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816》導演魏德聖：這個世界快沒有電影了

在電影《816》的正式海報上，導演魏德聖的名字被放在顯著位置，轉行的括號裡標註着他的兩部著名作品——《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這些陌生又熟悉的名詞，讓不少影迷回憶起十多年前電影業驚濤拍岸、氣象萬千的歲月。

2008年，低成本的《海角七號》在臺灣低迷的電影市場中橫空出世，創造奇蹟般的票房記錄。第二年在中國大陸上映，雖然票房一般，但仍然受到豆瓣等電影社區的追捧。多年後回憶起《海角七號》的轟動，魏德聖感慨，“對我來講是一個無心的（結果），沒有想到會是一種社會現象的帶動。”

2012年，魏德聖的第二部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大陸上映，這部歷史戰爭片呈現出和當時大陸主流的商業片完全不同的質感。在首周排片和票房低迷的情況下，仍有大量媒體和微博大V對其進行自發報道。針對《賽德克·巴萊》在市場所引發的“滾雪球效應”，新浪娛樂主辦過一次線上微論壇。和當時的大V聊到當時的網絡文化時，魏德聖說，“屌絲和高帥富，白富美，乾爹，御姐……從這些名詞看來，我可能真的離大陸市場很遠，我會努力重修這些課程 。”該條微博引發數百條轉發，但大多數網友都勸魏德聖不要去了解這些，否則“離電影就遠了”。

對那個年代的觀衆而言，魏德聖無疑是新鮮的。他將人看作社會環境裡最重要的元素，並用羣像來反映社會的不同切面，故事落腳點不在於一兩個主角，而是以人來凸顯環境的問題。在接受我們的專訪中，他說，“我習慣帶着比較憐憫的立場去看待歷史和大環境裡的故事的所有角色。”

對於臺灣電影而言，魏德聖是一位承前啓後的人物，他在少年時閱遍臺灣電影新浪潮的作品，後來成爲楊德昌的副導演，又在臺灣電影低迷後打磨出《海角七號》，爲臺灣商業電影的成功鋪好了道路。在大陸電影狂飆突進的時刻，《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和之後侯孝賢執導的《刺客聶隱娘》等作品，爲大陸觀衆提供了視覺奇觀之外、華語電影的另一些可能。

十多年後，當魏德聖帶着《816》來大陸宣傳時，兩岸的電影市場和流行文化已歷經數個輪迴。無論是當時讓魏德聖感覺陌生的網絡流行詞，還是曾經火熱的電影資本，都已經成爲昨日黃花。兩岸的電影人都面對短視頻等新媒介的衝擊，也都面臨觸達觀衆的難題。

有許多大陸導演寄望於通過視覺奇觀讓觀衆重回影院，魏德聖的關注則仍然在“人”身上。在電影《816》中，他用羣像來呈現社會的各個側面，他希望用癌症兒童的故事，給世界一些向上的力量。

過去幾年的臺灣電影市場，因爲Netflix等流媒體的強勢進入而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魏德聖積累了不少新想法，這些種子被他放進抽屜裡，等待着有一天開花結果。在專訪的當天，魏德聖剛剛經歷了長途航行，但聊起他的科幻項目時仍然談興十足。“也就想想而已，搞不好沒有機會完成，因爲這個世界已經快沒有電影了。”他半開玩笑地說道。

電影《816》海報 “我是被這個故事救回來的人”

界面文娛：最開始是怎麼接觸到《816》這個項目的，什麼打動了你？

魏德聖：二十幾年前，我幫一家電視臺做紀錄片，訪問不同的人經歷生命挫折時怎麼走出陰鬱。其中有一個是骨癌截肢的大一女生，那天中午她就撐着柺杖，慢慢地、笑眯眯地走過來，長得很漂亮很乾淨，感覺像天使飄過來。

訪問的過程裡，她講了很多癌病房的經歷，可是講得很歡樂，不像是病房，而像是在學校的某個班級。她說，每天都要治療，而且很痛。可孩子都知道，鬧沒有用，鬧還是要痛，爸媽也沒有辦法替你痛。孩子不想讓爸媽更擔心，所以大部分都不會大哭大鬧。

最感動的是，她在病房裡面待了一年多，每個孩子都相信自己可以活下來。因此我想到，如果有一部電影描述這些困境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很堅強的想活下來，這個故事應該會很感人。

那個種子一直埋在土裡，一放就是二十幾年。一直到我們本來有一個大戲已經籌備三年多了，2021年準備進入開拍階段。可是疫情大爆發，投資都已經花完，後續資金也因爲疫情全斷了。我撐了三個月，還看不到終點在哪裡，不得已必須要喊停。

喊停壓力很大，投資的錢花掉了，而且還負債累累，工作人員也要遣散。那時候真的有種對不起天，對不起地的感覺。我有點想不開，想要自己解決自己的那種心情，好像被整個社會遺棄了。

