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供應鏈戰爭
原子和字節交易
越是想要徹底分解國際貿易，就越是容易陷入千頭萬緒的狀態。如今即便是簡單產品的生產鏈條也極爲複雜，有時根本無法回答“產品是哪裡生產出來的”這樣的問題。製造業供應鏈大概在50年前開始發生鉅變，電子產品到服裝的大量生產設施先後轉移到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中國大陸、泰國、墨西哥，以及印度和印尼等低工資、低技能國家或地區。從螺絲到螺帽、從印染到油漆、從銅片到玻璃，這些原材料順着供應鏈在全世界流轉，裝配、封裝和最後包裝等環節也開始流轉。就像數據在全球互聯網的服務器中飛速傳遞，全球供應鏈也在四處落地開花，其蔓延之勢不可阻擋。
全球價值鏈正變成複雜的單一整體。歐洲企業在美國開發軟件，在亞洲製造，在中東進行後臺管理，在世界各地與當地企業建立合資企業，負責維修和保險等售後服務。美國出口中進口商品內容比重相對較低，只有15%，但如果看完整條價值鏈，加上下游的分銷和銷售，該比例會提高到40%。
世界貿易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帕特里克·洛（Patrick Low）用了類似量子物理的術語來描述這些“混合價值鏈”：無論在實體領域還是數碼領域，在製造業還是服務業，由競爭力和聲譽等無形因素所產生的增加值通常沒有納入現今的統計方法。因此，現在的產品應該打上“全球製造”的標籤。
不應盲從那些呼籲美國企業“回家”的聲音：全球化絕不是某些政客所形容的單向崗位外流。雖然美國跨國企業在拉美和亞洲增加了200萬個崗位，在美國國內削減了近100萬個崗位，但這些跨國企業也在美國國內增加了工程、諮詢和財務等高技能崗位。此外，美國公司在海外創造的崗位和財富越多，外國市場對美國產品的需求就越高：1990~2012年，美國對新興市場的出口翻了一番。如果減少美國對外投資（因此會壓縮企業利潤），這將導致美國國內投資萎縮。要記住這是一場拔河博弈：撒手的時候要想清後果。
甚至某些看起來去全球化的現象其實也是全球化的表現。蘋果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的測算，在硅谷有6萬個崗位跟蘋果相關，但其中只有1.2萬人在蘋果公司總部上班。“在硅谷，高科技崗位是本地繁榮的源泉，而醫生、律師、屋頂工和瑜伽教練則是經濟繁榮的結果。”社區的興盛主要源於企業創新和全球增長，而不是政府的公共投資。現在蘋果公司在得克薩斯州設立了完整的iMac生產線，這意味着蘋果公司在美國不再是單純的產品提供者。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曾在2013年12月表示：“我覺得我們沒有責任一定要創造何種就業崗位，但我們確實有責任創造就業崗位。”這種區分很重要。因爲即便是蘋果公司今天投了1億美元讓更多的崗位回到美國，蘋果產品的大部分組件依然是進口的，例如三星的芯片以及夏普生產的屏幕等，而蘋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工廠富士康已經在得克薩斯州設立了工廠。就算是最強大的經濟體，也無法在沒有進口的條件下生產出高質量的出口產品。
新興市場國家的情況更是如此，如果無法獲得海外的最新技術，就無法提升競爭力。中國現在進口了世界上34%的電子元器件，如果沒有這些進口，中國也不會成爲世界上最大的信息通信技術成品出口國，目前中國佔了世界全部出口的27%。（從世界範圍看，商品和服務價值中至少有2/3來自中間投入。）
全球拔河博弈中贏家和輸家的區別不在於是貧還是富，而在於創新還是保守。因爲中國需要最新的技術來提升產業鏈，所以2015年時中國就接受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答應放開超過200種關鍵技術產品的貿易。因此，儘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外國的電子、紡織和化工企業還是認爲，中國的高技能勞動隊伍以及高度整合的供應鏈讓其成爲理想的投資目的地。相反，那些用不必要的關稅和清關障礙來限制進口的國家可能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爲這會提高國內生產者的成本，或讓他們無法獲得高質量的中間產品來製造出具有競爭力的出口產品。
