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章 血染禁書案
乾隆四十九年底至乾隆五十年三月，煌煌中原之疆血光四起。一月份即南陽之後河南洛陽、陳州、開封、歸德等地相繼出現禁書，中原大地動盪不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鄰的安徽、陝西、山西、山東、甚至是直隸都出現了大量的告密者，而查經之後多半屬實，旬月之間北方士林人人自危。
及至二月，兩江、兩湖、閩浙、兩廣諸省也頻繁爆出禁書案；未至三月，四川、甘肅二省也陷入動盪；一時間整個士林掀起了漫天的腥風血雨。
或是貧賤書生，或是富甲一方，只要牽連進去一經着實那就是意味着生者凌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甚至不少早已燒燬書籍的士林之家也難逃一劫。
經歷了乾隆皇帝的“鐵血手段”後，各地上至督撫下至縣令，是無一人敢輕言手軟，只要查實了就按律定刑，甚至連刑部都不用報例，直接拉出去行刑了。
整個國家，北六省，南八省，全是一片動盪，畢竟被殺的多是學識之人，而這些人在地方上又多是頗有名望的。在中國，讀書人永遠是聯繫地方的最佳人選。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無論是地方督撫還是朝廷重臣，抑或是乾隆老兒都已經意識到自己入了個“大局”。統治全國的自己卻成了成了別人手中的刀子，還是一把剜自己肉的刀子，這讓乾隆很惱火，偏偏佈局之人遙遙無蹤，這更讓乾隆抓狂。但是這刀子依然要紮下去，自己再肉疼也要忍過這陣劇痛。
乾隆不發話，這已經是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如此一來各省督撫大員就徹底放棄了“挽救”，按着朝廷的慣例硬着頭皮走下去了。
對於乾隆而言，他很明白幾個月來收監處斬的人中會有很多被冤枉者，可相比於滿清的統治而言，這些人殺之不足惜。
朝中的大臣們，地方的督撫們心裡也是亮堂堂的，可他們不敢有絲毫的勸進之言，更不敢在案子上手軟半分，前車之鑑，歷歷在目啊！
雍正年間第一*大案——年羹堯案中，年羹堯的心腹幕僚汪景祺不禁自身慘死，而且被雍正下令挖去了頭骨懸掛於菜市口，手段可謂殘忍至極。
乾隆即位之初，爲了籠絡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髮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
爲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
雖然此時文人早被康熙、雍正兩朝抽去脊樑，但仍然高興萬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上下無隱情”、“爲政以寬緩”，並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以對比雍正時的歌謠“雍正錢，窮半年”。（真他媽的噁心）
可他們這些上表稱頌的文人墨客，又怎麼料到自己稱讚的“明君”，從即位的十六年起到翹辯子，五十年不到的時間內*多大一百三十餘案，可謂發展到了頂峰。
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發於“僞孫嘉淦奏稿”案。此案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轟動全國。各省查拿的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最多，而人犯較少的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餘人（單單是涉案人員，還沒算他們的家人）。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
這是何等手段，下及百姓，上至督撫，僅僅是一封假奏摺而已。
王錫侯的《字貫》案更是可笑，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認爲《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學者查此遣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繫，“字猶散錢”，他便想出“以義貫字”的方法，把音或義相同的字，匯萃一處，編寫出了一部名《字貫》的新書。全書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四大類，共四十卷。由於《字貫》通俗易懂，便於查找，如以“風”爲目，後則列風貌、暴風、大風、小風、熱風、和風、低風、風聲之類，因而在它未正式脫稿時，就得到不少人的讚賞。在友人的贊助下，《字貫》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貫》出版後的第三年，王錫候的仇家王瀧南僅據《字貫》自序中說《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也”一句，上書江西巡撫海成，指控王錫候詆譭冊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爲狂妄不法，要求革去舉人，以便審擬。
海成接到王瀧南的狀紙後，立即奏朝乾隆。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摺，首先確認了“妄行著書立說”，便批交大學士去處理。後來乾隆翻閱了《字貫》發現在凡例中將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諱開列，認爲“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
當乾隆皇帝開口要重懲王錫候時，海成立即率官員兵丁馳奔棠浦沐溪將王家數十口一併拘捕，裝進檻車，解押上就，對王家藏書，逐一翻閱，指出書中“悖逆狂妄之處”連並奏摺，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錫候一門在京盡皆斬首，“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凡爲王錫候產詩文寫過序、唱過讚歌的一律予以制裁。
乾隆還對在辦理《字貫》案件時，“漫不經心”或“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的官員都給予處分。他認爲，江西巡撫海成只將王錫候“僅革去舉人審似，實大錯謬”，判以斬刑。事後，將繳到王錫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貫》，各種書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詩別裁》、《古學指南》九種五十二本藏書全部銷燬，造成中國歷史上一樁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錫候也成了封建專制的犧牲品。
這件事對滿清官員的震動不可謂不大，不是在可惜才學過人的王錫侯，而是爲海成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省巡撫啊，就這麼着完了。何止可惜二字啊！
打那之後，滿清地方官員反涉及此事，無人敢掉以輕心，輕罪重罰已是官場上的慣例了。
這樣的結果是什麼？禁書案發於四十九年底，結於五十一年春，抄家滅族者舉國皆有，流放千里更是數不勝數。波及全國上下，累及民戶千萬。
假如沒有中華國，這場特大*案不過是滿清朝廷的陣痛，忍一忍也就過去了，可惜乾隆沒想到萬里之外的南洋還有這一個“癡心不悔望故鄉”的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