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索爾茲伯裡所預料的那樣，遠東政治因爲國家實力的緣故，不可能成爲這個世界的中心，真正能夠左右世界政治、軍事和經濟大勢的還是歐洲。此時的歐洲已經越來越走向分化，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甚至是意大利和奧匈帝國，都因爲海外殖民地的瓜分，歐洲傳統強國之間的矛盾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代表海洋的英國和代表陸地的德國將整個歐洲大陸分成了兩個集團，進而守護或是破壞舊的世界秩序。
譚延自然喜歡看到歐洲愈演愈烈的政治衝突，只有這樣纔可以將列強的目光留在歐洲，自己才能放下心來整頓國內的局面進而重整整個遠東政治新秩序。不過這一過程對譚延而言是非常漫長的，主要還是因爲國內工業發展水平實在是太低了——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矛盾還停留在非常低的層次，就像兩個窮人在打架，一個窮人比他的對手更富有一些，買了一把菜刀來助陣而已。
因爲政府財政國庫充足，沈靜將其中部分財政資金用來還清中日甲午戰爭的對英國的貸款之外，開始興建更多的鐵路——鐵路在這個時代就是財富的代名詞，同時也是國家強盛的基礎。如果中國能夠建成發達的鐵路網，對於經濟促進流通自然是不用說，就是對國防也有着重大的意義。通過鐵路中國可以走精兵路線，有效的控制軍隊數量使國防經費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時對於這個並不安定的中國也有着莫大的意義。
不過沈靜批覆的在國內擴張建設鐵路網的計劃重點側重於北方，從政府財政款項中直接出資，向由譚延手中地中國北方鐵路公司注資，從而獲得股權的百分之四十。經過這次鐵路股份交易，除去政府直接掌握了北方鐵路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股權之外，譚延手中掌握了百分之三十五。伍氏家族掌握了百分之七，其餘百分之十八由大小股東所掌握。
當然收購向北方鐵路公司這樣國內相當“強悍”的實業，如果一次性讓政府財政支出所有款項，就算是以現在手中掌握三億五千萬兩白銀國庫的沈靜也會要急得跳樓——中國北方鐵路公司掌握了像京漢鐵路及其附屬支線、京濟鐵路、京張鐵路三條已經運營的鐵路，還有正在建設中地京濟鐵路向上海延伸段、關外鐵路等等，想要掌握它的百分之四十的股權。中華共和國需要付出至少六千萬兩白銀的代價。
當然即便是出資六千萬兩白銀，中華共和國政府從商業的角度來考慮也是非常划算地——中國北方鐵路公司所掌握的鐵路都是中國最賺錢的鐵路，已經完成建設並且開始運營，如果真的要按照“市場價格”來收購其百分之四十地股份，非上億兩白銀不可。
譚延奉行的是“完全掌控”政策。中國北方鐵路公司並沒有在市場上公開銷售股票，所有持股人是來自廣東、上海和天津的商團，伍氏家族和他這麼親密的關係也僅有百分之七的股權就可見一斑。事實上爲了促成這筆交易，伍氏家族拿出了百分之二的股權。小股東合計拿出了百分之二，其餘百分之三十六的股權都是從譚延的股權中分割出去地。按照譚延“絕對不能讓合作者”吃虧的的規則，他分別給予了其他股東六百萬兩的補償，可以說從頭到尾譚延纔是這次交易地吃虧者，不過按照當初他從組建“京漢鐵路公司”發展到“中國北方鐵路公司”的投資額來說，還是小賺三四百萬兩。
譚延做出這樣的商業決策也並不是賠本，從此中國北方鐵路公司將會有政府資本的背景，可以以更加強勢的態度去在中國鐵路市場上和外國資本相較量。在譚延一手大權獨攬的情況下。外國資本自然是不可能進入中國鐵路市場，而以後更加長遠考慮的話，無論誰來當這個家，在鐵路方面中國北方鐵路公司都是一頭猙獰地惡獸。牢牢地把持着自己在中國的地位。
政府入股鐵路公司對除去譚延和伍氏家族之外地小股東來說也是很有衝擊力的——晚清的**政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譚延拉着他們一起發財，除去手中股票不說，每年的利潤分紅也讓他們非常滿意。如果中國北方鐵路公司能夠上市的話，他們手中的股票價值再翻上五六倍甚至是十幾倍這都不是什麼難事，至於伍氏家族他們在譚延身上的投資屬於政治投資，也並非要求一定要賺錢。鐵路公司是優質產業。伍氏家族在這上面也絕對不會有什麼虧空。
