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戶籍管理有一個嚴重的弊端，那就是明代的戶籍制，分民戶軍戶匠戶三等，只要你被劃了其中的一個身份那可就是世代承襲，不能隨意變更的。但由於在大明的軍戶匠戶的地位較低，根本不可能進入科舉入仕爲官，又有着沉重的徭役負擔，使得逃戶隱匿很是普遍。
明代的匠戶制，源自元代，較元代管制已是較爲寬鬆，洪武年開始實行輪班制，匠戶分住坐存留輪班三種，輪班匠每三年前往京城服役，儘管每次役期僅三個月，但加上來回路程就要半年左右了；若再加上官吏與作頭的勒索，匠戶們往往要借高利貸，甚至典賣田地兒女了。
直到成化年間，近百年的輪班制才被廢除，改爲徵“匠班銀”。由於匠戶受剝削嚴重，早就大量逃亡，至嘉靖年，匠班銀不過能徵六萬多兩。而皇家與官府工程多由住坐存留匠供役，這種服役在匠戶中的不平衡，匠戶的逃亡隱匿更趨嚴重，到天啓崇禎年時，匠班銀更是徵收寥寥，皇宮勞役越來越依靠市場供給了，這也就是崇禎將乾清宮東暖閣裝修爲藏書室時，太監竟上報需幾萬兩銀子的原因，如按明初的匠戶制度，崇禎只需出點木料錢即可，工匠的勞役是無償提供的。
如今的匠戶制，早已敗壞不堪，事實上早就無法運轉，匠戶制的廢除，也只剩下最後一層窗戶紙需要捅破了。至於軍戶制，同樣敗壞已極，如若沒有糧餉發放，根本就別想能調動得了這些衛所官兵，如遼東採取的兵制，已與軍戶制大不相同，基本同募兵制沒什麼區別了，但軍戶制的廢除卻不是匠戶制那麼簡單，一是涉及的戶口過多，佔各州府戶口兩成多，二是天下亂象頻仍，正是需要軍隊保障穩定的時候。
而李從年自從入朝之後就曾經考慮過戶籍改革，可是諸事繁雜，再加上海禁開放之後，人口流動一定很大，所以根據鎮北侯李從年提議，內閣大臣進行討論之後，認爲此次戶口普查已是勢在必行，人口普查是變法措施的制定與實施，都離不開準確的戶口黃冊。
而這次人口普查的背景是陝甘移民四川，陝甘兩省本就是邊窮之地，土地貧瘠再加上連年大旱，百姓早就過不下去四處逃荒了，但畢竟有着明朝的戶籍制管制，大量的農民還是被束縛着，這次大舉移民四川，既有良田住宅，官府還免稅五年，更又提供一些遷移所耗費，這些身無片瓦的農民那還不積極響應，而陝北各府縣的官吏，早就被亂民鬧怕了，朝廷能把這些“窮鬼”遷走，正好了卻心頭煩憂，難再加上各地都察院和監察司官員的督查下，這次移民十分順利。
然而戶口普查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在陝甘兩省移民登記戶引的試行過程中，這種技術xing的問題還是很好解決的，但是仍有那麼多的波折，就與戶口隱匿嚴重有着相當大的關係，鎮北侯李從年趁機提出身份牌制度，也就是每一個居民在成年之後
，可以憑着這個身份牌外出務工和遊歷，而這種身份牌就成爲了個人身份的證明，這個龐大的計劃，卻因爲身份牌的防僞而不得不在很的地方進行實驗。
移民計劃是根據黃冊記載的陝甘當地戶口而制定，儘管戶部也想到這點，卻不好向皇帝明說，而崇禎雖對黃冊記載有所懷疑，卻也未想到這點。由於崇禎制定的政策，確實對陝甘百姓是雪中送炭，許多隱匿中的戶口逐漸浮出水面，最後需要移民的數量遠超最初計劃。也正因此，崇禎的移民計劃不斷修改，但在有限的財政支持下，卻總也趕不上移民的需求，這也可說是叛亂不斷的原因之一。
“如何讓隱匿戶口浮出水面”卻是崇禎和李從年滿是頭疼，戶部尚書曾經隱晦地向崇禎提出過，這個歷史遺留的嚴重問題，不是戶部能夠自行解決的，因爲它涉及到大明的賦役制度。因爲每個在冊人戶都要繳賦稅出徭役，和繳納人頭稅，而當百姓不堪重負稅收的時候，地方必然想方設法隱瞞人口，逃避稅收。要想舉行人口普查，清查人口，前途下就要進行賦稅改革。
但是，稅制的變革，哪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大明的稅賦制度的在戶部尚書的解釋下，崇禎皇帝和李從年這才明白，這裡面對餓利益糾葛，根本就不是短時內能，除非崇禎和李從年能快刀斬亂麻，可實現在開放海禁在即，崇禎和李從年也不想節外生枝。
李從年越是瞭解深入，越感覺稅制改革不容易，大明立國已二百四十餘年，田賦徭役制度已經數度變革，每次賦役制度的變革，目的都很正確“均賦役，減輕百姓負擔”，無不是與權貴富商們博弈的結，然而幸福的理由各有不同，失敗的原因卻只有一個“政治腐敗，權貴勾結”。
