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供應鏈
人類發明自己不瞭解的東西，互聯網是第一個。它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無政府狀態實驗。
——埃裡克·施密特谷歌董事長
看不見的基礎設施
互聯網是爲克服距離而生的。全球各地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尋找能夠處理與分享巨量數據的有效手段。萬維網的發祥地——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本身也是科學邊界中立偏好的象徵，因爲這個周長30公里的實驗室就橫跨瑞士和法國兩國的土地。今天，互聯網脫穎而出，成了這個量子世界的化身。它無處不在，卻又“難覓蹤影”。它能夠在瞬間建立連接，又可以在瞬間消失無蹤。數據可以被過濾，被封鎖，也可以碎片化爲加密和編碼的數據包，只有特定接收者才能將其恢復。無論是一本書、一首歌、還是一次事件“直播”，一切被數字化之物都可以同時在多個地方出現。爲了讓數據計算能力比以往更快，科學家正在利用量子糾纏與超級定位原理來增進光子傳輸數據的能力。
誕生於國家體系之間的供應鏈正愈加無國界，然而天生無國界的互聯網卻似乎正在變成國家分立的標誌。哪種力量會贏得這場網絡較量？
被我們稱作“技術”公司的那些企業，實際上都是技術基礎設施企業。電信已經超越所有其他形式的互聯互通。如今，通過銅質電話線、信號中繼塔、海底網絡電纜或者低軌衛星，手持移動設備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同任何其他通信設備相連接。2009年至2014年，電信企業在移動基礎設施上的投入超過2萬億美元，而在2020年之前，這些企業還會另外追加4萬億美元，以用於在全球範圍內擴展連通規模，提升連通速度。
連通性基礎設施企業正在擴張成爲數字帝國。谷歌以網絡瀏覽器起家，如今已經成爲全球數據公用設施。在低成本連通的普及競賽之中，互聯網服務提供商自己也變成了電信公司。谷歌推出飛艇無線網絡，以便讓偏遠地區的人們能夠使用谷歌服務；與此同時，Skype或WhatsApp等互聯網電話除了不收費之外，已經與傳統電話毫無二致；在互聯網上沒有所謂“漫遊”。即便谷歌和Facebook在數據與注意力等方面存在激烈競爭，但兩家公司都認爲擴大互聯互通才是最大的善舉，因此合作發射了多顆衛星來服務“其他30億人”在那些既沒有醫院也沒有電的世界的最遙遠角落，人們卻可以使用太陽能充電或者運動充電的手機設備。不用想得太遠，一個人人可以使用4G（最終是5G）手機寬帶接入互聯網的世界已經近在咫尺。
如同纏繞着皮球的紗線，今天至少有300條海底網絡電纜縱橫交錯於地球之上，承載着全球99%的洲際數據傳輸。當遙遠之地開始享受到連接的提升，這個地方本身的意義也開始改變。在非洲，隨着谷歌、IBM、萬事達等公司在初露鋒芒的“大草原硅谷”（肯尼亞仿照硅谷設立的一座科技城）設立研究實驗室，一根光纖電纜就把肯尼亞推入了世界的數字版圖。2014年，烏干達和贊比亞這兩個內陸國家第一次通過印度洋的光纖電纜實現了與外部的連接。在地理上，它們仍舊是內陸，然而在數字上，它們已經實現了連通。
互聯網線纜鋪設線路的電信地理圖揭示了廣闊地域間日益緊密的聯繫。北大西洋中的線纜數量最多，其次是太平洋。在太平洋，谷歌的一條長7500公里的新數據線纜——名字就叫作“更快”（Faster）——連通了加州和日本，然後從日本轉向其他亞洲國家。預計這條光纜能夠將2013年到2018年的亞太互聯網數據流動提升兩倍，達到每月47艾字節。同洲際航線一樣，互聯網線纜直連也會逐步在南美、非洲以及亞洲之間擴展，彰顯出這些地區不斷增強的相互聯繫。北極冰川的融化甚至使北極與倫敦及東京之間鋪設一條新的極地網絡線纜成爲可能。科幻作家尼爾·斯蒂芬森曾經寫道：“線纜的網絡空間扭曲力量改變了商業世界的幾何學，也改變了我們生存的政治環境與思維環境。紐約、倫敦以及東京金融區相互之間的距離，比布朗克斯到曼哈頓的距離短得多。”