重新組建的鐵路公司董事會從股權上而言，只要譚延不反水。政府很難操縱鐵路公司。而政府入股鐵路公司的資金也將會成爲今後中國發展鐵路的固定資金——政府雖然是廉價收購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但按照合同規定，在未來的二十年內政府對這筆投資的回報，也就是鐵路公司每年的利潤分紅是不能隨意挪用的，必須投入到新鐵路的建設當中，並且不算入股份持有比例。
即便是二十年後也是按照比例提取分紅，直到四十年後纔可以任意支配鐵路公司的分紅利潤，這也就保證了鐵路公司不是政府的提款機，鐵路公司也可以有了政府分紅的資金用於投入鐵路建設。至於未來四十年後，譚延不能保證鐵路公司還會像現在這樣賺錢，同時鐵路公司總歸是要面臨上市問題，股東，尤其是小股東在瘋狂的股份價格升值的過程中，也必然會發生股權變化，這就不是他所能夠把握的了，總歸在漫長的時間中，所有現在持有鐵路公司股份的人都會賺錢，這中間同樣包括政府。
不過在這次交易之後，伍軒仁代表譚延召集天津、上海和廣東的鉅商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的結果是誕生了“中國南方鐵路公司”。公司的第一個項目便是承建粵漢鐵路和從上海至廣州地滬粵鐵路。中國政府還會撥出一千萬兩白銀入股佔據百分之二十的股權，譚延本人入股兩千萬兩爲百分之四十，其餘股份被小股東所瓜分。未來的中國南方鐵路公司將完全會以商業化的方式運營，如非董事會決議，政府不得擴充股份比例——譚延和伍氏家族控制着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沒有他們倆人的點頭。這家鐵路公司永遠不會像北方鐵路公司那樣走向“國營化”。
所有地交易都是譚延一手策劃，他不會讓自己的合作者吃虧，更不會留下政府和大商人之間的利益衝突。鐵路是國家的命脈，讓國家資本介入已經逐漸形成氣候的鐵路公司，也是保證了政府日後和商人資本地合作基礎。對政府而言更是“強制”其每年必須要對鐵路的投資。經過這一番的交易之後，中國將會開始新一輪的大規模鐵路建設，在北方以鄭州爲中心不同於縱向地京漢鐵路，將會橫向修建一條從濟南開始經鄭州、西安最後終點爲蘭州的大鐵路。除此之外還有北起山西大同經太原、遼州在彰德與京漢鐵路向連接，同時也會有從太原直同北京的鐵路。南方則是從上海至廣州，還有一條便是策劃了十幾年的粵漢鐵路——政府將會爲中國南方鐵路公司提供武力支持，所經省份如果受到任何刁難，便是政府出兵的理由。
中日兩國的賠款問題也在各國列強駐華外交使節中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公使團內部也因爲各自國家的利益而對中日賠款產生地兩種態度。英國爲了扶植日本自然不希望賠款的壓力過重，而德國爲了發展中國這個潛在的遠東盟友，自然是全力支持中國對日本的賠款要求。其實就算是英國自己也很矛盾。英國船廠裡面有日本訂購地兩艘戰列艦和兩艘裝甲巡洋艦，總價值近三百萬英鎊，可以說日本不能取得像六年前那樣的大勝，要挾中國獲得鉅額賠款。日本就無法支付戰艦款項。
如果將三百萬英鎊摺合成白銀的話，就是兩千萬兩白銀，顯然以日本當前的經濟情況，就算中國不要求賠款，日本也是無法支持戰艦款項。同時日本從甲午年大戰結束到現在，因爲其國內經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加之中國在紡織品和生絲出口方面的打壓。日本從英國的借款已經超過了六千萬兩白銀。英國國內銀行是不會再貸給日本哪怕一個便士。
譚延公開宣稱如果滿足中國對日本地戰爭賠款要求，那中國將會從所獲得地戰爭賠款中抽出款項代替日本購買英國爲日本建造的四艘戰艦——儘管通過實戰證明。中國地龍旗號和自產的靖海級裝甲巡洋艦分別對這四艘還在港口中的新艦形成決定性優勢。中國肯花大價錢甚至是虧本來購買這四艘戰艦，其出發點無疑是從限制日本海軍規模的角度來考慮的，這不是白銀或是英鎊可以衡量。
作爲戰勝國，中國在這次談判中佔據了絕對優勢，不同於甲午年中國即便戰敗也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日本受限於其資源貧乏國力貧弱，這一次戰敗幾乎就等同於斷掉它未來二十年的國運，考慮到日本政府身上的債務負擔和國內經濟被英國所把持，它要想恢復元氣的時間還要更加漫長。
