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大陸的各種羣衆運動開展得如火荼之際，張賢在金門島的生活卻顯得有些平淡無奇了，在劉安擔任金門防衛總司令一年之後，張賢被調離了金門島，到了澎湖防衛司令部擔任副司令一職，他知道他之所以被調離，其實也是上面權力博弈的結果，雖然他的能力出衆，但是被劃爲了陳誠土木系中堅，而陳誠在與太子蔣經國的矛盾對抗中，已然失去了原來顯赫的地位，蔣介石對這位跟隨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大功臣最終還是採取了虛職無權的策略，爲了儘快扶起自己的兒子，將他看成了一個絆腳石。另外，在反攻大陸的問題上，陳誠也與蔣介石產生了一定的矛盾，看到大陸發生大饑荒，蔣介石再一次把反攻大陸的問題提到了日程中來，雖然陳誠向蔣介石表白說一旦反攻的號角吹響，他仍然願意充當先鋒，但是卻反對此時的貿然反攻，他的失寵也就成了必然的事。
陳誠的失寵，同量帶連着土木系的將領們也一併失去了原來所擁有的權力，便是象胡從俊這樣在國軍里名聲顯赫的將軍，也被從軍隊中調離，派往了南越的首府西貢，擔任駐越大使一職。將一個本來以軍事見長的將軍，外派出臺灣去擔當外交官，雖然令人有些惋惜，卻也是一種政治鬥爭的結果。
張賢只在澎湖防衛司令部呆了兩年，又被調到國防部擔任參謀部的高參，這實際上是將他的軍權完全剝奪，把他高高地掛了起來。
雖然在官場上並不如意，但是對於張賢來說，卻能夠回到臺北，與妻子和女兒長相廝守，對於這一生中，本來就缺少家庭溫暖的他來講，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閒職的日子的確好過，遠離了槍炮之聲，也遠離了是非曲折，如果便是這樣得終老，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是，老天爺似乎是要故意地爲難張賢，就在他剛剛要過一過安逸的日子之時，災難卻是接踵而來。
張賢的女兒小梅考上了國立臺灣大學，在歷史系學習，所以在這個時候，張賢和田秀秀便有些孤單了起來。倒是也張賢相比，熊三娃卻要勞累得多，他和翟敏若一共生了兩個兒子，再加上翟敏若原來就帶着一個女孩，共有三個孩子需要扶養，雖然此時翟敏若在張賢的幫助之下，到一所小學裡當了老師，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是生活的壓力還是將熊三娃兩口子壓得有些喘不過氣來。按照熊三娃的官階，張賢爲他在臺北謀得了一間六十平方米的軍官公寓，但是張賢每一次過去看到他們一家人堪堪擠在那麼小的地方，又隨着孩子的逐漸長大，那間房便顯得過於狹小，人進屋後幾乎就沒有可以轉得動的地方了。雖然熊三娃對於自己的住所還算是滿意，畢竟還有很多比他官階高的人還沒有分得房子呢！但是張賢在與田秀秀商量之後，覺得自己的住所還算是寬鬆，又過於冷清，所以便讓熊三娃一家搬過來和他們一起住，那間房可以騰出來先留作出租，換一些收入。起初的時候，熊三娃兩口子說什麼也不同意，但又經不住張賢夫婦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請，最終也是迫於生活的壓力和盛情難卻，還是同意搬了過來。
張賢和田秀秀專門把他們這所小樓的下面三間屋子收拾出來，讓給了熊三娃一家，而他和田秀秀搬到了樓上去。熊三娃還說他搬過來住是要付房租的，可是張賢與田秀秀卻一回也沒有收過他交來的錢，他們也知道，此時的熊三娃兩口子的生活壓力，大女兒剛剛上高中，而兩個兒子，還在上小學。
此時臺灣的政治雖然並不明朗，但是經濟卻正在逐漸好轉，尤其是製造業的興起，給了許多人以工作的機會，社會各處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田秀秀已然離開了特務機關，在韓奇的安排之下，到一處榮民服務站擔任站長的工作。所謂的榮民，就是“榮譽國民”的簡稱，是指那些跟隨着國民黨敗退到臺灣的大批士兵們，這些士兵們陸續地都到了退役的年紀，他們在臺灣沒有親人，又身無長技，退伍後的生活也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在這種背景之下，國民黨當局在一九五四年便設立了“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爲“退輔會”，以安置和輔導這些退伍士轉業。而退輔會的負責人就是蔣經國。蔣經國在任上的時候，的確爲這些榮民辦了很多的實事，先是在各地組建榮民農場，安置那些年老的榮民們自食其力搞生產；然後又在臺北建立“榮民總醫院”，同時在各地組建分醫院，免費爲這些榮民看病。後來，又隨着時間的推移，退伍的官兵越來越多，蔣經國又想出一個大量用人的辦法來，在全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修路架橋，把這些榮民們組織起來成立修路隊，倒也解決了兩方面的難題，爲榮民們的找到一份可行的工作，同時又可以解決環境惡劣情況下找不到勞動力的問題。
田秀秀的工作，要比張賢忙碌得多，因爲自己也是從大陸過來的人，所以對於和自己有相似經歷，而又無依無靠的榮民們，她便顯得異常得關切，經常爲了一個榮民的待遇而跑上跑下，不辭勞苦，甚至還要加班到很晚。沒有用多長時間，臺北的各行政部門，甚至於是政府各部委的部門裡，都認識了她這位直來直去、敢一揪到底的女站長。對於妻子的工作，張賢一直鼎力支持着，對於她的早出晚歸，也從來沒有有過一絲的埋怨，他也是一個當兵的人，自然希望所有的榮民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歸宿。
