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站牢房的審訊室被很厚的柵欄隔開。很粗的麻繩懸吊在木樑上。麻繩的一端用來拴住囚犯被捆綁在背後的雙手拇指。只要一聲“吊！”麻繩就被拉起，這個人就被吊離地面。一開始受害者的腳尖可以着地，麻繩被固定在鉤子上，審訊繼續進行。幾分鐘後受刑者便滿頭大汗。假如這時還沒有供詞，刑訊者就會叫一聲———就像古代的衙役宣佈下一道刑罰那樣：“扯！”受刑者的身體便懸空吊起，整個身體的重量於是便落到了兩個拇指上。在受殘害者大汗淋漓時，刑訊者卻在一邊輕鬆地坐着抽菸，看着受害者在痛苦中掙扎。要是受刑者還不招供，通常疼痛會讓他失去知覺；然後身體被放下來，澆上一盆冷水。直到受刑者醒過來再次被吊起。通常，吊一次就足以讓犯人把所知道的吐露出來。
特工們使用這些內部人的行話，非常說明問題。要是“吊”還不夠的話，那麼軍統的刑訊者們會挪向下一步———“炒排骨”。受害者依然被吊在大梁上，腳尖着地，雙腿被綁在一起，以防他踢人。他的衣服被扒光後，背脊貼在牆上。一個刑訊者會戴上粗厚的皮手套，然後慢慢地用力按壓受刑者的肋骨，一方面製造摩擦，同時擠壓內臟。這種酷刑的倖存者不僅以後會長時間地胸內疼痛，而且當時的疼痛並不會使其昏厥，所以特務處的審訊者好用此刑，直到以後他們學會了用電刑爲止。
用刑的基本心理方法是把世界分成“我們”和“他們”。找替罪羊和貶低他人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刑訊者們必須相信他們的世界是正義的，才能對受害者瘋狂地施暴。這種信念的結果之一是，審訊者把受害者視爲自找苦吃，這些受害者的受刑實際上是罪有應得。在刑訊者看來，受刑者越是痛苦，就越有理由上刑。這種思維方法並不罕見，一般並不會引起人的殘忍。然而這種精神狀態是虐待他人的前提，於是，對那些會把受害者當作對社會秩序的威脅或導致種族污染不純的人來說，它成爲滅絕人性的心理條件。
刑訊者大多數是被製造出來的，而非天生如此。他們被逐漸地推向這種變態的精神狀況之中。大赦國際的報告說，由看守變成施刑人，往往開始於在審訊室外面當警衛，聽到裡面傳來的毒打聲。他們被調到關押室後，目睹了受害者如何遭到污辱。終於，如果他們稱職，便會“突然積極地參與”，自己毒打犯人。
正像刑訊者“失去了人性”那樣，他們會讓受刑者感到自己失去了精神力量，感到他正在失去他身體的完整性。戴笠使用兩種刑罰達到這個目的：“老虎凳”和“踩槓子”，兩種刑法都會使受害者殘廢。軍統的審訊者們專門這樣來對付共*黨嫌疑分子，讓他們終身致殘。“特工們爲了強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線索，總是想盡辦法折磨革命人士的身體。”他們既有着踐踏和摧殘人體的慾望，又追求科學效率。像沈醉這類向新手教授“行動技術”的秘密警察，總是熱衷於發展更有效的刑罰。新的刑具發明後一兩天之內，他們便在上海站牢房裡的犯人身上進行試驗，以完善他們的技術，然後將其加進軍統訓練項目裡去。
從心理學看，這種對“從事刑罰業務”的“專業”和似乎“超脫”的興趣，便是羅伯特列夫頓稱爲“兩面性”的一部分：這些人“形成了一整套感情和習慣”，既與其邪惡角色相適應，又使其能夠在下班以後回到日常的自我。兩面性是終日作惡的關鍵，它可以解釋人們如何能陷入那種與其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如此背道而馳的活動中去。
但兩面性並不是一個完全神秘的過程。隨着刑訊室內一個個禁區的打破，刑訊者變得日益殘忍，獸性大發。例如，軍統的刑訊者還吃人肉。戴笠的特工們會以某些人“膽小”爲藉口，把受害者的心和肝挖出來炒了吃，說：“吃了人心可以壯膽。”
軍統刑訊虐待狂是這樣煉成的
徐紅鷹拿着一把燒的滾燙的烙鐵，在林碩面前晃了晃：“我想你最好老老實實的交代你的問題，否者的話，這種人肉叉燒包的滋味是很難受的！”
林碩吐了口血，眼睛裡帶着無邊的憤怒：“陳珞冰，你等着，特戰局不是好惹的！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哈哈哈！特戰局，算個屁！你今天要是不好好的交代你的問題，我想你很難見到明天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