因爲這些措施最終有害無益，所以供應鏈博弈絕不是換了表皮的貿易保護主義。相反，供應鏈博弈遵循更加強大的規則：互惠互利。互惠互利是抵制經濟民族主義的良方。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輪胎產品實施高額關稅，同時用公共資金來拯救美國汽車廠商，以保護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等地的製造業崗位。作爲報復，中國宣佈對卡迪拉克產品進口關稅提高20%，此外也對在美國生產的本田和寶馬汽車提高了關稅，此舉最終迫使美國收回了最初的政策。與此類似，2011年中國宣佈對稀土礦物實行出口限制，但世界貿易組織裁定，除非中國收回該限制，否則其他國家有權採取貿易報復措施。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不僅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貿易仲裁系統，也在迫使各國通過國際市場分享資源，而不是各自爲政囤積資源。此舉也進一步讓世界從民族國家時代過渡到供應鏈時代。
在互惠互利的國際經貿關係中，保護主義只會傷到自己。當今世界已經完全不同於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盛行的“大蕭條”時期，2013年各國400多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加在一起也只能影響全球1%的商品進口。現在全球8%的貿易發生在跨國企業和其附屬公司的供應鏈上，這些公司怎麼會願意爲內部貿易多支付成本呢？
貨物貿易流順暢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關稅。隨着2013年巴釐貿易促進協議的簽訂，各國將會統一海關管理程序（減少審批），這將給全球GDP增加1萬億美元並創造2000萬個就業崗位。世界經濟論壇和貝恩諮詢公司共同開展的一項研究表明，供應鏈標準的順暢銜接將可能令全球GDP增長5%，而落實現存所有世貿協議僅能讓GDP增長1%。當前的以太坊（Ethereum）平臺就旨在實現全球各國交易合同的標準化和透明化，再加上有關供應鏈交易的實時數據共享，全球貿易的成本將會出現顯著下降。
貿易開放和邊境開放都說明世界在朝着功能性“環路”的方向演進。儘管地理條件和國民財富千差萬別，加拿大、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等國家還是組成了凱恩斯集團來推動農產品的自由貿易：這些國家就是全球貿易中的“農場環路”。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秘魯和智利五個拉美國家組合起來的經濟規模要超過巴西，它們組成太平洋聯盟，來推動對亞洲的貨物出口。這充分說明，儘管地理條件不佳，這些國家依然在努力獲得互聯互通。美國和德國等高科技產品出口國希望能撬開封閉的市場，然後再與這些國家來一起解決“國境線背後”的問題，例如知識產權保護、勞工和環境標準、投資限額的取消、外國投資者保護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等。誠然，當前的“自由市場”還沒有覆蓋國防、醫療、教育以及基礎設施等政府採購關鍵領域，儘管這些領域佔了全球經濟的1/3，但隨着這些服務領域的發展，遲早也會引入國際競爭。
全球服務貿易現在每5年就會翻一番，現代的商業活動更多是在網絡上完成，而不是靠貨船運輸。服務貿易已經佔了全球貿易總額的60%，服務業的從業人數也佔了全球勞動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其餘勞動人口均勻分佈在工業和農業板塊）。銀行、保險、軟件、編程、諮詢、設計、建築、會計、法律合同和訴訟、醫療以及教育都是無形產業，但都前景無限。現在美歐GDP中有30%來源於可移動的服務，這意味着越來越多的工作可以不限地點，當然如果企業希望更好地利用高速增長的市場，就必須把更多的服務崗位轉移到那裡。
跨國公司跟新興市場有着密切的關係，也會受到新興市場風險的衝擊，現在許多新興市場已經成爲跨國公司的競爭對手。按波士頓諮詢集團的調查，73%的美國公司認爲，其亞洲利潤在未來5~10年內將保持增長，但只有13%的受訪企業認爲他們在與本地對手競爭中會保持優勢。中國的電信市場以前曾是日本、德國、瑞典和法國公司的天下，但現在幾乎所有的外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日漸邊緣化。中國移動等運營商把持了電信服務，而HTC和小米等手機公司則不斷蠶食硬件市場，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小米的市值就達到了400億美元。因此外國公司要想保住市場份額，就必須採取併購或設立合資公司的方法。如果不能擊敗對手，那就收購對手。
