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停停》：治癒系電影如何才能真正治癒？

◎餘小魚

《走走停停》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其冷靜、剋制的敘事風格。同樣在影片後半段有濃墨重彩的煽情，但又沒有陷入《熱辣滾燙》河水氾濫式的一發而不可收。就此而言，本片完全有資格成爲當下治癒系電影的典範——創作者必須戒斷揮之不去的說教衝動，纔有可能爲觀衆帶來真正的精神撫慰。

人物沒有逆襲，生活沒有答案

主人公吳迪拍攝的電影到底怎麼樣？有沒有可能入圍？馮柳柳和吳迪之間似有似無的情愫是否就這樣無疾而終？本片沒有俗套的“逆襲”，也並沒有爲吳迪指引方向，一個開放性的結局透露出的是創作者對人生的深刻洞察——生活，本來就不會提供現成的答案，也不存在可以遵循的標準模式。

正因爲不願意深入探究人物的命運，本片對生活意義的追尋也就從“外向”轉向了“內向”。如果說馮柳柳的領導劉正義代表的是某種流俗的價值觀——他篡改了馮柳柳拍攝的紀錄片，將吳迪描繪成一個“沒有自知之明”“只會躺平”的失敗者，那麼吳迪的家人形象則承載了創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主旨——就像吳迪母親反覆強調的，“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好，但也不會像你想象的那麼糟”“鄰居的一生雖然很不成功的，但我們都很懷念他”。

狹小的“內向”格局，消極的文化退守

然而，本片的致命問題也就出在這裡：所謂“走走停停”的治癒文化帶有明顯的侷限性，它以一種溫情的安慰消解了本該有的抵抗意味，以自我和解的姿態迴歸主流價值，以精神退行應對外部危機，成爲消極的文化退守。

本片中的吳迪和攝影師曹哥意欲在創作風格上效仿小津安二郎，無疑代表着導演的藝術追求。確實，本片呈現的敘事觀念和影像風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小津的影響，浸潤了東方文化內斂的氣質：吳迪父親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暴躁、妒忌、小氣之下，潛藏着一顆深愛妻子與兒子的心。這也是爲什麼他扮作妻子讓兒子完成電影拍攝的一幕會如此震撼人心。

可惜的是，比起小津的電影，本片過分“內向”的格局顯然要狹小得多。同樣把鏡頭對準家庭內部，小津表現的不僅是一個傳統家庭的逐漸解體，更是一代人在外部世界劇烈變動、衝撞之下體驗到的歷史斷裂的傷痕。如果說小津執着於對本民族文化傳統與歷史意義的探尋，通過皈依自然與迴歸家庭兩條路徑來實現文化精神的治癒，那麼本片的主人公吳迪仍然蜷縮在自身生存的內部，以私我的情感、原欲和利害爲全部世界，社會、歷史都被封閉在他的個體生存之外。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那部關於吳迪的紀錄片。他面對外部世界對自己的誤解和歪曲，無從辯解也無意抵抗，就連家人也只是安慰其“做好自己”。然而，一味的精神退守真能解答吳迪的人生困惑嗎？對“失敗者”的歧視爲何如此理直氣壯？這種社會文化又從何而來？

在吳迪回家後的餐桌上，父親批評他要是這10年裡踏實工作，如今早該是“中高層”了。此時，妹妹冷不防地插了一句，“也不一定，我開了10年出租，現在還是在開出租”。這個幽默的橋段恰恰在不經意間點出了問題的實質：吳迪吊兒郎當的一面只是表象，而且一直“很有想法”，可爲什麼他的付出和努力始終得不到回報呢？

對於和日本具有相似文化背景，且同樣經受全球化、現代化衝擊的中國來說，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等電影具有的參考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其作品值得借鑑的地方不僅是鏡頭語言等形式、技法，更應該是從家庭小空間裡見到外部“大世界”的深刻洞察。

陷入“小世界”的新生代，缺乏批判與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新生代導演確實都不約而同地陷入了自己的“小世界”。包括《永安鎮故事集》《銀河寫手》在內，越來越多的新人導演似乎都愛上了“元電影”，用解構文藝創作的方式來呈現自身的生活感悟。作爲業內人士，這種做法當然可以更好發揮自身的優勢，可從另一方面來說，導演的“自娛自樂”也很難平衡好私人表達和公共表達之間的關係。說到底，觀衆關心的並不是文藝青年的“創作焦慮”，而是普通人的“生存焦慮”。

當代人之所以會愛上“治癒文化”，源於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資本與理想衝撞所造成的主體意識破裂，集中體現爲大衆的普遍性焦慮，包括生活的無目標性、文化身份的失落、集體關係的疏離等社會症候。因此，治癒系電影的核心就應該是對主體意識的縫合與重塑。比如，《東京物語》中的那對老夫婦望着車水馬龍的東京，感嘆道“要是走失了這輩子恐怕都見不着了”——這是小津對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本能的拒斥與有力的批判，也是十分深刻的社會反思。

而《走走停停》卻在有意無意間迴避着現實問題。電影一開場，吳迪就在電影院裡發現自己創作的臺詞被別人輕易地剽竊了，而稿酬也被無故抵賴。馮柳柳費盡千辛萬苦拍攝好的紀錄片獲獎了，功勞卻被自己的領導完全搶佔。這些情節或許並非電影的主線，卻點出了“吳迪”們人生困境的實質。

然而，導演虛晃一槍，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這些“麻煩”，並且不自覺地對現實加以過濾、美化（沒有展現吳迪開出租的辛苦和不易，卻用創作劇本來傳遞“希望”），因此根本無法觸及時代的本質。

當“治癒”成爲賣點，現實表達卻失語了

平心而論，本片“戳人”的段落相當出彩。比如吳迪一直在等待按摩椅打折，沒想到真打折時卻只能坐在按摩椅上懷念母親。這情景一定會讓觀衆動容。只是，電影裡的治癒並非真正的治癒，因爲它只是讓位於間接性的精神撫慰。待觀衆享受短暫的感官歡愉之後，隨着電影的散場，人們將再次回到更大的空虛當中——年過四十，離開了雙親的吳迪，今後該怎麼辦？和他一樣陷入人生困境的打工人，出路又在哪裡？

正片結束之後的彩蛋裡，吳迪終於在微信聊天的一段手機視頻裡看到了父親對自己才華的肯定。父親還在視頻裡不無感慨地承認，自己這代人大多都沒有過上想要的生活，但是……話說到這裡，視頻戛然而止。吳迪趕忙詢問“後面呢”，對方回答“卡沒了”。這個讓人會心一笑的幽默橋段，某種程度上也隱喻了本片現實表達的失語——當電影把“治癒”當做最大的賣點和噱頭時，作品本身也就成了一種被文化工業收編的消費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