳入中國是在1844年，由當時法國海關總檢查長埃及爾爲當時的兩廣總督耆英拍攝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現存法國巴黎攝影博物館中。裕勳齡、裕德齡、裕容齡兄妹三人幼年留學法國。裕德齡、裕容齡兩姐妹回國之後被慈禧封爲御前女官。姐妹倆不僅聰明美麗，而且還從國外帶回來許多洋玩意，引發了慈禧瞭解“新生活”的慾望。在這種情況下，哥哥勳齡成爲慈禧的御用攝影師。慈禧在每次拍照前都要親自翻閱黃曆，以便選定良辰吉日。在1903年到1906年之間，慈禧共拍了30多張裝飾、體態各異的照片，印刷放大成數百張。慈禧在1904年70大壽之前，令奴才們懸掛在紫禁城和頤和園等處，作爲收藏和賞賜大臣們之用。由此，這些照片才得以流入民間。
目前，流落於民間的慈禧原照已經極爲罕見。1990年，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館用1.3萬英鎊從拍賣行購進一張。
表明慈禧能夠海納百川的最重要舉措是支持變法與改革。
種種事實表明，在戊戌變法開始的時候，慈禧不僅沒有反對，而且還是相當支持的。光緒皇帝在變法開始的時候，曾經頒佈一個詔書，這份詔書叫“明定國是”詔。光緒皇帝企圖通過這個“明定國是”詔，把變法、把改革確定爲國家的根本政策。光緒皇帝頒佈這份詔書的時候，是請示過慈禧的，而且慈禧不僅表示同意，還表現得相當激進，慈禧講什麼呢？核心是六個字“今宜專講西學”，這個“今宜專講西學”，對於改革來說很徹底、很進步。進步到連變法的一些支持者，都覺得受不了。只是後來某些變法的人企圖加害於慈禧，慈禧這才轉而反對戊戌變法。不過事情過後，慈禧又轉而支持變法，當然變法必須合乎一定的規矩，最根本的是不能對慈溪造成危害。
實際上，早在垂簾聽政初期，慈禧面對西風東漸、列強大動干戈的複雜局面，思想上已經受到重擊而有了重大轉變。雖然慈禧此時思想上的轉變過程還有待於深入研究，但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王朝一批開明的上層官員，以禦敵、自強、自立和富國爲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陸，吸收西方的先進理念，積極發展近代教育、近代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建立了近代海陸軍的雛形。這些重大的、全方位的舉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慈禧的允許、默認和支持，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發生的。不僅如此，當逃過八國聯軍的劫難，重新回到北京以後，此時垂垂老矣的慈禧卻突然下定決心要搞新政，終於讓這個瀕臨死亡的王朝從睡夢中清醒，重新煥發了生機。當時的新政絕不是當年的戊戌變法可以比擬的，各項措施行之有效、有條不紊。從1901年到1905年這短短的幾年間，慈禧大刀闊斧地先後頒佈了三十多道懿旨，推行新政，主要內容有：一、改革王朝官制。最重要的是朝廷在外國人的要求之下，將總理衙門改名爲外務部，並列於六部之首。1903年9月，爲了振興商務、發展實業，朝廷在六部之外又成立了一個新的商部，其職能不僅僅侷限於商業，還包括實業（工業）和農業。後來，商部又與老的工部合併，成立新的農工商部，使之成爲一個負責全國經濟發展的中央部門。與此相對應，地方上也紛紛成立了農工商局，作爲地方上的經濟管理機構。還設立練兵處（後來與兵部合併，改爲陸軍部），增設巡警部（後改爲民政部）、學部。並宣佈廢除和終止一系列陳規陋習。二、改革工業經濟。集中表現在制訂商法，提倡獎勵實業，振興商務貿易，鼓勵私人出資興辦企業、交通，保障工商業者權益和提高工商業者地位。從而徹底改變了以商爲恥的傳統習俗。三、改革教育。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停辦科舉、改設學堂，興辦現代教育。光緒二十七年，王朝**在全國範圍內廣泛設立大、中、小學堂；光緒二十八年，再次通令各省選派留學生到西方和日本等國留學，並對學成回國者予以重用。光緒二十九年頒佈了極爲詳細的學生章程。光緒三十年，更以法律形式公佈並在全國範圍推行實施《學堂章程》。光緒三十一年正式宣佈自當年開始廢除科舉考試製度。四、改革軍制，編練新軍。光緒二十七年，廢除武科舉。光緒二十九年在北京成立練兵處，各省設立督練兵公所，正式開始操練新軍。其中袁世凱統帥的北洋軍隊是最先成立的新軍，隨後各省新軍也陸續成立。光緒三十年，頒佈《陸軍學堂辦法》，令各省建立武備學堂，各主要城市則建立軍事學堂，同時大力派遣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西方的軍事理論與實踐，以爲中用。五、改革法律。光緒二十八年起，王朝**參照西方的各國法律，修改了《大清律例》，開始編纂新的法典。廢除斬首、凌遲、黜面等酷刑，並頒佈了禁纏足、禁鴉片以及允許滿漢通婚等法令。六、實施民族平等。在新成立的外務部有一個重大創新，那就是部中不分滿漢，領導職位只設立一尚書兩侍郎，打破了原先六部中設置滿漢尚書和侍郎兩套班子、實際上以滿族官員統領的制度。這一舉措，從根本上打破了清王朝沿襲了近兩百多年的祖制。由於外務部首開先河，也爲後來更大範圍內的機構改革奠定了基礎。