目前從事軟件行業的人數已經超過3000萬，其中一部分爲專業開發人員，其他則從事信息通信技術業務。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員的分佈幾乎可以按照美洲——歐洲、中東以及非洲——亞太這三大地理區域均分爲三。預計到2017年，印度的軟件開發人員數量將趕上美國，達到約500萬人。不過，軟件是最具全球互聯互通性的產業之一。IBM、高知特（Cognizant）等“美國”科技企業在印度的僱員比在美國還多，而超過1/3的“印度”軟件是爲美國公司生產或者出口到美國的。
許多人很自然地將互聯網理解爲一種無形基礎設施，但是實際上，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連接正帶來越來越複雜的連鎖反應。光是信息通信技術行業消耗了全球1/10的電力就足以說明網絡文明對自然資源的損耗程度。數據中心如今成了利潤豐厚的房地產。數字帝國的物理所在顯然擡高了舊金山的生活成本。亞馬遜對程序員、銷售人員、倉庫以及數據服務器的需求正在重繪西雅圖的天際線。從加州到密蘇里，成百上千的城鎮曾成功將沃爾瑪擋在城外，保住了本地的零售商業，但他們卻無法阻止亞馬遜直接送貨上門。與此同時，比特幣最初只是一種小衆加密貨幣，如今“現實”世界中卻有越來越多人以此爲生；如果比特幣能拿到銀行牌照並獲允放貸，那麼它就能迅速獲得大量底層客戶，將傳統銀行踩在腳下。移動傳輸技術蠶食着高塔的數量，更多的數字支付和電子商務則意味着更少物理貨幣的使用：瑞士正在走向無現金化，加拿大停止鑄造便士，美國也有這樣的趨勢，而這意味着未來鎳或者其他金屬的消耗量將會出現下降。所以說，互聯網用電消耗了煤，卻給我們省下了銅和鋼鐵。雖然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邊界已經變得模糊，互聯網內的邊界是否越來越明顯？
建一座有牆的花園，還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顛簸行進？
互聯網世界充滿流動與衝突，卻沒有來自參與者以外的管制。互聯網從誕生起就多爲私人所掌控。今天，約30家企業控制着全世界90%的互聯網流量，僅谷歌一家就依靠網頁、存儲以及企業應用程序等掌握了全世界20%的互聯網內容。作爲互聯網的核心，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不願接受政府的深度干預，反而更鐘情於自我管理與自我調整。此外，可公開訪問的網站只是整個互聯網的一小部分。匿名且層層加密的網絡以及比特幣交易等暗網、無索引網頁、企業內網以及其他不能公開搜索的數據庫等深網，纔是互聯網內容的最大組成部分。
雖然互聯網沒有核心權威，但不受管制的無政府美好歲月也在逐漸遠去，以前互聯網只有技術監督，如今卻成爲極具複雜性的地緣政治戰場。萬維網之父蒂姆·伯納斯–李爵士（Sir Tim Berners-Lee）曾經對互聯網的戰略操控提出警告，他倡議各方簽訂一個網絡的“大憲章”以保證互聯網的中立性。但是如今爲時已晚：互聯網已經表現出數字主權與封建主義的徵兆，而其敵人也並不和政治地理完全對應。隨着美國商務部不再擔任互聯網的事實管理者，過去20年由互聯網域名與編號分配機構（ICANN）主導的自下而上、多利益主義的互聯網管理框架也逐步演變，成了一種政府單邊干預與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監督共存的新體系。但美國政府無須成爲互聯網的管理者亦能滲透到世界最遙遠的角落，鯨吞無窮盡的數據：依靠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棱鏡”（PRISM）計劃，美國幾乎可以掌握任何它想要知道的東西。