意想不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這一天張賢回到家裡，習慣性地一邊看着電視，一邊等待着田秀秀的歸來，他把飯菜都做好了，他知道田秀秀要是回來晚的時候，一定會打電話到家裡，但是這一天他並沒有接到田秀秀的電話。他等了半天，也不見田秀秀的人回來，張賢便有些着急起來，打電話到田秀秀的單位，值班的人員卻告訴着他，田秀秀早就下班走了。他開始不安起來，準備出門沿着每天田秀秀上班的路去迎一迎，剛剛走到門口的時候，熊三娃的大兒子熊無坷揹着書包急匆匆地跑進來，一見到他便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着他，田秀秀出車禍了，他看到一輛出租車在拐彎的時候沒有減速，正將準備過馬路的田秀秀撞上……
張賢只覺得自己的頭“嗡”地一聲大了起來，一時之間就好像是又被鋪天而來的炮彈震憾了一樣，半天都沒有回過味來，他根本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熊三娃的反應卻是奇快的，馬上拉着張賢上了車，飛快地趕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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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搶救田秀秀的時候，醫生幾次三番地出來詢問家屬，是否對這個傷者再進行搶救。醫生告訴張賢，田秀秀的脊椎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即使是能夠救活過來，她其後的一生也不得不靠輪椅渡日了，肯定失去了自由行動的能力，而且有可能腦子也受到了影響，變得癡呆。另外，就算是勉強救活了過來，其後還需要經常性的進行藥物和其他方面的治療，而這種藥物及治療的費用是非常昂貴的，只怕普通人家根本無法承受。
雖然醫生說得這麼可怕，但是張賢根本就沒有第二個想法，毫不猶豫地要求醫生盡全力地搶救，他聲淚俱下的告訴着醫生，哪怕是田秀秀變成了一個植物人，他也要求她活着。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經過三天三夜的搶救之後，田秀秀脫離了生命的危險，但是卻也正如醫生所料的那樣，由於脊椎的受傷，就算是她好起來，也已經失去了行動的能力。
田秀秀的突然出事，一下子便打亂了張賢一家原本平靜的生活，那個肇事的司機也是一個剛剛退伍不久的老兵，根本就沒有能力來補償這一切，便是田秀秀的手術和搶求的費用都無力掏付，只能是張賢自己具拮。張賢並沒有將這個肇事的司機告上法庭，雖然也對他恨之入骨，卻也清晰地知道，就算是把這個肇事司機送入牢獄，也不能再挽回這一切，那樣反而令這個人有可能失去了一切。這名姓馮的肇事者對張賢一家感激涕零，併發誓要想辦法來彌補他自己所犯下的過失。張賢只當他這是良心自責的懺悔，所以對他的誓言也並沒有放在心上。
在經過了半年多的住院治療之後，張賢還是將田秀秀接回了家中，專門請了一位保姆進行侍奉。雖然此時張賢只是一個掛名的閒職，但是畢竟每天還需要去上個班，如今他的這份薪金還算是豐厚，如果一旦失去，那麼他不僅無力再供給妻子治療恢復，便是連女兒也無法供其完成學業，所以這份工作，他還必須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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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三月，陳誠將軍因肝癌在臺北病逝，終年六十八歲，這個歲數與許多的國家領導人和實權人物相比，已然算是短命了。終其一生所做的最大貢獻，莫過於在臺灣實行的與大陸截然不同的“土地革命”，正是由於這種不流血、溫和的土改方式，從而奠定了臺灣之所以在以後經濟可以騰飛的基礎。實際上，早在一九三三年，陳誠便提出過類似的方案，那個時候國民黨軍隊正開始準備對共產黨所控制的江西蘇區進行第四次大圍剿，陳誠認爲紅軍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所以纔會得到當地農民的擁護；他同時提出了一種類似的限田制度，就是採用政府向地主贖買土地的方法，再把這些土地分給貧苦的農民，實現國父孫中山提出來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當陳誠把這個方案提出來並且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實驗的時候，卻被當時任省主席的熊式輝所拒絕。陳誠的方案，直到近二十年後，才由他自己在臺灣得以實現。
張賢也在爲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陳長官痛心悲傷，可是這個時候，他卻接到了國防部軍法司的傳票，要求他接受軍法司的質詢。當張賢莫名其妙地來到軍法司的時候，才知道原因：軍情局還是查出了陳飛原來是共黨漏網團政委的事實，如今陳飛已然被逮捕了起來，之所以要質詢他，是因爲他曾爲陳飛作過保！
當知道是這麼一回事的時候，張賢不由得呆住了，他真得不知道應該怎麼說纔好，心裡頭只能暗罵着，這個陳飛真得是在找死呀，爲什麼會這麼不小心，把自己的底給露了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