最終，隨着收入水平的提升，發展中國家也會進口越來越多的高價值物品，例如奢侈服裝和iPhone。因此，隨着中國產業鏈價值的提升，從傳統制造業向電信和軟件等可移動服務業的升級，中國也會支持自由貿易而不是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現在正在積極開展海外投資的正是中國企業，中國企業到處呼籲要獲得公正待遇。2014年，愛立信阻止了小米某款產品在印度市場的投放，因爲這款產品牽涉到專利侵權。同年，中國華爲以同樣的理由在德國起訴了中興！
專欄：打印、分享，然後交易
當前國際貿易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3D打印（這項技術使得越來越多的產品能在“家”生產）和分享經濟（通過分享，購買商品的數量變少，現存的商品可用來分享）。本地原型製作與大規模生產會讓全球運輸、儲存和倉儲出現急劇下跌。如果DHL的主要客戶，例如美國軍方或惠普等硬件公司，有朝一日能自己打印或在客戶工廠裡打印全部所需的材料，那麼快遞運輸業務將走入墳墓。此外，由於新興市場公司也面對越來越嚴格的時間要求，這些公司也無法幾個星期坐等設備交貨或維修。相反，現在的航空公司、應用程序銷售商、計算機硬件零售商等都希望能接入生產的完整生命週期，通過合資企業等方式實現替換備件的本地化。
但不要忘記，打印用材料也需要大量原材料的投入，無論是有機物還是塑料，這些原料大部分還是需要從外面進口才能“輸入”到3D打印設備裡，另外，3D打印設備或設備部件也有可能是在國外生產製造的。某些供應鏈可能會收縮，但另外一些會擴展。或許，全球航運總量不會變少，但運輸的東西會發生變化。一個產品可能是在某地設計出來，但其製造地點可能在世界另一端靠近最終客戶的地方，打印所用的材料可能來自世界某個角落，但卻在另一地點打印。不管技術如何發展，製造業將依然保持其全球化的特徵。因此，不能混淆了實體和物流。
美國企業不應過於擔心硬件產品“在哪裡”生產，而是更應該關心產品設計階段的高附加值部分“是什麼”。谷歌的Ara項目現在就是要充分挖掘這種高附加值的創造力，Ara項目建立起了類似App商店的手機硬件模型，用戶可在任何地方自主設計或開發個性化的手機並送到最終用戶手中。在醫學假體和無人駕駛汽車領域也在發生着類似變化：假肢或汽車在哪裡製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軟件和設計。例如，如果澳大利亞某公司的醫學產品主打中國市場，那麼最合適的方法可能還是在中國使用鈦材料將產品3D打印出來。即使物理意義上的供應鏈會發生變化，智力價值鏈依然可以通過合作設計繼續發展。
水平+垂直=上行線
要理解偉大供應鏈戰爭的唯一表達式就是：水平+垂直=上行線。各國都希望成爲生產和分銷的水平節點以及價值
創造的垂直節點，兩者結合就可推動其經濟上行。
例如，美國頁岩能源儲備是對北美參與全球拔河博弈的一劑興奮劑，但由此導致的油價暴跌卻給阿拉伯和非洲等產油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壓力。現在即便是缺乏資源的國家也可以成爲水平拔河博弈中的關鍵選手：新加坡是沒有原材料的小市場，但它卻是重要中轉港口、成品油出口國以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新加坡本身並不是供應鏈的落點，但僅僅是通過替其他國家疏通供應鏈，就賺得盆滿鉢滿。
在水平拔河博弈中，勒索有時候也能成爲國家建設的有效工具。例如，在2014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紛紛對俄羅斯採取制裁措施，當時印度尼西亞趁機要求紐蒙特礦業公司和自由港–麥克莫蘭公司等外國企業支付高額原材料開採許可費，還要求外國企業在印尼當地設立煉廠和加工廠，由此來提高印尼所能獲得的增加值和利潤。俄羅斯暗中鼓勵印尼采取這樣的做法，因爲這導致印尼鎳出口的暫時凍結，直接刺激了國際鎳價並讓遭受制裁的俄羅斯礦業巨頭諾里爾斯克獲得喘息之機。最近印尼還試圖禁止外國船舶和二手衣物的進口，以此來振興國內的航運和服裝行業，同時印尼還威脅要取消跟幾十個國家的投資協議，除非這些國家答應，如果以後發生印尼沒收外國公司資產等事件，它們不會訴諸國際仲裁法庭。
