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世界而言，公元1937年到公元1938年的這段時間是一個動盪的年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處於動盪之中，這種動盪既是政治意義上的，同時也是社會意義上的。
就在這段時間裡，西班牙的內戰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德國和意大利越來越深的捲了這場西班牙人的戰爭，而相應的，蘇聯和法國也不得不做出類似的“關注”，試圖通過外國人的手徒勞的平衡一下越來越不平衡的歐洲力量均勢，與此同時，英國政府也在國際局勢的動盪之中做出了令人驚訝的決定，就在1937年，愛爾蘭終於完成了獨立的所有手續，這似乎進一步證明了英國政府的“退縮戰略”，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應了英國國力的進一步衰退，實際上，自從歐戰結束之後，英國的經濟基本上就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而隨後的大蕭條又使英國經濟陷入了全面衰退之中，繼續維持一個龐大殖民帝國的統治是越來越力不從心了，英國政府只能選擇“退縮戰略”。
相比英國政府的退縮戰略，中歐強國德國的迅速擴張令人瞠目結舌，如果說進軍萊茵蘭和干涉西班牙內戰還只是納粹德國的牛刀小試的話，那麼德國在1938年春天吞併奧地利就可以看作是德國重建中歐霸權乃至歐洲大陸霸權的重要標誌，而且像在萊茵蘭危機中一樣，面對德國的咄咄逼人戰略，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再次表現出了強烈的“綏靖主義”情緒，甚至連蘇聯關於“共同行動”的建議也被英國首相傲慢無比的拒絕了，顯然，指望英國是不可能阻止德國的擴張勢頭的。
英國政府的立場進一步助長了德國的野心，於是，隨後德國又對捷克斯洛伐克發起了攻勢，並進而由蘇臺德“自治”問題而引爆了“五月危機”，只是因爲蘇聯的強烈反應以及英法兩國虛張聲勢的口頭威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才得以暫時度過危機。
以上就是歐洲的動盪局面的基本面，雖然局部地區戰鬥正酣，但是畢竟還沒有爆發席捲整個歐洲的全面戰爭，歐洲人似乎還可以享受暫時的和平生活，雖然這種和平的生活依舊是動盪的。
相比歐洲的動盪，亞洲的動盪形勢更爲劇烈，因爲在亞洲，就在1937年冬天和1938年春天，亞洲連續爆發了兩場局部戰爭，分別是“土伊戰爭”和“第二次南洋戰爭”。
“土伊戰爭”爆發於1937年冬天，戰爭的一方是土庫曼蘇維埃政權，戰爭的另一方就是伊朗，在1935年，波斯帝國正式將國名改爲“伊朗”，最高統治者是禮薩汗國王，這是一位精明強幹的統治者，一心學習土爾其領袖凱末爾，想將伊朗變成中東強國，他不斷的與國內和國外的敵人進行着鬥爭和妥協，試圖尋找到一條走向強國的道路，但是遺憾的是，這個世界講究的是弱肉強食，當強國下定決心幹涉弱國的內政的時候，任何單純的外交手段以及國際縱橫捭闔是不能拯救弱小國家的，於是，“土伊戰爭”就爆發了，站在土庫曼蘇維埃政權背後的是蘇聯，而站在禮薩汗背後的則是英國，而在這其中，還有一個若隱若現的東方大國的影子，這個國家就是中國。
實際上，如果不是中國上下其手的話，原本由英國扶持的土庫曼素丹國是不會在1936年初轟然倒下的，而當素丹帶着家人與珠寶逃亡阿富汗之後，中國卻沒有出動那規模驚人的陸軍力量以穩定當地局勢，而是採取了讓人困惑不已的“不干涉立場”，於是，在那一片混亂的土庫曼素丹國的廢墟上迅速崛起了幾股軍事力量，內戰似乎一觸即發，而且也使當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戰略真空區，將周遍的一切高壓力量都吸了過去，英國人試圖捲土重來，蘇聯則試圖將它那赤色的狂潮衝向印度洋，就連阿富汗的統治者也試圖染指土庫曼的利益。