還應該指出的是，1902年慈禧首次以朝廷名義發出上諭，勸戒婦女，主要是漢族婦女不要纏足。由於朝廷的公開提倡，這才使得飽受纏足迫害的廣大中國婦女得以解放。
慈禧對新政和各項改革寄予厚望。1906年，光緒奉慈禧懿旨，宣佈“預備仿行憲政”，開始實施官制改革。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獨立爲基本原則，“總使官無尸位，事有專司，以期各有責成，盡心職守。”由於官制改革牽涉到方方面面的權力和利益的重大調整和重新分配，因而勢必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嚴重關切和極大不安。有關官制改革的條陳如雪片般飛到慈禧的面前，其意見之紛雜、鬥爭之激烈實屬罕見，以至於慈禧心力交瘁，甚至感覺“如此爲難，還不如投湖而死”。
更難能可貴，同時也更令人吃驚的是，慈禧順應歷史潮流、順應民情民意，在1905年後甚至還搞起了立憲，這在中國的上千年的封建專制歷史上絕對是開天闢地第一次。許多歷史學家都不得不承認，在中國如果要談論憲政的話，真正的源頭卻是在慈禧這裡。在慈禧執政的最後七八年中，中國纔開始真正向現代社會轉型。
對於慈禧推行的新政，史學界衆說紛紜。一種意見認爲：慈禧面對西方列強不可一世的武力征服以及飛速發展的先進科學技術，不得不改弦更張；此外，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也激起了慈禧步隨其後的意願。另一種意見認爲：慈禧實行新政，並非說明她是“中國近代化的最大保護神”，慈禧實行新政首先是迫於內外交困的形勢，其次爲拉攏資產階級立憲派，第三爲安撫要求立憲的官僚；另外一種意見認爲：慈禧有合乎時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她面對新事物、新問題，並非絕對死守傳統、頑固不化。在不危及自身統治的前提下，並不反對改革，能夠降詔求言、重用人才；還有一種意見認爲：血的教訓使慈禧認識到，爲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可變、必變，否則只能“愚昧而軟弱”。慈禧新政的一些措施，不僅超越了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但她仍然逃避不了歷史的譴責，因爲正是她喪失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大好時機。當她實行新政、承諾預備立憲時，一個新的政治氣候已經形成。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較量，取代了君主立憲和君主專制的較量；另外，也有學者認爲：慈禧新政與百日維新二者在骨幹的構成、歷史的前提、提出的形式以及主要內容等方面不存在本質差別，慈禧新政同樣是一次沒有成功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還有學者認爲，在當時的條件下，任何主政者恐怕都難有回天之力。然而，在當時又必須有出面控制局面。出於這種考慮，似乎也應該對慈禧採取一些適當的寬容態度。
總的來說，慈禧在新政的名義下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許多是戊戌變法內容的具體化、實踐化和延伸化。毋庸諱言，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但新政沒有起到加強王朝統治的效果，也遠不足以使社會各階層，感到國家已經有了新的氣象和起色。如果說當年光緒依靠康有爲等掀起的戊戌維新運動在社會上層曾經引起了強烈反響，那麼以《辛丑條約》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賠款負擔爲背景，相同內容的重演已經沒有了什麼激動人心的效果了。賠款、練兵、新政所需要的鉅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帶來的些許希望。這也是慈禧受到多方指責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學者認爲：在晚清的特殊的社會環境和大衆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實際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變革的浪潮已經滲透到中國的生活之中，作爲滿族勢力代言人的滿清王朝企圖竭盡全力左右這種變革。然而，反清的思潮，軍隊的渙散已在所難免。事實上，最後滅亡王朝的恰恰就是這些經過慈禧同意之後由王朝**派遣出去的留學生、以及慈禧曾經寄予厚望的國內新軍隊、還有慈禧所鼓勵和支持過的商人、實業家、各種官方和民間組織，他們在羽翼豐滿後都反過頭來將鬥爭的鋒芒指向慈禧和王朝**。這些都是慈禧所無法控制和始料不及的。不過，這些都出現於慈禧統治的後期甚至慈禧去世之後，而在此之前，慈禧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是能夠控制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