運輸和大宗商品行業顯示了資源地緣政治拔河中的激烈性和複雜性。澳大利亞兩家鐵礦石巨頭力拓、必和必拓主導了中國的鐵礦石進口（即便中國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生產國）。爲了跟力拓、必和必拓競爭中國市場，巴西的礦業巨頭淡水河谷採用了Valemax 40萬噸級的世界最大礦砂船，經非洲好望角運抵亞洲。但中國的鐵礦石運輸企業卻要求政府拒絕讓這些巨型船舶停靠在中國碼頭，因爲中國礦砂船的最大噸位現在只有25萬噸。爲了保持對巴西的競爭優勢，力拓、必和必拓自然選擇站在中國這一邊，這也不僅僅因爲中鋁是力拓的股東。爲此，在2014年底，淡水河谷在馬來西亞的西海岸建起了大型轉運碼頭，礦砂被重新分裝，然後再運往中國、日本和其他市場。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三巨頭都在大力擴大產能，儘管這可能造成全球性的供給過剩，但三巨頭拼命生產就能壓垮小型競爭對手（包括中國國內的鐵礦石廠商），並聯手保證對中國的價格談判優勢。儘管中國對這種聯盟十分不悅，但中國也知道，要想抵消澳大利亞和南美礦業巨頭聯手的影響，必須加入到這個供應鏈聯盟中。
隨着價值鏈的提升，拔河博弈也會越發激烈。馬尼拉數碼園的大樓裡有許多呼叫中心，這些呼叫中心裡的3萬名員工會按所服務的全球不同時區來排班。以前這些呼叫中心的業務大都在印度的班加羅爾，但現在慢慢轉移到了菲律賓。這些節點之間的競爭充分顯示了全球化經濟對工作方式的重新定義，現在上班可以不再受地理條件或時間的限制。花旗銀行前任總裁沃爾特·瑞斯頓（Walter Wriston）曾經這樣說過：時區要比國家界限更重要。近期也有經濟學家提出，美國用兩個時區就夠了。
如果說水平方向上的拔河博弈是資源的競爭，那麼垂直方向上就是創新的競爭：要獲得戰略行業中最具科技含量和利潤的部分。在垂直的拔河博弈中，價值要比產量更爲重要。中國的手錶出口量是瑞士的20倍，但瑞士出口手錶的平均價格是中國手錶的300倍。在出口產品中，德國能擁有60%的附加值，中國只有30%。
在垂直的拔河博弈中，最大的客戶也會變成最大的競爭對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洲一直是接受美國在覈心技術上的創新成果，例如半導體，但亞洲國家也在通過產業外包和科技轉讓慢慢提升在價值鏈上的位置。日本和韓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爲電子產品和汽車的出口國，IBM在80年代開始將芯片製造向亞洲遷移。到90年代時，日本已經佔了全球計算機儲存芯片行業的70%。韓國和中國臺灣則建起了大型半導體工廠，成爲全球重要的處理器生產基地，中國大陸則成了全球最重要的光伏太陽能電池生產基地。
在21世紀的頭十年，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繼續通過研發、補貼以及政府採購來增加對創新生態系統的投入和建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對NEC（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衛星業務的支持，讓NEC去爭奪美歐衛星公司的市場份額。如今日本名古屋附近的豐田城以及韓國首爾附近的三星城都是融合了研發、設計、管理和部件的垂直整合生態系統，該系統中生存着上千家以母體爲依託的創新公司。
國家間開展的競爭，是關於完整供應鏈的競爭。美國也不例外：華盛頓之所以拯救通用汽車，不是因爲僅僅擔心通用一家公司，而是擔心通用的倒下會使其遍佈美國各地的所有二級供應商都陷入危機，由此導致數百萬人飯碗不保。構建和保護戰略性行業對於保障就業和技能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義。
拔河博弈有時也體現爲，某些國家利用其市場規模來吸引創新者的投入，慢慢沿着價值鏈爬升。儘管阿聯酋航空公司財力雄厚，但法國和德國政府還是給這家航空公司提供折扣和補貼來採購空中客車，因爲空客的訂單可在歐洲創造數萬就業崗位。阿聯酋航空則要求飛機制造公司將更多的維修業務放在迪拜完成，這樣阿聯酋本國居民就可獲得就業機會以及相關的技能和知識。