那時的我，必須要讓注意力轉移，所以纔想到這個故事一直放着沒寫，就說，好吧，把它寫出來。劇本寫得很順，邊寫邊笑邊哭，一路寫到最後完成了，感覺壞心情也好了。雖然環境沒有改變，負債累累還是負債累累。

如果我因爲寫這個故事就可以過關，那爲什麼不把它拍出來？因爲世界上戰爭的威脅、疾病的威脅、經濟的威脅也還在。這個故事讓更多人能夠知道，這些人們看不到的病童們，每天面對生命的問題，跟我們的境遇比起來是天差地遠。

界面文娛：你比較在乎的是，有多少人認同了電影所傳出的訊息？

魏德聖：對，因爲說實在話，我是被這個故事救回來的人，也希望這個故事，可以讓更多人能夠透過觀影的過程流淚、歡笑，把心裡不好的通通洗乾淨，變成新生的人。我很不希望看完電影的觀衆出來是悲傷的，而希望他們出來的候覺得充滿希望和幸運。

界面文娛：你之前也拍了很多題材，有愛情、史詩和音樂片。做《816》的時候，狀態會跟之前不一樣嗎？

魏德聖：這一部會比較強迫自己要快樂地拍，因爲不快樂的人拍不出一個快樂的電影。還要跟孩子們相處，必須要讓他們知道，這是一個沒有壓力的環境，他們的表現纔會更自然。我們整個工作環境都是快樂的，工作人員都有約法三章。拍戲期間不可以講髒話，助理不可以大小聲，看到孩子就給他鼓勵，要跟他聊天。孩子在撒嬌的時候，就抱抱他。

界面文娛：你似乎更偏好羣像式的表達，不像有的電影會更集中在主角的經歷上。這是怎麼形成的創作習慣？

魏德聖：也不是想，因爲這是自找麻煩的事情。對我來說，電影的主角是這間病房，所以病房裡面的人通通是主要角色，不應該被遺漏。

我希望釋放出來的訊息是，很多孩子面臨同樣的困境。既然有很多的孩子，那能不能把這些孩子變成不同年齡層、不同病因？講到孩子，不能不交代他的家人，就要把這些家人不同的婚姻關係、社會階層、年齡層都設定進來。

多角色不好拍，可是也有優勢，很容易讓觀衆有認同感和投射感，那個投射感會比較多元，觀衆比較容易找到共鳴。我主要是想透過這個題材去傳達大的社會現象，大環境裡的不同人、不同家庭，但是同樣的困境。

界面文娛：有學者分析你的電影，比如《海角七號》，也會認爲對角色羣像式的呈現是一個特點。

魏德聖：人物跟環境的貼合度如果要更緊密的話，應該很多的人物。人在環境裡面是最重要的元素，所以，不應該只是在一兩個人身上，如果只是一兩個人，只能凸顯這幾個人的問題，沒有辦法凸顯環境的問題。環境不會因爲人改變，但是人會因爲環境改變，所以我想要呈現在環境裡面，不同的人所產生的對應關係，以及他被改變、被影響的是什麼。

界面文娛：在電影中，你還設計了一些生活中的幽默。之前的電影也類似。這也是一種創作習慣嗎？

魏德聖：對，再怎麼嚴肅的環境，也要有一些笑點，讓觀衆不要太過緊繃。在很緊的時候就鬆一下，我會喜歡這樣，幽默的元素會讓電影的情緒起伏更有層次。我不喜歡那種心裡面很苦，表情也很苦，肢體又有壓力（的表達）。我反而覺得，一個人笑着講很辛苦的過程，反差會比較大，衝擊會比較強。

界面文娛：在音樂上，電影選了五月天的《戀愛ing》等相對比較歡樂的歌。在挑選配樂的時候，你有哪些考量？

魏德聖：第一，希望音樂朗朗上口。第二，一羣小孩子在唱一首愛情的歌，我覺得蠻有趣的。那首歌搭配我們電影的畫面，也可以說是親情。我在後面拍了很多動物，大羊帶小羊，大熊帶小熊，都是想要呈現親子之間的關係。

音樂是影響觀衆很重要的元素。比如說，電影視覺上看太悲傷了，音樂讓你聽到的可以緩和視覺。我讓它像搖籃曲一樣的安靜。像看到小孩子在睡覺一樣，你的心跳也會跟着旋律而有了安定感。不是在你悲傷的地方更悲傷，是在你很悲傷的時候去安撫你。

“這個世界已經快沒有電影了”