賦役制度執行起來，被那些腐敗官吏不斷地扭曲，以至需要再度變革；賦役制度再變革後，在吏治仍不清明的情況下，權貴富商相互勾結，再度扭曲了稅改本意，反而更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再度引發下輪稅改的動力，這也是前朝名相張居下變法時，“考成法”先行，“一條鞭法”隨後，也正是兩手抓兩手都硬的原因，在根本上觸及了權貴富商們的利益。張居正死後，十年變法即被終止，本人也落得個家破名裂。
“一條鞭法”儘管在張居正的強力壓制下，也只在部分省府真正得以施行，即使這樣一個效果，仍挽大明狂瀾於既倒，並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使得“百姓安居樂業，朝廷錢糧滿倉”，萬曆帝可以完成“三大徵”，再二十餘年不臨朝，但是到了崇禎朝時，張居正變法的成果已消耗殆盡。歷史上，也正因再未能出個百年一遇的“張居正”，終於在內憂外患的交困中，大明朝終走到了盡頭。
明稅制的合理與不合理，主要在於權貴富戶有各種手段可以避稅，最終普通百姓成爲納稅的主體，如此稅負豈不沉重。貧民百姓當被
bi到絕境時，只能是賣田地賣兒女，最後落得逃亡爲流民，才能躲避了那些沉重的賦稅。只是，普通百姓被bi爲流民，也就是朝代走到末世的象徵，離天下大亂就不遠了。
田賦役稅，在有明兩百多年中，每逢百姓負擔極不合理，賦役已不合時宜時，即出現許多有識有志之士啓動稅制變革，以明朝的徭役爲例，從明初的“均工夫”，到徭役制度化後的正役與雜役，正役不斷變遷，先後出現“裡甲銀均平銀綱銀會銀”等的變革試驗，其趨勢是：徭役定額徵出，徭役依人丁田地多寡，均平徵派。徭役可折銀錢改徵，裁撤裡甲支應徵派的權利。
雜役，則先後出現均徭法十段冊法的變革試驗，僅役法的變革就如此繁雜，而每次變革的原由，都是役法從最初的適應社會，到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明朝的官僚機構，有科舉取仕的規模限制，官員的編制膨脹有限。但在明代中後期，政治腐敗，各地官府的吏役卻是無限制的膨脹，尤其是萬曆帝不上朝的二十多年中，各地官府爲着私利膨脹更加無度，徭役徵發更趨增加，徵輸的名目方式繁多。
李從年看到每當廣大百姓怨聲載道的時候，大明統治面臨危機，即有有志之士衝破重重阻力，開始了均平徭役的探索和試驗。稅賦的變革多從南方發起，南方的經濟繁榮發達，權貴豪門的勢力較北方爲弱，因而變革措施更加積極，在徭役貨幣化的同時，田賦的貨幣化趨勢也愈加明顯。這就使徭役與賦稅的變革，最終走向賦役的一體化貨幣化，誕生了後來的“一條鞭”法。
稅制的變革，促進了明朝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形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統一大市場。在稅賦貨幣化的導向下，地主的地租也多改爲徵收貨幣，如今，各省各府的稅賦徵收，或徵白銀或徵糧食，各地不完全一樣，江南地區爲朝廷稅賦的最主要來源，民間有“蘇常熟天下足”的說法。
明朝稅賦的貨幣化變革，是比較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趨勢的，但是由於吏治敗壞，稅賦主要由普通百姓承擔，導致朝廷稅源不足，社會矛盾激化；徭役雖然折銀徵收，但路橋工程河湖治理仍要大量役工，朝廷稅賦徵收本就不足，再有官吏在工程中的大肆貪污剋扣，就更加左支右絀了。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就曾上疏，大明官場吏治腐敗，***成風。總督巡撫的職位，要個五六千兩銀子，補個道臺知府的缺，也要兩三千兩，至於其它大小官吏舉人監生，無不明碼標價，賄賂交易。而且他自己在最近兩個月內，就曾兩次推卻了五百兩白銀的賄賂。
後世李從年雖然沒有進入官場，但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那些官場的潛規則看去真是大同小異，如果不是李從年來到這個時代之後，設立改組都察院，設置監察司進行監督百官貪腐之事情，不然整個大明的早就被這些貪官給吃垮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