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老張做主北京政|府事宜時，日本人就感覺到他的難纏，對這筆借款已經不做它想了。當然，在這種借貸，不僅可以算經濟賬，更可以算政治賬。
後來，雖然由於中國政局的動盪，借款擔保不可靠，很多筆借款實際上沒有還，但在政治上，卻收穫頗豐。
這個時候，隨着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日本國內對華武力炫耀與施壓的聲音弱了一些，所以朝香宮鳩彥王此行倒並不要求拿着這件事說話，只是能摳一點是一點。
見奉系的人強硬，日本人也覺得此事做得有些不地道。你借錢資助對方的敵人，現在卻要向對方討要本息，泥土人還有三分火性呢。所以對老小張的不滿，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不是事涉國與國之間，甚至抱以同情和理解也未可知。
此行還有更重大的目的，所以北一輝明智地繞過此事：“經濟上的事情，就交給大藏省的官員們和貴國的財政部磋商吧。朝香宮鳩彥王此行，是抱着中日友好的目的來的，我想在這個事情上貴國政|府有強烈的訴求吧？
現在日中兩國，在經濟上互通有無，在文化上同文同種，在地理上又都處亞洲。我們認爲，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日中兩國在光大亞洲人民共同抗擊歐米列國上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我們想，是否兩國能夠簽署一個軍事同盟來保障兩國之間的關係更好地發展？”
北一輝其人確實是中日同盟的積極倡導者，但他的思想是以日本爲主導的。本來，在先後打敗俄國和德國後，日本國內“黃克白”的鼓吹聲音大了起來，日本儼然把自己視爲亞洲的“保護神”。二十一條和西原借款這一硬一軟，其實都是日本想獨佔|中國的試探。
只是地球是圓的，歐美列強雖然陷於戰爭，但不等於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無論如何，歐美不可能允許日本獨吞中國。而且因爲張漢卿的騰空而降，讓國內外形勢朝着有利於奉系、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走去。特別是人民黨以大一統姿態讓中國重煥新光，而張漢卿出訪蘇聯和德國並結成非同一般的大國關係，使得中國的內政外交局面一下子豁然開朗。
這樣，以前很有市場的中日同盟論再度上揚，北一輝就是積極的鼓吹者。
在他看來，現代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力是極大的，他認爲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爲那些留日的中國學生，他們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國。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爲典範而形成的革命運動。
他們作爲革命團體的骨幹，行事風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響，對中國革命團體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勞。比如日本的陸軍士官學校就培養了中國各派系絕大多數的高級軍官，包括奉系和人民軍系列的。
所以他強調日本因素對於中國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並認爲日本是“中國革命的助產士。”在這種情況下，只要適當地表現出對中國的接納，一個逐漸強大的中國會在一定程度上倒向日本。這樣，在和歐美掰手腕時，可以獲得相應的助力。
憑心而論，當代漢語受日本影響甚大，“日貨”佔到70%以上（社會和文科學方面）。人氣、寫真、解讀、新銳、職場、新人類、視點、親子、達人、放送、完敗、完勝、上位、打點滴，甚至健康、衛生、寵兒、儲蓄、乘客、反感、接吻、緊張、批評、生產…
這些我們後世可能很隨意使用的詞，其實是從日本“引進”過來的。我們用老祖宗造的字，組成日本獨創的詞，普遍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說明一個事實：“漢語”已經成爲漢文化圈共享的歷史文明。
自甲午戰爭以來，中日成了密切相關的一對冤家，日本感冒，中國發燒，反之亦然。中國與日本是近鄰，也是世仇，但在一定程度上離不開彼此。
中國強大時，它如飢似渴地學習先進經驗和文化；中國落後了，它則宣稱唯有日本纔是“西方文明的介紹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東方唯一的代表者，屬於能在現代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東方國家。
在這個基礎上，大方（或是有意識地）向中國的留學生輸出其體會從而有了天朝上國的驕傲。
不過張漢卿對此卻並不感冒。