界面文娛：《816》來源於紀錄片的拍攝經歷，《海角七號》也受到社會新聞的啓發。你會有意識的從社會新聞中去攫取創作靈感嗎？

魏德聖：有時候是刻意的，有時候是無意的。這部電影是無意的，因爲做那個片子是結案賺錢的。只是無意間訪問到那個女生，讓我感觸很深，所以就想說先放着。好像一個抽屜，會放很多的想法在裡面，像一大堆種子。不知道這個種子什麼時候要種下去，種了以後會不會開花。我現在還有很多的想法，只是都沒有成型，時間到，就輪到它。如果它的時間一直沒到，那可能是我的時間到了。

界面文娛：你感興趣的故事會有什麼共性嗎？

魏德聖：新奇有趣，最好是沒有做過的。最近在想一個比較奇幻的題材，未來穿越時空的那種。是講整個自然的生態受到很嚴重的破壞，一羣科學家尋找到這個時代已經消失的珊瑚礁。經過一年的努力等到珊瑚產卵，併產生一個時空隧道，他們無意間就穿越到幾千年以後的世界。這時候世界已經是一片水世界，看不到陸地，人類也變成活在一個會漂浮的島上。島上的人也進化出了翅膀。這些科學家再跟這些人重新溝通，再去尋找珊瑚，

這都是想想而已，搞不好沒有機會完成，因爲這個世界已經快沒有電影了。

界面文娛：《賽德克·巴萊》你是看到漫畫纔想到去拍攝電影的。除了電影，你會關心其他文化產品嗎？

魏德聖：比較少。最近我很習慣去聽有聲書，比如我很喜歡明朝歷史，是邊坐車邊移動的時候邊聽。知識性的也好，故事也好，現在聽書好像取代了書本。因爲看書要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心情來閱讀。

界面文娛：你覺得自己的電影最有識別度的地方在哪兒？

魏德聖：我的作品和其他電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裡面沒有壞人。我習慣帶着比較憐憫的立場去看待歷史和大環境裡的故事、角色。我不會設定哪個人是壞人，包括像《賽德克·巴萊》裡面那些很壞的角色，我都會設置一些困境。比如說他爲什麼不得已要做壞事，因爲他的教育程度只有那樣子，加上他在那個環境裡面，必須要用這種東西來讓這些人怕我。但是沒有想到這麼做反而弄巧成拙，變成第一個被獵頭的對象。

界面文娛：最近幾年流媒體和短視頻對於電影的衝擊挺大的。有人認爲，要拍好萊塢那種強視效電影才能把觀衆拉回到影院。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魏德聖：這個不是拍強視效就會解決的，可能已經是一種集體的不思考。因爲短視頻的這種消耗，只是讓你的眼睛和耳朵不要空下來，填補空閒時間。但你是無意識地在看，所以吸收一堆沒有營養的東西，造成消化不良，越來越不願意思考。

現在的人不是不看電影而已，文字都不看了。文章都只看標題，內容都不看的，標題就是全部。你現在寫一個很長的評論沒有人看了，你寫個早安，一堆人跟你說早。這個現象怎麼解決？我也不知道。因爲這個現象影響了電影，影響了劇，影響了真的想要講故事的人。

界面文娛：所以不少從業者會很關心怎麼讓觀衆重新回到影院。

魏德聖： 用強力的方式也解決不了。我們做電影還是先累積能量，寫好劇本，把想講的故事寫清楚。等到有一天當時代輪到你出手的時候就出手。這是我的想法，不見得正確。

“大家都覺得它會死，我還是把它完成”

界面文娛：記得有采訪說，你看過幾乎臺灣新浪潮電影時期的楊德昌和侯孝賢的所有電影。

魏德聖：其實是無意的。我照理說也不是學電影的，不應該去看到那麼多的東西。可是，很奇妙的是，當侯導或是楊導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剛好是我念國小。我家住在廟的旁邊，廟口那一邊就是影院。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在影院裡，只要蹲的比櫃檯還低就可以進去。影院來對我講是個遊樂場，我沒有在裡面看過電影，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玩樂的地方。但是我還沒長大，電影院就拆掉了。

我十幾歲的時候，個子又瘦又小，好像營養不良。我媽媽常常帶我坐車到隔壁的鎮上看中醫，每個鎮上都有一個影院。每次看完我都跟我媽媽講說，看完電影自己再坐車回去。所以每兩個禮拜就去看一次中醫，看一次電影。那幾年臺灣新電影正是蓬勃的時候，我幾乎看過所有那些作者性很強的電影，因爲影院主要放那些。

界面文娛：那時候沒有放好萊塢的電影嗎？

魏德聖：沒有，那時代很奇怪，影院幾乎很少外國片。那時候廟口又放露天電影，都是一些本土搞笑片。所以，這種收費的影院很多都是新電影，比如《戀戀風塵》，我莫名其妙就在那邊看完全部了。長大以後進入這個行業，大家發現這些電影我都看過，會問我是不是看的錄影帶？我說沒看錄影帶，是看電影。