但事與願違，對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計劃的迴應導致互聯網走向了“巴爾幹化”。各國紛紛宣稱擁有數字主權，或聲稱要保護本國公民的隱私不受侵犯（德國），或藉此進一步控制公民數據信息（俄羅斯）。中國正在北京與上海之間修建一條據稱是無法破解的量子通信網絡，同時還在計劃建造全球性的量子通信衛星網。不管這些政府是打算監控、過濾還是保護數字流動，如今服務器、線纜、路由器以及數據中心的地緣（以及法律）位置都已經達到與輸油管道的地理位置同等重要的地位。當然，這其中的區別是很關鍵的。互聯網數據可以被無限複製，也可以在同一時間、在多個地點存在。此外，數據可以改道或者偷偷流入目的地，接收者也有能力突破封鎖獲得數據。如果說數據是一種新的石油，它絕對也是一種更“滑”的石油。
毫無疑問，互聯網已經不再是一個真正的無國界平行宇宙。推特雖說是世界上最自由、無內容篩查的一對多傳播媒介，但在不同的國家，它同樣會對內容進行事前限制。谷歌地圖的服務必須得到用戶服務器所在地的官方批准。雖然軟件或者數據服務都必須根據國家限制做出調整（2015年歐盟廢除與美國的“安全港”協議後情形就是如此），但這只是局部摩擦，而不是信息堵塞。不能因爲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要求Facebook刪除成千上萬被認定爲冒犯政府的網頁，就認爲整個世界已完全淪陷於數字審查之中——畢竟在一些網頁被刪除時，另外一些雷同網頁會以幾乎同樣的速度又出現在Facebook上。爲了阻止某些網站，政府經常會部署成本昂貴的系統，然而，個人依靠Tor（洋蔥路由器）、虛擬專用網絡（VPN）以及uProxy等價格低廉的工具就可以規避這些限制。馬來西亞和中國的有些創業企業在應用程序上集成了虛擬專用網絡，可以直接讓更多用戶訪問被封鎖內容。部分過濾並不是完全的封鎖，畢竟阿拉伯的獨裁者已經領教過，完全封鎖一定會讓公民走上街頭抗議。
爲物理服務器和路由器進行地點設置是互聯網的地緣政治，而網絡戰爭就是互聯網內的地緣政治。網絡戰爭是一種量子類型的衝突：武器是無形的，其力量可以被感知卻無法精確測量，也沒有固定的儲備庫或軍火庫。網絡戰爭沒有戰爭法可以依託，而威懾也不僅僅是相關力量的問題。它是一場關乎黑客攻擊的永恆之戰，其目標或在於毀滅軍事硬件（例如超級工廠病毒對於伊朗核項目的破壞），或在於竊取企業數據（例如俄羅斯對西方銀行的行徑），或在於獲取政府數據和先進的技術知識產權。
互聯網與真實世界的關聯越緊密，網絡攻擊就越具有致命性。例如，電磁脈衝可以操
控或者關閉關鍵的基礎設施。因此，“物聯網”也成了“威脅網”。這也是爲什麼如今的間諜機構不僅僱用國防官員，還要招募信息技術人員。數字五國（英國、韓國、愛沙尼亞、以色列以及新西蘭）等網絡聯盟逐漸浮出水面，這些特徵迥異的發達國家同意互相托管服務器並確保安全。依靠託管於友好國家的互聯網服務器，巴勒斯坦人聚居區和庫爾德人聚居區化身爲虛擬國度，而這也說明，即便是無國籍社羣也可以利用互聯網來開展選舉，處理國際外交與經濟關係。但在網絡空間，聯盟也可能是一種幻象。實際上，雲社區不僅與政府對抗，雲社區相互之間也有鬥爭。匿名人士在2014年對“伊斯蘭國”的宣戰，2015年黑客組織從歐洲交易所Bitstamp偷走價值500萬美元的比特幣，都顯示了這一特徵。
供應鏈世界將地緣政治議程和商業議程融爲一體，網絡空間亦如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視計劃的暴露導致技術民主主義合法化崛起。特別是中國，微軟和思科在政府和企業的採購名單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國產操作系統之類的本土產品。中國也要求國內銷售的軟件必須留有可訪問源代碼的後門。中國採用了不少先進國外技術，同時在中國企業不斷擴張應對全球競爭之時，利用長城防火牆爲這些企業提供商業保護。國外有維薩，中國有銀聯；國外有GPS，中國有北斗衛星網絡；還有諸如阿里巴巴和百度這樣的新型數字巨頭，都是（在競爭對手缺席的情況下）先穩固了廣闊國內市場，然後投入國際競爭的中國產品與服務。