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地位迅速擡升，這顯示了中國在現代國際拔河博弈中的戰略技巧不亞於其在傳統戰爭中的戰略。對國內企業實行保護的產業政策慢慢變成了對出口設施給予戰略補貼。中國不想僅僅製造iPhone，每製造一臺iPhone，中國只能獲得8美元的收入，中國要培養像小米這樣的本土企業。“中國製造”正在變成“中國創造”。從中興手機到中車高鐵設備和柳工機械，中國產品正在其國內迅速取代進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與外國品牌開展激烈競爭，儘管最初正是這些外國品牌給中國帶去了必要的技術。例如聯想集團就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現在聯想是世界上最大的臺式機和筆記本電腦製造商。隨着中國勞動人口的減少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爲了保持其製造業優勢，中國現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級工業機器人的進口國。
還有的國家追求捷徑。微軟印度公司的前任董事長拉維·文卡泰桑（Ravi Venkatesan）就曾尖銳指出，許多印度公司認爲，“版權”的意思就好像是“我有權抄版”。軍工行業也是印度看重的領域。雖然印度總理莫迪將軍事採購預算翻番至190億美元，但印度並不準備把這筆錢交給洛克希德、波音或英國航天航空公司，相反，印度提出了合資公司、技術轉讓以及本地化生產等要求。現在印度也提出了“印度製造”的響亮口號。諾基亞曾經佔據了印度75%的智能手機市場，但現在印度國內市場排名第一的智能手機是Micromax。目前只有1/3的印度家庭有冰箱，大部分都是LG、三星和惠而浦等進口產品，但印度冰箱企業決心要攻佔剩下的2/3的家庭。同樣，印度的製藥企業也改善了質量控制，現在印度藥企不僅完全掌握了其國內市場，在美國普通藥物市場上的份額也達到了40%。這對於美國大型製藥廠來說或許不是好事，但對於美國民衆而言，來自印度製藥企業的產品拉低了醫藥價格。
某些西方企業希望通過分離研究和開發環節，來保護其知識產權：研究放在國內，在國外合作開發。但這樣做可能無法進入中國市場。因此有些企業在加大對海外市場的下注：戴姆勒同意在中國製造奔馳發動機。以前西方企業在中國經營的主要模式是，在中國之外搞研發，然後在中國設立獨資企業或合資企業，讓合作方也有動機保護知識產權，通過這種方式實現長期利潤增長。但現在有些西方企業正在拋棄這種模式。2015年，IBM就將自己的服務器和軟件技術授權給了北京的華勝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勝天成利用IBM的創新科技來開發本地產品。估計在不久的將來，西方企業將會紛紛謀求融入中國的產業鏈。
中國有豐富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知識資源，幾乎可生產製造任何東西。儘管面臨工資上漲和競爭加劇等挑戰，中國製造業的就業和產出規模依然在增長，而出口產品中進口部件的比重在迅速下降。換言之，中國在高附加值出口產品製造方面的自主性越來越強。保持競爭優勢的唯一方法就是“我能製造別人無法制造的複雜產品”。德國、瑞士、芬蘭、日本和新加坡都是製造複雜產品的領先國家。中國並沒有奪走德國多少市場，相反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卻有了迅猛增長，因爲中國需要德國高素質工人生產出來的高級化工產品和精密機械。
在20世紀7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是中國經濟規劃者的榜樣。現在，統一後的德國成了中國製造複雜產品和保持出口競爭力的標杆。19世紀末期，德國曾是歐洲大陸霸主，現在的德國是高科技化的社會民主國家。中國想要成爲兩個德國的結合體——既有俾斯麥領導下德國的民族強盛，也有默克爾領導下德國的科技實力。
資源探索和食品數據中心
全球礦物和糧食體系是極其複雜的，生產會根據氣候、技術、地緣政治等其他因素起伏。許多年以來，全球稀土礦物的開採和加工都控制在中國爲數不多的幾家國有企業手中，這也是爲何在2011年中國宣佈禁止稀土礦物出口之時，全球的電子產業供應鏈都感到一陣緊張。但如同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一樣，這種影響也是暫時的，當年中東石油禁運導致美國、加拿大、印度、哈薩克斯坦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紛紛加強石油勘探。能源供應的多元化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大大削弱了石油輸出國組織對油價的掌控力，中國對稀土礦物的出口限制也迫使各國尋求其他的供應渠道。