界面文娛：李安自傳提到，讀書之後他纔有機會看到藝術電影，比如美國的《畢業生》，還有伯格曼的電影對他有真正的藝術啓蒙作用。在你的觀影生涯中，有某些電影對你是有啓蒙意義的嗎？

魏德聖：倒沒有，我都把電影當娛樂在看，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太多。我快要退伍之前，那時候很惶恐，不知道將來要幹嘛。同僚裡有一個剛好是念電影的。有一次放假他就跟我講說，那時候很流行包廂放碟，坐在那邊看電影。那之前我幾乎沒有看過外國電影，那次我人生中第一次一個人看了《四海兄弟》（《美國往事》）。看完以後，我整個人在那邊發呆，畫面已經字幕跑完了。我問自己，原來這個叫做電影，我完全被震撼住。現在叫我再去想那部故事的細節，也講不了太多，但當時的衝擊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強勁。第一次覺得，如果有一天可以在這個夢幻的產業裡面工作，那該多好。

界面文娛：作爲楊德昌導演的副導演，這個經歷如何影響到你的創作?

魏德聖：影響很大。因爲在那以前，我不是一個很嚴謹的人，但是觀察力很好。進到楊德昌那邊，因爲他要求很嚴格，折騰了幾個月以後，覺得自己好像一瞬間成長了，眼觀四方，耳聽八方的能力有了，可以照顧到很多的事情。

楊導有一次他講了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段話。他說，有些學生來跟他學怎麼拍片，一些影評人來了解他頭腦在想什麼，他的創作到底是爲什麼。他說，我們的生活環境、興趣喜好、朋友家庭都不一樣，你應該去創造自己的故事。你研究我的頭腦幹什麼？他覺得，跟片跟一部就好，最多兩部，接下來是創造自己的故事，學會把自己的想法溝通給對方聽。

這段話對我來講影響蠻大的，還有工作的態度。在沒有資源的時候，爲什麼他可以撐過？而我沒有資源，爲什麼撐不過？所以我要跟他競爭，這樣子變成學習的對象，也是心裡面想要競爭的對象。競爭不是想要超越他，而是態度上不想輸給他。

界面文娛：在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你有受到楊導一定的影響吧？

魏德聖：前兩部比較受到影響，《海角七號》準備要開拍，因爲資金的問題停拍了。然後停拍沒有多久，楊導過世，那天去參加一個局，劇組的幾個朋友在那邊喝酒聊天，就聊到了他之前拍片遇到的困境。我就想，既然他可以，我爲什麼不行？所以重新開始，這樣就把它拍出來。

《賽德克·巴萊》我拍了十個月，過程一直沒有資金。那時候又想到了他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在沒有錢的狀態下斷斷續續拍八個月。我拍到第五個月，第六個月快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想，他可以撐八個月，爲什麼半年我就撐不下去？

界面文娛：現在很多人都會把《海角七號》看成是臺灣電影的轉折點，從低迷到有商業票房還不錯的電影出來。回過頭你怎麼看這部電影？

魏德聖：是因爲《海角七號》而起，沒有錯，但是對我來講是一個無心的，沒有想到會是一種社會現象的帶動。

當時就是天時地利人和，是環境造成的。我唯一的功勞是堅持把它完成，寧可負債也要把它完成。大家都覺得它會死，它會完蛋，我還是把它完成。我唯一有的貢獻，是堅持自己的想法，一個鏡頭一個鏡頭，把它做到我心目中的最好。後面的這個效應真的不是我造成的，是整個社會氛圍造成的。

界面文娛：你今年參加兩岸電影展，說臺灣電影整體在華語片中位置比較邊緣。這和哪些因素有關？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魏德聖：最重要的原因是強勢媒體進入，比如說Netflix。這些平臺進來以後，由它來選擇什麼片可以到平臺。早年還有投資，現在已經不投資了，只買賣電影。久而久之，就變成你會爲了拍它要的而放棄自己的思考，去做所謂的好萊塢式的電影或者是劇，而不是我們真的想做的東西。所以越來越邊緣化，慢慢會失去自己的創作的空間。

界面文娛：焦雄屏說，臺灣的人文關懷如果和大陸的製作和市場結合，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電影。兩岸交流能給臺灣電影的資金問題帶來一定幫助嗎？

魏德聖：當然有，至少在認同度上比較有機會。能不能多一點交流，各自在人文上都有不同層次的展現，如果能做到，當然是雙贏。

界面文娛：你之前說，自己比較喜歡看的電影有《Rudy》（《追夢赤子心》），這幾年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華語片？

魏德聖：之前我看了一部大陸片《人生大事》，我好感動。我好喜歡那個小孩子跟那個演員，都很棒，而且那個故事也蠻浪漫的。一個很嚴肅，照理來講大家認爲是很不入流的工作，會把它做得那麼浪漫。這樣我覺得還蠻感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