西方和中國企業之間的摩擦仍有增無減，但同時因爲從中國走出去的資本與數據不斷增長，技術間的相互依存也在不斷加深。比如，中國的軟件開發商對Githup等編碼平臺仍非常依賴。爲了促進人民幣計價貿易，中國於2015年推出了中國國際支付系統，不過，該系統要想成爲拓展中國影響力的有力一員，就必須進一步加強與國際夥伴的交流與溝通，而不是相反。數字較量和金融與供應鏈的較量一樣，本質上是掌控流動，而不是阻止流動。
印度、日本和韓國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數字獨立性。他們具備必需的工程人員、國內企業、市場深度、支付系統、網絡安全工具以及其他要素，可以維繫國內技術部門的自我發展，提供全方位的互聯網服務。在一個拒絕網絡服務攻擊及其他破壞的時代，網絡的自給自足極爲關鍵。但能提供高質量替代品的國家寥寥無幾。像越南和馬來西亞這樣的新興國家，與其浪費數十億美元建設本地系統，倒不如充分利用低成本的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雲端軟件、數據存儲以及企業應用程序。在這些國家，民衆也需要面對數據“離岸”不再安全，數據“在岸”又脆弱不堪的雙重打擊。由於在線言論受到管制，數據安全也遭受侵犯，所以民衆不只是在利用互聯網進行動員，而且動員本身也是爲了獲得自由使用互聯網的權利。就像有些中國人或俄羅斯人將現金轉移到國外，公民在網上也將數據轉移到谷歌、亞馬遜或者其他不會受到政府幹預的服務上去（如今亞馬遜的網絡服務收入已經與電子商務收入持平）。除了萬維網和深網，未來還會有一個“安全網”。雲端比地面安全，這一點或許最終將獲得證明。
一個社會與互聯網的聯繫越多樣化，其民衆就越能逃避政府審查。然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和網絡電纜越多，也意味着政府防患於未然的手段越多。超過60個國家僅有一到兩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一旦網絡被切斷，這些國家將面臨極度風險。互聯網經常被拿來和銀行、電力行業等公用事業做類比，在後者中，細小與區域的失誤常常導致大規模的崩潰，例如，20世紀20年代銀行體系的崩潰與70年代的石油禁運都導致了全球經濟危機。要想阻止類似的網絡災難出現，就需要讓數據存儲和獲取分佈得更爲分散：更大的彈性來源於連接而非隔離。連接越多越好，即便連接無法被掌控，也勝過數量稀少的可控連接。
互聯網設計之初就是一個網狀結構，它的目的是連接節點，而不是成爲國家的代表。雖然一些政府在其地理範圍內可以設置各種路障、繞行道、坑洞以及其他障礙，卻無法迫使企業按照指令改變數據流動。科技企業在需要幫助時（例如和中國或者俄羅斯談判）會尋求政府的庇護，但同時又希望遠離政府，尤其是遠離國稅局和聯邦調查局。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與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有來往是事實，但這並沒有使它們成爲政府的代理人。實際上美國情報界倒是抱怨這些科技公司在出賣國家安全利益：一方面，它們爲了符合歐洲對公民隱私保護的規定而選擇單獨與歐洲政府合作，與此同時又在向對手國家出售敏感技術。爲了保護知識產權，谷歌和亞馬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研究資助。2015年，谷歌拒絕參加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機器人挑戰賽。在大學，來自企業、以企業商業利益爲優先的研發資助不斷上升，而政府支持在下降。最終決定誰更具優勢的是科技領先水平，而不是主權。