英國用朱爾典換走了竇納樂，但是對竇納樂聯合日本牽制中國的方案也是舉棋不定，涉及到三百萬英鎊的商業交易，英國國內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論。以承建商維克斯公司和阿姆斯特朗公司聯合起來向英國政府施壓，促成中國對日本的賠款要求——日本無論採用任何一方的賠款方案，都意味着這四艘戰艦發包流產，雖然有南美的阿根廷等國家因爲衝突是個潛在的買家，但都比不上中國這麼明確，況且南美國家也沒有這麼大的財力一下子便可以訂購四艘戰艦，而且因爲中日海戰南美國家對於旅順造船所的產品似乎也表示了一定的興趣。
聯合日本牽制中國的方案是竇納樂同日本方面單獨做出的方案，英國政府對此本身就有很大的疑慮，而中國政府也發出了兩國聯盟以抵制俄國滲透地要求。顯然同竇納樂的方案相比，中國政府提出的聯盟方案似乎誘惑力更大，雖然中國政府以英國歸還其關稅權爲代價聯合英國對付俄國的壓力。但是相對於英國在華利益受到更加強勢的保障，從英國首相往下都認爲放棄竇納樂的方案對英國更爲有利——應該說索爾茲伯裡和竇納樂之間地私人恩怨對英國政府的這一決策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應該說英國對華關係在這一時期是極爲混亂的，不像它的潛在競爭者德國那麼幹脆，直接派出了皇帝地弟弟去訪問中國，而是左右爲難——維克斯公司的要求自然是從商業利益角度上出發，索爾茲伯裡首相雖然討厭竇納樂。但從政治方面看聯合日本牽制中國纔是正確的，只是讓索爾茲伯裡感到憤怒的是竇納樂聯合張伯倫來推行這一政策，只不過張伯倫對此並不感興趣而已。
對於英國普通民衆來說，他們對遙遠地中國並不瞭解，只是對於這個國家的新總統譚延在科學方面的成就讚歎不已——無線電通訊技術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而在醫療上譚延對於血型和血液方面的論文已經爲歐洲醫學界所熟知，並且很快的便應用到手術治療當中。譚延在科學上的成就引起了歐洲的廣泛關注，並且還獲得了諾貝爾獎地提名，只是最終不知道什麼原因未能獲獎。即便如此譚延在歐洲的名聲還是非常不錯的。
雖然中日雙方正在北京展開談判，但是在北洋海軍的掩護下，三千名中國士兵在沒有遭到抵抗地情況下登陸琉球，宣佈了中國收回琉球，所有日本移民全部被關押到集中營施行勞動改造，成爲譚延的免費勞工在琉球興建港口開墾土地。這些日本移民在戰爭結束之後被日本政府所拋棄，沒有人管他們的死活，而在戰後日本政府似乎也忘記了他們的存在。譚延就更加無視這些“戰俘”，他們被中國政府罰以二十年的苦工勞役，直到二十年後連同這次戰爭中在朝鮮的戰俘被直接運送回日本。
至此日本手中可以打得牌已經出盡，就剩下對賠款數字的糾纏。而北洋海軍也停止了對日本沿海城市地炮擊，全面封鎖所有通往日本地航線，所有敢出海作業的各種日本船隻不是被擊沉便是被俘虜。
從戰爭初期到現在，北洋海軍俘虜地各種日本船隻已經達到上百艘，而沒有蒸汽動力驅動的舊式木帆船更多，能夠帶回中國的全部轉移回去，不能轉移的則被北洋海軍直接弄沉。這些俘虜的日本船隻將會在天津等地接受拍賣。由於價格十分低廉。中國商人對此非常感興趣，按照譚延的說法。這些船隻拍賣所得是無法填補北洋海軍在作戰中的虧空，但是總能夠解決燃料的價錢。
中日雙方在公使團的調解下在北京進行談判，陸陸續續進行到五月份，最終日本在各國列強的壓力之下和中**隊在九州島南部海島上的軍事行動下屈服，最後的賠款數額定在了五千七百萬兩白銀。根據中國的要求，所有的賠款必須要以黃金和英鎊按照市價來償還，這同樣也讓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頭痛——白銀的市場價格雖然波動很大，但是總體趨勢是向下運行，賠款時間拖得越長，對日本政府就越爲不利。爲了償還中國戰爭賠款，日本政府被迫強制性的在國內發行債券，並且再次提高了賦稅水平。
如果不算甲午戰爭中中國賠給日本的三千五百萬兩的話，這個數字應該是讓譚延感到非常滿意的，可是刨除甲午戰爭賠款的三千五百萬兩，剩下的兩千二百萬兩白銀的賠款對中國而言是非常虧本的——這兩千萬兩白銀剛剛好購買英國的四艘日本戰艦，而發動戰爭的彈藥消耗、人員損失和戰艦沉沒維修等方面，這等於是中國打了一場虧本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