其實，這裡面最有意思的不是資源的競爭，而是替代。科學家正在研發可以替代珍貴稀土礦物的新材料，由此就能大大縮短供應鏈。麻省理工學院的新材料項目就使用了高性能計算機來測試人造化合物，讓旗下的Xtalic等創業公司製造出來，這些公司裡的冶金科學家現在可以做到在原子層面上重構金屬構造。Xtalic已經設計和“印刷”出與黃金功能完全等同的合金，此外還實現了對石墨等材料結構的重組，這種化合物比碳纖維更輕、硬度更大。總部位於新加坡的IIa技術公司能在其“溫室實驗室”中製造出純淨的鑽石，完全不用像天然鑽石開採那樣破壞環境甚至踐踏人權，這些鑽石可廣泛用於奢侈品和精密切割儀器的生產。這些納米級新材料的發展最終可能實現無水頁岩氣壓裂技術，這樣就能在中國這樣的頁岩氣儲量豐富但缺水的國家實現更加可持續的油氣開採。
爲了尋求稀土元素，人類甚至不惜探索太空，即所謂的第八大陸。中國已發射月球探測器，這是最終形成月球供應鏈的第一步，而XPRIZE（一種高水準、高激勵的競賽）創始人彼得·迪亞曼迪斯（Peter Diamandis）和谷歌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則聯手投資了一家致力於開採小行星有價礦物的公司。圍繞着太空經濟，已經出現一個完整的全球價值鏈，全球各國開始建設併合作管理衛星部件、發射臺、地面監控以及其他必要設施來獲取和分享數據。
食品行業則形成了另一種複雜的供應鏈網和企業聯盟。挪威的漁業巨頭“海洋牧場”，生產全球1/3的養殖三文
魚，爲了滿足全世界對魚類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該公司通過併購將業務擴大到了智利等二十多個國家。隨着全球食品生產和銷售網絡的不斷擴大，更高效的光合作用等新技術也可在惡劣氣候條件下大幅提高當地糧食產量。（蓋茨基金會近日宣佈，其在2030年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讓非洲農民實現糧食自給。）
魚菜共生則代表了另一場農業革命：食品數據中心。這些高科技大棚既不需要自然光，也沒有土壤，其用水量只有有機農業用水量的1/3，因此可能更像是工廠而不是大棚。加州初創企業Famgro開發出了看上去就像篷布遮蓋的計算機服務器般的可堆疊LED燈，由此任何時段都可種植作物。他們只需插入菠菜、甘藍、生菜、紫蘇和苜蓿等種子，然後設定好程序。通過霧化施肥，植物數週時間就能長成，而不用等上幾個月。當作物從生長單元取出之後，裡面的水甚至還可再循環利用。Famgro已經在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通過FreshDirect網站銷售其產品。但該公司的水培作物最大的市場應該是那些土地稀缺和完全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家，例如阿聯酋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可在巨大的庫房甚至地下掩體中種植糧食和蔬菜。
即使在氣候嚴酷的地區，魚菜共生技術也可生產出大量的食物。冰島就有不少魚菜共生大棚，利用冰島豐富的淡水（用於植物）、水電（電力）以及地熱（供熱）來養殖魚類，種植西紅柿。芬蘭的快餐店和雜貨鋪每天要使用數噸的進口生菜，現在芬蘭正慢慢用魚菜共生大棚的產出替代進口。這是否就宣判了農業全球化的終結？當然不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生菜還在出口到不生產生菜的190個國家，冰島也在將富餘的蔬菜賣給鄰近的北歐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食品供應鏈縮短都是好事，因爲從化肥生產到產品運輸的食品行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佔了總排放的25%。
專欄：供應圈
特斯拉汽車本身或許沒有排放任何溫室氣體，但其供應鏈卻不一定環保。特斯拉的車身需要用到鋁材，其電池需要用到銅和鋰，而這些金屬的最初來源國可能是玻利維亞、阿富汗或俄羅斯。即便是由美國“自主生產”的特斯拉也會用到來自歐洲、拉美等其他地區的部件。特斯拉要想讓其供應鏈也完全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就應該與荷蘭的電池企業合作，這些荷蘭企業在玻利維亞開礦設廠，對鋁的冶煉過程進行大量技術投資來降低污染，當然特斯拉也可完全放棄鋁材料，下一代車型就計劃這樣做。