同樣，聯邦和警察等執法機構則以《網絡情報共享和保護法案》爲法律依據，從對信息展開更多的無授權窺探與收集。與此同時，國家安全局利用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來增進對電子郵件的監控。與之相對應，網絡社會則在持續改善互聯網架構以更好地防範監控，而互聯網企業也積極行動，以避免國家安全局的監控項目過多侵犯用戶和客戶數據。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使用的安全郵件提供商Lavabit寧可自行關閉也不把SSL密鑰交給聯邦調查局。美國政府要求訪問微軟部分國外客戶數據，卻一直未得到該公司同意。蘋果的iOS 8和最新版本的安卓系統都引入了加密協議，不允許任何人訪問用戶數據——這不但阻止了美國政府，那些利用之前版本後門獲取數據的黑客也被擋在門外。
說起互聯網最早的起源，其實是爲了在出現敵人攻擊時有足夠的備用通信。今天互聯網能夠抵禦任何斷網——無論是物理上海底電纜被拔除，還是數字上服務中斷，都不會造成互聯網斷裂。政府創造了互聯網，但如今互聯網卻獨立於政府存在。是政府跟着互聯網運轉，而不是相反。因此，即便網絡空間出現軍事化，互聯網仍舊是一個自願聯合、在線商務以及心理佔用率競爭的世界。即便摩擦的升溫會使得某些數據置於國家管轄之下，互聯網的發展也不會停止，而且會變得更加多樣與複雜。隨着全球化的發展，整個系統的互動能力會愈加強大。
數字身份盛宴
科幻小說作家擅長從當前技術推斷未知的科學突破。在他們所描繪的人機共進的巨幅畫面中，我們的身份將不斷擴展，現今我們是數字人，未來則將演化爲存在於平行但又整體的網絡宇宙中、能夠代表我們獨立行事的虛擬形象。最終，具有全感官體驗的四維能力融合將使我們無須移動地理位置也能將意念瞬間轉移至遙遠的物理空間。之後，我們就來到了Matrix。
雖然“距離已死”的口號已經喊了數十年，但只有今日城市化與交通發展、通信與數字化以及資本市場與供應鏈這幾大要素合在一起時，地理決定論才被有力否定。每一項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每一項技術創新，都使得我們互聯互通的前景更加確定。事實上，互聯網不僅僅是一條簡單的信號管道，它更像是一個複雜數據的儲藏室。正如很多科學家所言，互聯網正在越來越類似於一個“全球大腦”。虛擬現實的先驅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說，數字全球化“重塑”了世界，將我們集體化的組織協議變成了新型的網絡效率。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這種轉變是否正在發生，而在於是否人人都在參與這種轉變。
最初，互聯網是我們的目的地，如今，互聯網就是我們所在之處。它同交換媒介（貨幣）、信仰體系（宗教）以及政治體制（政府）一樣無處不在，成爲一種通用的規範。互聯網網民的數量超過了任何國家的公民數量，互聯網的參與者數量超過了任何宗教的信仰者。
人類文明沿着自然的江河擴展，網絡文明也同樣沿着數字的河流傳播。互聯網的版圖時刻處於變化之中，在新社羣增加的同時，現有的社羣也在不斷被改變。全國性的數字集羣不過是按照政府的傳統方式實現互聯，虛擬社區則可以匯聚分散在各處的個體，超越自然地理的限制。隨着愛沙尼亞等國數字定居方案的出現，邊界就再也無法成爲享受“國家”服務的阻礙。
基於網絡社區內部與相互關係密度的大地線地圖向我們展示了數字網絡與情緒的拓撲結構。身份認同是一種社會偏好的聯合，它既通過宗教和種族等傳統類別體現，也包括基於職業、經驗以及主張等形成的新社羣形態。微軟研究院的地理社會人口學研究先驅丹納·博伊德（Danah Boyd）通過跟蹤發現，數字原生民天然將互聯網視爲權力獲取的入口，他們通過這個入口發掘並拓展更爲廣泛的身份認同，並賦予它與天生身份認同同樣的重要性。
