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元一六八一年五月以後，金漢雙方又陷入僵持的局面。
在中原，金兵和漢軍的攻防戰開始呈現膠着。金國西路軍因爲曹廣弼的抵制而無法越過太原，由於雲內天德已被蕭鐵奴賣給了西夏而無法繞道襲擊陝西。相對來說，河北這邊的抵抗力較弱，因爲缺少天險，在前線大軍崩潰的情況下，金兵的遊騎在整個河北平原縱橫馳騁，無論是趙立還是楊開遠都很難將之攔住，金軍甚至在河南一些地方重新建立了據點，河南變成了金軍、漢軍、宋軍糾纏不清的混亂地區。
不過由於宗輔遲遲攻不下塘沽，這便大大限制了金軍在東路進軍的最長距離。金國東路軍如果沒有攻下塘沽就南下山東，後背就會賣給楊開遠，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而塘沽不下，金人在河北也沒法展開有效的統治和稅賦徵收，軍隊的後勤便不得不依賴於燕雲的積蓄，由於可靠的補給線太長，所以宗弼的精銳推進到青州、大名府一帶後就開始顯現疲軟，趙立因形就勢，沿着濟水展開防禦，金軍在河南因爲遇到的抵抗較弱而進軍順利，但卻無法打敗趙立進入山東。
而在東北，折彥衝對黃龍府的攻擊也沒有取得明顯的戰果。如果按照面積計算的話，吳乞買在東北所統治的領土仍然比折彥衝大，但他統治的地區大多蠻荒，所以就經濟總量來說，吳乞買治下的州縣還比不上遼河流域的一個零頭。然而女真自有一套和這種落後經濟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在這套社會結構下的女真軍民既貧窮又野蠻，又因其野蠻而具有相當強大的戰鬥力，女真人就是靠這種蠻勁抵擋住了折彥衝的攻擊。
從去年折彥衝領兵攻打遼陽府開始，大大小小的戰鬥從來就沒有停過；當將士們在前線拼命的時候，身處後方的知識分子也在反思。宗潁戰敗之後，津門管寧學舍、登州蓬萊學舍、遼口軍學、塘沽政學的學者們對這次戰爭的討論就更加熱烈了。
“我們爲什麼會失敗？明明佔據了上風的，爲什麼軍隊會忽然崩潰？”
自然有人總結出了戰場上的各種原因，如訓練，如後勤，如兵力佈置，如將領才能。但當討論一步步深入以後，學者們便再不肯滿足於這些表面的原因。
遼口軍學的學者認爲，這次戰敗的關鍵實在於齊魯軍團的“不完全正規化”。這派觀點認爲，齊魯軍團內部良莠不齊，部分部隊如劉錡部、趙立部已可以和漢軍主力接軌，王宣部實戰經驗充足，但訓練與教育就顯得不足，至於那幾十萬連數量也弄不明白的義軍則完全是烏合之衆，這部分人抗金的熱情雖然值得尊重，但到了戰場上所發揮的作用卻未必是正面的。
爲此遼口軍學的不少教官聯名上書，要求樞密趁機整肅，將齊魯軍團的殘餘力量進行分流整頓，將符合要求的人選入正規軍營重新訓練，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解甲歸田。楊應麒對此表示讚賞，回覆批文讓他們拿出一個確切的方案再呈上來，再呈上來的方案必須解決以下問題：從義軍中選拔士兵，選拔標準爲何？數量多少？選出來後如何訓練？訓練場地該設在何處？訓練人手該從何處抽調？訓練經費需要多少？不符合標準的義軍該如何安置？在何處安置？應該給與什麼樣的條件進行安置？不同地區、不同級別的兵將該如何區別對待？如果士兵不願意解甲又該如何解決？在眼前的情況下展開這個計劃，對正在進行的整個戰局所產生的影響是好是壞？等等。
楊應麒這番回覆，一連提出了五十多個問題，問得詳盡而具體，這一輪問下來，把大多數開口講空話放厥詞的人都問得閉上了嘴，但仍有一小批有毅力有想法的人或坐下來思考，或親自前往山東、河北、河南等戰亂頻仍的地方考察，和各路義軍一一接觸。這些人裡沒一個擁有“名將”之類的頭銜，都是一些中下層的將官，其中也沒有一個擁有“天才”的名聲，但這些人肯熬肯幹，做事又能腳踏實地，這一場調查持續了足足五個月才完成，又經過一個月的反覆琢磨，才遞上了一份詳盡的報告。遞上報告的這批軍官不但有實戰經驗，而且經歷過遼口軍學的教育，部分更是畢業於管寧學舍、屬於投筆從戎的年輕人，所以這次調查結束後不但讓他們完成了這份如何處理義軍的報告，也讓他們完成了向職業參謀轉變的歷程。
楊應麒看了十分滿意，特闢他們爲樞密直屬第一參謀團，全面負責這件大事，又給了他們相當大的資源，包括名分（經摺彥衝同意後給了他們一個番號——“威遠新軍”）、地方（開闢出密州南部瀕山臨海的半個縣作爲他們的軍事基地）、技術（將遼南的部分火器研發和船廠移到此處）以及資金（淮子口兩成的關稅）。
樞密直屬第一參謀團的首席叫陶宗憲，次席叫於會春，三席叫朱謹民，全是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卻都因爲這件事情聲名大噪，威望實權一時俱重，並因此帶動了遼口軍學重實尚理的風氣。不久漢部中樞又成立海軍參謀團和西北參謀團，分別研究如何將西北、東海兵將正規化的問題。
遼口軍學這幫人既是學者又是軍人，因此自然偏重軍事。和他們不同，塘沽政學的儒生則將這次戰敗的原因歸結爲政治問題。在他們看來，這次齊魯軍團的潰敗實埋根於新漢政權政治體制不明確的大誤，他們認爲登州的華夏擴大會議，既是成功的，又是失敗的，成功之處在於華夏擴大會議團結了所有正面的力量，而失敗之處則在於這次會議沒有使各派勢力真正融合。
“當然，當時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但既然現在問題已經出現，我們便不能置若罔聞！”
這批學者認爲要避免再次發生真定之敗那樣的悲劇，就必須進行一次政治調整，在新漢政權內部進行更深入的統合。
塘沽政學因爲戰爭原因早已將辦學地點移到遼陽府，所以他們的言論很快就傳到楊應麒耳中，並迅速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對於塘沽政學學者關於進一步統合的呼籲，不但中樞方面認爲應該如此，就是各個地方的官吏、將領也都覺得理應如是。中國的大一統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各派知識分子對分裂與割據無不深惡痛絕，就是曹廣弼、劉錡等保有軍人傳統的將領也都如此。
“理是這個理，大家都認同。”趙橘兒嘆道：“問題是應該怎麼做才能統一！”
“需要名分！”蓬萊學舍發出了這種聲音：“現在我們的國號、國都、社稷都不確定，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尚且不順，何況行？前線軍民之喪失士氣，雖在於宋帝的擾亂，更在於軍民沒有歸屬之感。若使軍民知有所屬，知有所忠，縱有十趙構之擾何足以動搖人心？所以國、君名分不定，纔是這次戰敗最根本的原因！”
與這種輿論相呼應，胡安國、陳顯和韓昉不約而同地在三個地方上書折彥衝，勸他登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