國家間的軍事同盟，不能是雙方強弱明顯或者是在一方屈辱的條件下結成。當年毛偉人斷然拒絕與蘇聯共組聯合艦隊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與一個軍國主義的日本結盟，本身就是對熱愛和平的中國人民的侮辱，何況，還要考慮到日本現在還佔據着中國的臺灣、遼東灣。
“北一輝先生的想法很獨特，但是我們不敢完全苟同。中國剛剛從戰亂的廢墟中恢復過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統一國家和許多年的休生養息。我們和美國、蘇聯和德國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關係，我們沒有外來的威脅，我們也沒有侵略別國的野心和能力，所以軍事同盟對中國不適用。
當然，我個人很感激日本政|府對中國的重視，也極願致力於中日關係的改善。中日是近鄰，要友好及和平相處，這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量是最大的，我們的聯繫最密切。
我非常欣賞北一輝先生所說的‘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這句話，亞洲之大，足以容納中日兩個國家。東亞有豐富的煤、鐵資源但缺乏石油，而東南亞和中東有豐富的石油，東南亞還有大量的橡膠，這些都足以支撐我們兩國工業的持續發展，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共同的訴求。
現在，除了中日，其它的亞洲國家都處在歐美列強的蹂躪之下，期待着日本國對此能夠做出應有的貢獻。”
張漢卿既巧妙地回絕了軍事同盟的建議，又隱晦地指出制約日本工業發展的資源產地是在英美人控制下的東南亞和中東，讓他們關注中國的目光有稍許的鬆動。
現在的日本像一位溺水者，抓住中國這根稻草就不放。如果在它喘息之機告訴它旁邊還有救生筏，裡面還有豐盛的食物和健全的生活設施，一旦有可能，它是會有所選擇的。
這個叫做禍水東引。
不是張漢卿不地道、沒有國際主義精神，而是現實正如他所說，除中日外，整個亞洲都處在歐洲列強的奴役之下。
英法平分了中南半島，英國獨吞了印度，荷蘭控制了印尼，美國把菲律賓納入麾下，西亞是歐美的勢力範圍…當然，日本也沒閒着，吞併朝鮮、掠走臺灣、佔據遼東，還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華北、華東、華南以及全中國。
張漢卿以前從沒有害怕日本，現在更是如此。只是，如果能夠不戰而解脫中華民族的戰亂之苦，能夠讓中國避開那場犧牲巨大的世界性戰爭，連自己都能犧牲，逞論別人？他可沒有天下大同的國際主義精神，他的私心只在中國。
從明治時期開始，日本國內就陷入“北上”與“南進”之爭。北上，是陸軍制定的戰爭策略，對象是中、俄，以奪取領土爲主；南進，是海軍制定的戰爭方向，對象是英、美列強，以奪取島嶼、資源和海上生命線爲目的。雙方各有傾軋，也爲此做了許多試探。
甲午海戰、日俄戰爭是第一輪試探，收穫頗豐。特別是在一戰中，目睹歐美國家在海上力量的強盛之後，更加重了其北上的決心，所以纔有遠東干涉。
不過這一次踢到了鋼板，四年的西伯利亞戰爭，讓日本把這些年來的積蓄都砸了進去卻沒撈到任何好處，還平白得罪了一個正在崛起中的蘇聯。轉過頭來再看，奉系一枝獨秀的局面業已形成，除非它直接出兵干涉，否則奉系統一全國的趨勢不可抵擋。
這時候它陷入了內外交困：經濟不如意，外交上被迫簽署了《華盛頓條約》，政治上也漸漸失去中國，它已經失去了最好的十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朝野視之爲“天佑”之機，當然很想借此時機一口將中國吞下。但是，對於日本來說，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如果貿然開戰，武力征服，誰也難以預後；
不敢開戰，卻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咄咄逼人，不僅徒增中國人的敵意，順帶導致日本與英美之間出現裂痕，而且裂痕越來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國，對日本的野心也越來越警惕。
在這種情況下，它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對奉系主政下的中國有太多的牌可打：據各種情報表明，人民軍陸軍的實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日本，其工業和經濟能力也早已反超，最重要的是人民黨的政治力和組織力驚人，這恐怕也是張作霖父子敢於對日越來越高調的原因之一吧？
種種潛移默化之下，日本政|府對華的表現趨向於調和而不再是咄咄逼人。用中國人常講的一句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它也要講究些技巧了。所以，出現張作霖“戲耍”、“賴賬”這些事，日本政|府也只能摸摸鼻子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