2014年，在線社區BitNation開始推行一種基於區塊鏈的身份系統，這種系統具有匿名、去中心以及安全特性，既是一張網絡通行證，也是一個比特幣的提款卡。不斷擴張的雲社區和雲技術使其引發了米歇爾·博旺（Michel Bauwens）所謂的“P2P文明”。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創始人之一桑迪·彭特蘭（Sandy Pentland）將這些身份建設的關係模式稱爲新的“社會物理學”。而隨着天平在現實與虛擬之間不斷搖擺，政府對媒體、敘事以及身份認同的壟斷也正變得一去不返。
互聯互通使得個人既有權選擇歸屬於不同於原來的一方，也有權選擇在同一時間屬於多方。如今，在我們的文化或者民族身份之外，我們也把連接性用於對自我價值感知的某種度量。“你的網絡就是你的身家”這句話既適用於個體，也適用於國家。
連接性財富的擴張
互聯網催生了各種社會與經濟資本形式，而這在20年前是難以想象的。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知識單位——即裡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所謂的一個“人——字節”——能夠爲全球產業鏈貢獻價值。當數十億無法獲得應有尊重的人民成爲這個連通全球社會的“人——字節”後，他們也開始贏得一絲人生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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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現代社會中，一個人如果沒有正式的身份證明，是無法使用手機的。但是對於底層的數十億人而言，連通是獲得身份的前提。要使用手機通常首先要以合法形式購買一個手機號碼，但是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的手機賬戶都是預付費號碼，既不需要押金和銀行賬戶，也不需要信用卡或者固定住址信息。數十個國家的手機賬戶數量已經超過了銀行賬戶數量，在這些國家中，前者輕易就可以替代後者，變成通信與銀行服務的雙重入口。
在混合現狀下，我們不應低估數字連接的內在價值。哈佛大學的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謝里·圖克爾（Sherry Turkle）等批評者認爲，數字生活會侵蝕家庭的紐帶，但是他們忽略了這些新型的且更加多樣化關聯的重要性，同時也未注意到數字通信其實降低了交易成本，並且爲新型的參與、學習、消費或投資騰出了時間。例如，自2008年到2013年Skype的通話時間增長了500%，而這毫無疑問增進了許多家庭的緊密感，同時也使得個人省下錢去學習鋼琴或者漢語等。我們應該記住，在諸如拉美等低信任度社會中，社交媒體是傳播正確信息、規避精英謊言的必備工具。
互聯互通是社會更充分發展的平臺。信息技術產業是全球經濟中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部門。伴隨基礎設施的興建以及廣泛的部署，新技術總是會催生出全新的產業。自工業革命以來，運河、鐵路、電、公路、電信和互聯網都遵循了這一規律。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的說法，它們都引發了“所有行業在生產率以及質量上的巨大飛躍”。在經歷了泡沫和衰退之後，社會就會學習如何運用新技術去降低在實施階段產生的不平等，那就是在部署階段，通過投資教育和增進包容來擴大技術工人的規模。光纖電纜讓高頻交易者搶先一步，但是服務於大衆的谷歌光纖也已在部署之中。如今，各城市政府都在下水道系統內鋪設光纜，將電話亭變成無線熱點，在地鐵裡增添無線服務。