只有完整地對產品週期和相關產業進行分析，我們才能精確地根據其整體成本定價和課稅。這種全週期的計算方法可得出端到端的產品價值和成本：資源開採和生產能耗，包裝運輸和銷售環節的崗位創造和能源消耗，經營維修對社區和環境的影響以及報廢和回收的流程等。有意收集和分析這些數據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在設備維護和升級方面通常更加出色。僅僅在歐洲，所謂的“供應圈”行動就已經節省了大約3800億美元，因爲企業會改善對電腦硬件這類產品的回收和優化利用。
經濟建設和發展中用過的硬件工具有着很大的剩餘價值。在一個高效的供求系統中，吊機、挖掘機以及液壓升降機等工具能在所需的城市之間流轉，而不是每個地方都要重新制造和採購這些設備。與此類似，西方國家“報廢”的車輛其實還可以送到發展中國家再開幾年，然後再分解處理。在任何產品都可實現商品化和定價的世界裡，垃圾回收也孕育着龐大的經濟機會。拉各斯有着大型廢舊電腦回收場，孟買佔地兩平方公里的貧民窟達拉維更是有我所見過的最有秩序的垃圾回收產業，在塵土飛揚的狹窄巷道內，到處可見拾荒者從城市其他地方撿來的垃圾，經過分揀和簡單處理後再送到其他地方重新利用。對於每一個工具和產品，互聯都可使得我們增加其使用價值、擴大流通和分享。甚至在供應圈裡還出現了所謂的升級回收，即材料可通過再處理實現更高的價值：塑料可變成傢俱，輪胎可變成雨靴，集裝箱可變成擁擠城市或難民營中的兩居室。只要遵循共享經濟的基本原則，供應鏈世界也會變得更有可持續性：未使用的價值就是浪費的價值。
迴流——但僅僅是回到國內銷售
半個世紀前，通用電氣在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的電器工業園生產家用電器，這是一個類似經濟特區的地方，有着自己的電廠、消防隊和郵政編碼。但隨着成本的上升、勞動糾紛的增加以及產業外包的發展，這個地區的就業人數從70年代最高峰時的2萬人下降到了2008年的1800人。但在2012年，通用電氣在此設立了新的熱水器生產線、冰箱生產線，以前通用電氣的熱水器都是在中國生產，冰箱在墨西哥生產。現在通用電氣計劃投資8億美元來重振電器工業園的雄風。
近地生產有許多優勢，例如可以創造就業、確保產品質量以及保護知識產權。但美國的整體制造業產出還是在下降，現在製造業佔美國GDP的比重下降到不足12%。對應每一個新增的近地生產崗位，就有若干崗位轉移至海外。因爲對於美國製造企業來說，能源通常只佔成本的5%，而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依然不到美國工人的1/3，因此美國企業要在降低成本和貼近市場之間尋求平衡。
供應鏈形態也取決於供求狀況，消費者要求越高，廠商就越是需要貼近這些消費者。現在全球範圍內2/3的製造已經設在最終消費地附近，通過本地化生產和個性化設計來拉近產品與消費者的距離，這也是與日漸強大的當地企業競爭的唯一方法。吉百利就把西非產的可可粉長途運輸到印尼的巧克力工廠，在那裡添加符合亞洲人口味的成分。
隨着基礎設施的改善、消費羣體的崛起、運輸成本的下降以及物流效率的提升，未來決定生產地點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場規模和准入。因爲高端車現在基本上是歐洲企業的天下，所以歐洲人購買歐洲車的數量一直以來超過進口車。與此類似，美國人買得最多的也是美國車，但除了福特和雪佛蘭，美國道路上也能隨時看到豐田、本田和日產等品牌。美國汽車廠商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隨着亞洲本土汽車勢力的崛起，太平洋國家是否還會像過去那樣購買美國車。由於各地區的汽車產品質量都在提升，市場競爭也開始在全球各地交叉，汽車廠商之間的合併與合資正呈現上升態勢，例如2014年菲亞特和克萊斯勒合併（意大利和美國車企的結合形成了總部在英國、荷蘭的集團公司），以及大衆和通用在上海的合資企業（大衆和通用成爲增長最快的汽車市場的主導）。通用汽車自2009年以來投入了160億美元來升級美國的生產設施，也計劃在2020年之前對中國市場投入160億美元。
最終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變得像戴爾一樣。戴爾是世界上第三大個人電腦製造商（排在聯想和惠普之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戴爾就在嘗試通過美國、歐洲、中東和非洲以及亞太地區的總部、裝配廠和供應鏈來實現個性化筆記本電腦的生產。隨着其市場份額在本地企業進逼下逐漸縮小，戴爾調整了倉儲政策，允許某地區的倉庫儲存其他地區的暢銷型號。戴爾是供應鏈世界最成功的企業之一，真正將“大衆個性化”生產變成了現實。