在經過了半年時間的殘酷內戰之後，蘇聯扶持的土庫曼蘇維埃勢力成功的擊退了英國政府支持的阿富汗軍隊，並消滅了國內多數競爭對手，於是，在1937年秋天，土庫曼蘇維埃政權就這麼建立起來了，而且就在之後不久，爲了解決在波斯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邊境糾紛問題，以及爲當年的那個波斯蘇維埃政權報仇，土庫曼蘇維埃政權主動挑起了“土伊戰爭”，進攻一方除了得到來自蘇聯的大力支持之外，也得到了許多中國舊式武器，雖然有分析認爲，這些中國舊式軍火武器是來自於另外幾個中亞小國，但是英國政府可不這麼看，英國政府堅持認爲，這些軍事援助直接來自於中國政府，在“土伊戰爭”問題上，中國顯然與蘇聯站在了一起，而目的似乎正是爲了吸引英國的注意力，使英國無暇關注東南亞地區的局勢。
讓人驚訝的是，由於在遠東共和國的政策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中國與蘇聯近年的關係一直非常冷淡，可是現在卻又因爲中亞危機而聯起手來，或許，國際政治就是這麼的複雜吧，當面對共同的敵人時，曾經相互敵視的兩個國家也可以很快的進行合作，蘇聯對英國很失望，認爲英國不能幫助它阻止德國的擴張，至於中國，則儘可能的利用這場“土伊戰爭”爲自己攫取好處，這種好處不僅是戰略上，而且也是經濟上，就在這場戰爭中，交戰雙方的軍隊裡都可以看到中國製造的軍火武器，甚至是裝甲作戰車輛。
表面上看，中國在這場“土伊戰爭”中的“不干涉立場”似乎是沒有立場，或者說只有經濟立場，但是英國政府中的一些戰略分析家則堅持認爲，在這個“不干涉立場”的背後一定隱藏着什麼陰謀，這個陰謀要麼與蘇聯有關，要麼與英國有關。
事實證明，英國戰略家的分析似乎是正確的，就在英國政府忙不迭的將關注重點轉向中亞方向時，東南亞地區的局勢“瞬間”就緊張起來，而這種緊張局面卻是由“東婆羅洲危機”引發的。
“婆羅洲”，這是中國人對東印度羣島中的加裡曼丹島的稱呼，中國人從數百年前起就開始向婆羅洲地區大舉移民，在古代和近代，中國人多數移居婆羅洲西部，是爲“西婆羅洲”，而在第一次南洋戰爭之後，中國移民開始向“東婆羅洲”進行一場規模浩大的戰略轉移，而且由於中國中樞政府對海外移民給予政策和經濟上的優待，正是在這種鼓勵政策之下，到了1937年的時候，聚居在東婆羅洲地區的華人、華僑已達五百萬人，這些中國移民毫無疑問也擁有雙重國籍，一本中國政府頒發的護照，一本荷蘭東印度殖民政府頒發的居留證明，在法律上看，中國政府和荷蘭政府都對這些東婆羅洲的中國移民擁有管轄權，這個局面本身已非常複雜，但是如果再將南洋地區的另一個主要由華人構成的獨立主權國家考慮進來的話，那麼這個局面就更加複雜了，而這個華人國家就是蘭芳第二共和國。
在東婆羅洲地區定居、工作的華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是由蘭芳領土移居過去的，所以，這些人擁有第三本護照，蘭芳護照，而且蘭芳第二共和國也承認雙重國籍，這樣一來，對東婆羅洲地區某些華人擁有法律上的管轄權的就有三個國家，分別爲中國、荷蘭、蘭芳，那麼這樣就會帶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如果東婆羅洲地區的華人與當地的土著民或者歐洲、美國、日本移民發生衝突時，到底該由哪個國家來充當仲裁者的角色呢？