到2030年，幾乎全世界的每個人都會擁有自己的手機，並能夠通過智能手機、無線熱點或者網狀網絡連接互聯網。全世界部署的高速寬帶越多，就會有越多的民衆和消費者從更快的信息訪問、更低成本的產品以及更多的就業機會中得益。與此同時，在現實連通實現緩慢之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取而代之。“原子不及，比特頂替。”湯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說。雖然沒有圖書館，但民衆可以通過互聯網訪問一個無限大的信息帝國。技術哲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和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認爲，無論是從個人權利獲取還是從經濟生產率角度看，“信息發展”，即通過信息獲取增進個人尊嚴的能力，已經成爲一項基本的權利。
與全球流動的連通創造了就業，帶來了財富。釋放出印度優秀人才潛力的並非印度經濟，而是數字供應鏈，依靠後者，印度才得以迅速崛起，從服務進口國變爲出口國。此外，通過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計算機編程、後端研發以及醫療射線會診等高利潤服務出口國獲得了雙重收益：既吸引了更多投資，也增進了出口。科技企業的融資成本也在急速下降。如今，風險投資家、華爾街的銀行、家族辦公室、天使投資者以及像Kickstarter這樣的衆籌平臺能夠在一個更爲包容的融資生態系統中並存，與傳統公開市場笨拙的融資方式相比，如今的投資方資本更雄厚，行動更高效。
但新經濟離不開舊經濟。數字服務的發展需要依仗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只有把經改善的基礎設施同電子商務相結合，我們才能構建一個實體和虛擬的混合市場，使商品、服務、支付以及投遞等服務日益無縫銜接。例如，推特和亞馬遜達成合作，在推特上加入標籤的物品可以直接進入亞馬遜的購物車，並且在一個小時內送達曼哈頓的任一角落。這樣的模式可以推廣至全球：阿里巴巴的電子商務、物流及借貸一體模式已經使它成爲供應鏈巨頭。如今阿里巴巴的夥伴企業已經遍佈以色列與新加坡等國，公司在美國也有巨大發展空間。創新的支付寶把阿里變成了一家銀行，其借貸服務則可實現資本在阿里會員間的流通——阿里會員信用違約率極低。如果基礎的電子商務規則能得到規範，那麼全世界成千上萬以全球貿易爲生的中小企業就能夠更好地與成長市場連通，實現更好的銷售業績。在eBay，90%的商家開展過跨境交易。如今在全世界，海關摩擦仍是令人頭疼的主要官僚病之一，腐敗機構把持着邊境，以莫須有的邊境重稅對合法商品貿易敲竹槓，只有電子商務的“綠色通道”能讓合法商品順暢流動。數字流動越是超越實體流動，互聯互通就越能惠及人人。
全球數字勞動力
爲了管理我們的日程，或者做互聯網研究，我的妻子和我常可能在遇到颱風時僱一個菲律賓人，遇到停電時僱一個印度人，遇到戰爭時找一個烏克蘭人，遇到動亂時找一個突尼斯人——甚至有一次我們還僱過一個也叫薩達姆·侯賽因的馬來西亞人。這些人都是通過Upwork來尋找短期的上門服務工作。如今虛擬求職門戶如雨後春筍般涌現，Upwork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另外還有亞馬遜的土耳其機器人（Mechanical Turk）和Freelancer.com，這些網站至少爲100萬人帶來了額外收入。雖然與通用汽車等工業時代的同行前輩相比，硅谷科技公司的僱員數大爲減少，然而這些公司各個全球服務平臺卻爲關聯的大衆提供了各種便攜式數字化工作：張貼廣告、覈實地址、登記拍攝、價格對比等，不一而足。一個數字中產階級正在崛起，而這並不需要基於一個廣泛的消費羣體，甚至也不需要以市場經濟爲前提，它唯一需要的是在線的連接。