西方企業尤其希望有投資和貿易自由，因爲世界上大部分消費者並不在西方社會生活。尤其是在電力（核能和風電）和航空領域，只有依靠外國客戶，西方企業纔可能生存。由於日本人口在不斷減少，日本的高科技產業只能依靠國內工業機器人的創新，然後將產品出口到海外。提升價值鏈不僅能實現可持續生產，也有利可圖，這既是過程，也是目標。中國的“十一五”規劃強調了石油和航運，其“十二五”規劃開始強調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車，這也是中國想要在國內大力發展並希望增加出口的關鍵技術領域。
“新興市場”一詞的提出者安東尼·範·阿格特米爾（Antoine van Agtmael）指出，現在企業戰略的核心驅動力依然是“爭奪新興市場中的數十億消費者”，尤其是佔世界人口2/3的非洲和亞洲，中國和印度的公司正在亞非市場上用低成本策略與西方企業展開競爭。西方的分析人士通常會忽略亞洲企業的全球化程度，因爲這些亞洲公司常常先進入那些競爭不太激烈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市場不像美國那樣惹眼，也不會有那麼多競爭。華爲的首席執行官就說，被美國拒之門外“沒關係”，因爲華爲還在世界其他地方大力擴張，即使沒有美國市場也不會影響其利潤。
更加地區化和縱向化的全球化發展？
互聯世界的一個悖論就是，一方面充分顯示了全球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可預測變故的影響。供應鏈專家巴里·林恩（Barry Lynn）曾這樣寫道：“我們的企業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高效的生產體系，如果世界上不發生任何事故，那這樣的體系就是完美的。”因此當世界上的經濟強國極力爭奪全球市場時，他們也在採取各種措施來保護自己免受供應衝擊，無論是產品製造、糧食生產、能源供應還是其他必需品的供給。在此情景中，未來地緣政治圖景將依然延續奧威爾劃定的基本範疇：美洲、歐洲、中東和非洲，以及亞太地區，各地區會加強在自然資源、勞動力和工業體系方面的合作來提升生產效率。那麼究竟是美國將贏得偉大供應鏈之戰的勝利，還是說其他地區會捷足先登呢？
由於能源和糧食生產的提升以及人口規模的相對穩定，西半球比世界其他地區更有可能實現自給自足。如果再擁有高級技術和工業製造潛能，美國將不僅能在國內設計iPhone，也能在國內生產iPhone。這代表了供應鏈的頂端：不僅佔領高附加值生產的高地，還能向世界其他國家出口。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如果能妥善利用北極、俄羅斯、阿拉伯和非洲的能源與糧食供應，也能實現自給自足。亞洲現在要依靠中東的能源進口，但從長期角度看，西伯利亞、中國、印尼和澳大利亞等地的天然氣生產有可能會使亞太地區擺脫對能源進口的依賴。
不斷涌現的技術創新也可能會加速能源生產本地化，其規模可能不亞於我們所看到的頁岩氣熱潮。地球每天所接受到的太陽能是其所消耗能源的8000倍。如果現在每年給化石能源行業提供的5500億美元補貼能用於可再生新能源以及新型電網的研發，那麼更多地區將有望實現能源自給自足。德國的“能源轉型”行動已經大大推動了歐洲北海地區海上風電場的建設，今天德國27%的能源都是來自可再生能源。
如果世界上主要的國家和地區都能通過能源和技術實現自給自足，那麼全球化的發展就會變得更加地區化和縱向化。各地區之間的依賴程度或許依然很強，但整合的動機會減弱。美國和中國可能會變得更加關注所處地區事務，而不願干預地區外的事務。這將會變成“活着以及承讓活着”的世界，中東和東亞不再需要美國的軍事擔保，但各主要地區會提升軍事力量來保護所屬地區，並向海外擴張以獲得國際市場。
供應鏈世界的一點諷刺意味在於，資本會變得非常容易替換，哪怕是像工廠這樣相對“固定”的資本，投資也不像以前那樣是長期互信的象徵：如果可以非常輕鬆地在其他地方（例如本國）收購或建廠，那麼今天看到的整合明天就可能會消失。產業政策的一個優點，就是政策可改善投資黏性並加強各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因要求設立合資企業或轉讓技術而生的摩擦也會鞏固經濟聯繫，即使當地緣政治出現緊張態勢時，這些經濟關係也不會輕易被打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