這個問題，曾經通過中荷兩國在瑞士簽訂的國際條約進行了部分的解答，中國政府承認荷蘭東印度殖民當局在婆羅洲司法管轄權上的“優先權”，但是條件是：必須在涉及中國公民的案件中使用中國法律，而且必須設立陪審團，陪審員的一半成員必須是當地華人。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國際條約是中國與荷蘭兩國政府簽訂的，並由美國、英國等列強共同背書，但是蘭芳第二共和國卻沒有加入這一國際條約，這是一根尾巴，如果中國政府還在“監督”着蘭芳的外交事務，那麼，這根尾巴就會隱藏在中國盾牌之後，但是如果中國對蘭芳的外交政策的“監督”消失了，那麼，這根尾巴就會暴lou在荷蘭人的面前。
1936年，中國政府與蘭芳政府正式簽署協議，將外交與國防的“監督權”交還給了蘭芳中樞政府，於是，蘭芳第二共和國終於成爲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
既然是獨立國家，那麼就必須行使獨立國家的主權，於是，從第二共和國就按照蘭芳總統的指示開始與荷蘭王國政府進行交涉，要求加入中荷南洋條約，並要求擁有對東婆羅洲地區蘭芳公民的司法管轄權。
在中國、英國、法國、美國、日本這五國的強力斡旋下，荷蘭王國政府終於同意了蘭芳的修約要求，於是，蘭芳也成爲“東婆羅洲利益主體”的一方，當蘭芳公民在東婆羅洲地區捲入司法糾紛時，陪審團的陪審員也必須有一半是華人，而且必須擁有蘭芳國籍。
自從第一次南洋戰爭結束之後，東婆羅洲地區實際上已成爲一塊公共殖民地，英國、美國、法國、荷蘭、中國、日本均可以在這一地區進行移民、投資等經濟活動，這塊公共殖民地在待遇上實際上與當年列強在中國開辦的公共租界差不多，只不過面積要大上許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美國、法國、荷蘭、中國、日本，這些國家都可以向東婆羅洲移民，但是問題在於，當地是熱帶地區，氣候炎熱，疾疫流行，生活優越的歐洲人寧可在本國領取政府救濟，也不願意去東婆羅洲吃苦，這樣一來，只有中國和日本向東婆羅洲的移民人數最多，而其中又以中國移民佔據絕對優勢。
毫無疑問，由於移民數量的絕對優勢，華人在東婆羅洲擁有絕對的發言權，而且由於中國中樞政府一直以來大力宣傳的“團結精神”、“炎黃精神”等民族主義理論，當地的華人移民在面對異族時往往表現得非常抱團，加之蘭芳地區華人的尚武傳統和武器氾濫，東婆羅洲地區終於成爲了一個民族、種族衝突的火藥桶，華人捲入的暴力衝突事件越來越多，而由於陪審團的“不合作”立場，這些案件往往以華人取得勝利而告終，這是一種司法上的“制度性缺陷”，對此局面，荷蘭東印度殖民當局束手無策，只能使當地土著人的憤怒情緒日積月累，並最終爆發。
1937年秋天，因爲對當地華人大地主和農場主大肆兼併土地的不滿情緒爆發，東婆羅洲地區發生佃農和自耕農暴動，暴動開始時只是零星的武裝衝突，但是隨後迅速演變爲一場全面戰爭，中國人、荷蘭人、日本人、土著人都被捲入了戰爭之中，而其中，又以中國移民扮演的角色最爲重要，在武裝到牙齒的華人民團面前，土著人的反抗被迅速撲滅，而且隨後，東婆羅洲的局勢迅速轉向對荷蘭利益不利的一面，消滅了敵對游擊隊的華人民團推舉了自己的政治領袖，並向荷蘭殖民當局發出“建議”，要求取得“自治權力”。
毫無疑問，在荷蘭政府看來，這是一場“陰謀”，策劃這一切的，就是中國和蘭芳兩國政府，面對咄咄逼人的“黃禍”，荷蘭政府決心全力反擊，畢竟，對於荷蘭而言，失去了婆羅洲就等於失去了荷蘭在東方的一切，現在的荷蘭還剩下什麼呢？除了殖民地，荷蘭幾乎一無所有，而在經濟危機時期，殖民地對於荷蘭至關重要。
荷蘭政府決心維護殖民利益，而且這一決心也得到了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的“同情”，於是，1938年春天，一支從本土調來的荷蘭殖民軍終於在東婆羅洲登陸，並且無視中國政府和蘭芳政府的“警告”，開始迅速向東婆羅洲華人民團發動全面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