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應該是個值得公衆信任的羣體，人們在治療疾病時，理應對他們的專業素質和人文素養秉持起碼的信任。這種信任是醫患雙方打交道的基礎。
但是，在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就連最應該得到信任的醫生都時時刻刻面對着病患和病患家屬以及社會公衆的質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任麟曾經對關毅說過，每個當醫生的都希望病人好，希望社會能夠給醫生更多理解。
當時關毅就對任麟提出了反駁，醫生需要的不止是理解，作爲普通病患和家屬來說，他們不懂醫學，自然也就不懂爲什麼到醫院裡看病要做那麼多在他們看來是“重複”的檢查，也不知道爲什麼手術室不能進，也不知道爲什麼醫生每做出一個決定都要家屬簽字……
這些正常的流程和規矩，在“懷疑一切”的思想影響之下，當然會被認爲是醫生試圖推卸責任，醫院在搞暗箱操作。醫生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讓他們“理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行爲。
也許醫生今天的說明和解釋能讓這個病患“理解”了，但是換一個人依然是不“理解”的。這樣重複的行動根本就是浪費了寶貴的醫療資源。
真正的理想狀態，就是人人都信任醫生，給予這個神聖的職業以最基本的信任。
當然，信任的來源同樣應該是在規範的制度和公開透明的職業運行體系中建立起來的。消除醫患間的不信任，需要彌補醫療投入不足、矯正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公、提高醫生的醫德醫風等等，頭緒非常複雜。
但是，對醫生少一點毫無根據的懷疑，多一些起碼的信任，卻是現實的必須。
懷疑本身就不需要任何根據，想說就說，遑論對錯。當懷疑成了一種最廉價的思維方式，由此衍生出的言論就變成了傷人的利器。這種懷疑完全是一種“習慣性的不信任”。
或許這就像阿美利加一樣，把質疑一切，懷疑一切視爲民衆最基本的權利。但是，當這種不信任的情緒瀰漫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應有的信任基礎遭到衝擊之後，這個社會賴以維繫的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
正如一位哲人所說，“沒有信任，言語變成了木鑼，聲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語纔有生命。”
如果人們彼此間缺少起碼的信任，每個職業都可能被污名化，每個人的言論都會失去真實性，人們每天都處於“不可預測的危險”之中，周圍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想要加害你的人……長此以往，人人都會患上被迫害的妄想症的。
要消除這種不信任感，並不容易。
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的專家都曾試圖給出答案，但至今也沒人發現有什麼“速效藥”，修復社會信任感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關毅也沒打算去解決這個問題，在他看來就只有一句話——愛信不信！
他對於付大寶的事情糾結了一會兒之後，所做出的決定也是這樣。他告訴付大寶可以幫他，但前提就是付大寶願不願意相信！
不信就拉倒！
雖然在他的內心深處，也覺得在這茫茫人海之中，能夠遇到一個先天覺醒者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現在既沒有真正掌握幫助他掌控源能的方法，也沒有得到對方的信任，那麼……就算是千載難逢的“天才璞玉”，也只能棄之不顧了。
如果付大寶願意相信他，那麼他倒是不吝花費一些精力和時間，嘗試着幫助他掌控源能，這樣既能解決付大寶的“病痛”，或許還能培養出一個異能者。這對於關毅來說或許會是一個機緣。
關毅把名片交給付大寶之後，就帶着馮曉英回家了。
三天後，關毅在書房裡接到了常宇春從門衛打來的電話。
“關總……那個付大寶，找上門來了……他說想請您幫他治病。”常宇春在電話裡有些不確定地說道。
那天的事情常宇春是親身經歷的，從他的角度來說，付大寶的確是有點不識擡舉。當然，他反過來也能理解，任誰聽說有人願意“包吃包住包治病，還一分錢不要……”這的確有點象騙子的忽悠。
關毅當時的狀態看上去，並不很高興，甚至有點不快，這些常宇春都看到了。他當時就覺得，關毅這麼做或許本身是對付大寶不滿，但礙於馮曉英的請求，又不好拒絕，所以才那麼說的。
所以，他今天接到門衛的當班保安彙報有這麼個人來找關總，他確認是付大寶之後，打電話給關毅，心裡也不確定關毅會不會接待他……或許就只是給他點錢打發了。
就在常宇春心裡有些猶豫忐忑地時候，關毅在電話裡平靜地給了他一個答覆。
“帶他上來吧！”
付大寶這兩天裡，還真是按照關毅說的，在路上在旅館裡四處找人打聽。只要是穿着稍微好一點看着像有學問的城裡人，他就會拿着名片向人家求教。在這個過程中，他也確認了，名片上的這個“關毅”的確是一家大公司的老闆，而且據人們所說爲人還不錯……
如今，關毅的中天源能還有他入股的海源拍賣行，幾次相關事件的處理都得到了民衆的廣泛好評。可以說關毅是目前國內有錢的富豪之中，民間風評最好的一個。
對於這些自己隨機找的路人所說的話，付大寶是不會把他們當作騙子的“托兒”的。有了這個自行求證的過程，付大寶也相信了關毅所說的話，就按照地址找上了門。
關毅看着坐在沙發裡有些侷促不安的付大寶，一直都沒有說話。他腦子裡盤算着下一步該如何做……
他的沉默讓付大寶想起了自己當初魯莽無禮的舉動。
“關大善人，求求你救救我吧！”他突然撲通一聲跪下對着關毅磕起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