羅納德·科斯等經濟學家致力於確定企業的最佳規模，以求降低有效執行某些功能時的交易成本。但今天的網絡結構能夠充分利用其日益無障礙的連接優勢，在公司規模無須同步增長的情況下實現業績擴張。雖然傳統的效率指標無法體現互聯互通的全部優點，但實際上創新本身對互聯互通具有極強的依賴性。如今的數字供應鏈從設計上就極爲分散，而對於各個企業（既有固定於一處的企業，也有多地運營企業）而言，工作空間的共享或是使用在線工具讓從未相遇的人衆包，都是用以增進同事情誼的方式。數據顯示，來自不同地區的程序員會在項目上通力合作，並在各種項目的進度中建立持久的夥伴關係。
然而，一個充滿競爭的全球數字勞動力市場的崛起，對於一般的西方消費者兼勞動者而言是一把雙刃劍。當身在公共廣場或咖啡館裡的亞洲人同時推進三四個Upwork上的工作接單時，技能不足的美國人卻面臨着網絡結構性失業的威脅——發達經濟體中一半的就業崗位都是由可交易的服務型產業提供的。如果他們夠幸運，他們所面臨的只是一次角色轉換：爲了滿足美國客戶的需求，成千上萬在印度呼叫中心工作的員工都必須上夜班，同樣，爲了服務亞洲客戶，如今許多美國程序員和設計師也必須通宵工作。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常常要單打獨鬥：2014年，美國有5300萬人被確定爲自由職業者，佔整個勞動人口的1/3強，且這個數字仍在上升。許多大公司要麼縮減人員規模，要麼將團隊改爲按需組建的非全職模式，後現代社會也因此變成一個數字臨時工的集結。數字臨時工無須客戶直接僱用，而是通過Wonolo這樣的中介網站，從可口可樂或者其他公司接一些臨時派出的小活兒。在今日美國，通過從TaskRabbit或Fiverr（在這個網站接一個活能賺5美元）等網站接活兒來維持生計的“永久臨時工”成了增長最快的一個工種。
當我們在談國家價值鏈提升這件事時，我們需要明確所指的是這些國家的企業還是這些國家的民衆。雖然美國科技企業的創新能力雄霸全球，但在美國50個州中的30個，排名第一的工作崗位卻是貨車司機。這樣的崗位不可轉移到別處，但可能迅速被自動化。依靠算法日益增強的分析能力，技術自動化正在替代包括白領工人在內的上百萬勞動者。僱員需要改變或者改進工作技能，否則，即便經濟能在較少勞動力的情況下變得更有效率，這些無技能的人羣也會給社會帶來麻煩。
一些積極的政府也在尋找對策，以對兼職勞動者增多這一新趨勢加以利用。碎片時間（Slivers of Time）是由英國政府資助私人運營的項目，通過打造個性化的微型工作，該項目不僅給英國家庭帶來了收入，也爲財政每年多增加了超過5億美元的稅收。金融危機之後，德國在行業、工會以及政府的聯手資助下推出了短工津貼（Kurzarbeit）方案，該方案在提供兼職以保持勞動者就業的同時，還利用工作外的剩餘時間爲勞動者提供工作技能的升級培訓。
共享經濟是否是拯救經濟的另一條道路？通過將他人的汽車或者房屋等資產出租，共享經濟平臺所創造的經濟活動預計將在2020年超過3000億美元。優步（Uber）和Airbnb（旅行房屋租賃社區）將數十億的個體相連接併爲他們搭建了一個可以進行交易的市場，兩家公司的估值也因此躥升。實際上這並不能叫共享經濟，而更應該被稱爲自律性點對點資本主義的全面繁榮。在這樣一種資本主義中，人們通過微型工作獲取微利，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連接成了一切穩定性的基礎。
19世紀的社會學家涂爾干若能目睹今日從垂直依賴向水平相互依賴的轉變，相信也會爲之讚歎。涂爾干是早期工業革命的先知，也是網絡革命的預言者。在觀察到勞動者的專業化崛起之後，他斷言：“社會在容量和動態密度上的增長，深刻改變了集體存在的基礎條件。”他所謂的“動態密度”，指的是勞動分工不斷擴張過程中所發生交易的數量、速度以及多樣性。爲了在網絡資本主義中獲得更大話語權，從任務分配和服務共享中崛起的勞動者正在形成自己的聯盟。自由職業者聯盟等跨行業羣體不但會員數量實現了增長，而且在他們爲更高最低工資和靈活醫療保險奔走呼籲的同時，他們的影響力也在逐漸提升。隨着機器人和算法日益取代人力，我們也更加依靠互聯互通來爭取我們的經濟福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