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一定要想清楚刺激中國經濟景氣潛能究竟在哪的基礎邏輯

周天勇（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筆者按：從2024年1-9月各個方面的宏觀數據和微觀溫差看，形勢已經到了財政和貨幣政策再不大力度刺激，經濟景氣滑向加速收縮趨冷的區間。中央和國務院及時出臺一系列的經濟刺激政策，無疑是及時和正確的，筆者並無異議。需要提醒的是，政策刺激僅僅是對經濟外部注入流動性加溫，只有大力度的體制才能釋放被計劃行政禁錮的內生動能。筆者已經在公衆號裡發出了之一和之二，今天發出的是之三，陸續還有“溫故知新：三次增長從下行轉向上行主要由改革啓動”“經濟復甦和向好需要刺激與改革同時發力”兩篇短文，請朋友們關注。

一般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體系，當儲蓄者不願意投資、持有貨幣的不願意消費，或者日本當年收入用來還本付息修復資產負債表，經濟陷入流動性不足時，央行和財政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刺激，使其實際的經濟增長擺脫蕭條，恢復到潛在的增長水平上。

一、漸進轉軌經濟計算學理供給缺乏給戰略和政策制定造成的困境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經濟政策面臨的客體是一個漸進轉軌的經濟體。其生產力禁錮在體制扭曲中，惟有針對性的體制改革，才能盤活和釋放這些被體制扭曲禁錮的增長潛能。對於經濟增長乏力，只有總量刺激政策，只能治標升一下溫，不可能從根本上放開禁錮而獲得增長的動能。

理論上分析思路的迷盲和實踐上沒有精準的應對方略，是中國二元體制經濟缺乏科學邏輯計算學理和方法造成的。中國經濟復甦和未來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動能到底會來自於哪裡？在技術創新、發展方略、對外開放、體制改革和政策刺激四個方面如何擺佈，在政府作爲和市場力量二者之間如何選擇，對這樣兩個不同視角的分佈邏輯和部署邏輯上，我認爲經濟學界和經濟政策研究界，梳理的至今可能也並不十分清晰。

理論上的困惑來自於：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種計算經濟增長潛能的模型，由流動變量按照一定的數理邏輯組成，沒有體制變化因素，假定體制不變。用其刻畫中國的經濟增長，既看不到體制釋放生產力的影子，也無法據此科學和精準地安排體制促進經濟增長的方案和對策。

二、中國經濟科學計算的初步探索和數理邏輯

筆者自2014年研究人口變化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一直到2016年對此還是比較模糊。2017年開始我一直糾結在一個現象之中，國有企業資產利潤率比非國有企業要低，乘以其總資產，年GDP損失很大。而只要通過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資本利潤率水平，就會獲得新的經濟增長。因爲資本投入數量不變而生產率提高獲得的新增產出，在西方現代經濟學教科書上又定義爲全要素生產率，將其來源籠統地歸入廣義的技術進步。假定體制不變的模型無法計算體制改革會帶來新的增長。

筆者幾乎用了整整六年的時間，可能理清了中國漸進轉軌二元經濟體制扭曲禁錮、體制差值變量、體制剩餘、市場化配置改革提高生產率、自然資源和產品資產化改革獲得溢值等中國特有的經濟學範疇和邏輯。

首先，1978年以來，中國幾乎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不同的，是一個漸進體制不斷轉軌的經濟體。其體制在不斷地變動，需要將體制變量化，並構建其嵌入生產、分配和需求函數，構建計算的數理邏輯和分析算式。

其次，中國經濟新增長潛能的來源於體制改革的兩個部分：一是通過體制改革市場化配置資源，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二是沒有價格標示土地房屋資源產品放開交易的體制改革，使其成爲可交易資產，一旦交易，獲得貨幣深化和財富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

再次，科學計算中國增長新潛能最爲基礎和最爲通俗的表達式爲：

（1）生產率提高的新產出=所用資源×（市場競爭領域配置比例-計劃行政領域配置比例）×（市場競爭領域產出狀態-計劃行政領域產出狀態）。

（2）資產貨幣和財富化溢價=沒有價格的土地資源和已經開發土地和建造房屋產品面積×（允許交易1，或者不允許交易0）×（當期價格，或者沒有價格）×當期實際發生的交易率。

兩個式子中，前一個括號中的是參數變量，表達了資源在計劃行政領域和市場競爭領域間的配置格局，各自的比例；或者雖有資源，但放開交易，還是禁止交易。後一個括號中的是狀態變量，表達了資源利用效率和高和低；或者有價格，還是無價格。參數變量和狀態變量的差值，就是體制變量。

經濟學家伍曉鷹認爲，在國民經濟的計算中，體制無法變量化。筆者覺得上述數理邏輯，符合中國漸進轉軌經濟體制與經濟運行和產出的內在關係，解決了這一難題。也可能是筆者處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實踐之中的長期感覺，形成了這幾年對幾十年改革與增長數理邏輯關係的一點思悟。

三、不符合中國經濟數理邏輯的方案和政策都可能會適得其反

（1）式的實踐經濟意義爲：（A）當低效率領域配置的資源，通過體制改革向高效率領域轉移，每年差值率的縮小，就會帶來新的國民產出，就是市場化配置改革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潛能。（B）當體制不再轉軌，符合體制假定不變定義，體制既定，不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增長潛能的企望爲零。（C）當高效率領域配置的資源，如果體制復歸向低效率領域移動，就會損失增長潛能。比如，2008年到2023年，國有企業資產佔社會非金融企業總資本比例從19.45%上升到了40.33%，期間國有資產平均利潤率爲2.36%，非國有企業資本爲7.94%，資本從高效率領域向低效率領域逆向配置，經濟增長年平均損失0.84個百分點。

在解釋（2）式的經濟含義前，先要闡述的是：中國土地房屋的二元體制：城鎮住宅可以交易，有價格，是資產；農村住房宅院、農村其他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禁止交易，沒有價格，不是資產；農村城郊集體向城鎮國有轉移的土地，不是等價交換，徵用後可以在行政壟斷的一級市場上交易，有價格，是年度流量資產；但城鄉基本上沒有建設用地的二級市場。

因此，（2）式的實踐經濟意義爲：（A）當改革允許沒有價格的土地和房屋交易，而其一旦有部分進入交易，則發生交易物發生零到交易時價格的溢值，國民經濟覈算中支出方面購買者需要一筆購買支付，收入方面出售者收到一筆款項，但變現的國民收入並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沒有價格的資源和產品貨幣和財富化大幅度零到市場價格溢值形成的。如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開始於1998年，原有沒有價格房改住宅陸續進入二手房交易，到2023年房改存量房平均交易率爲2.32%，其零到動態市場價格的溢值，給這一時期的經濟平均形成了2.08個百分點的增長率。

當然，如果（B）被目前禁止交易影子價格爲650萬億元的城鄉土地房屋存量不再推進資產化改革，即不再繼續放開允許交易時，未來的國民經濟，就不會再有資產貨幣和財富化溢值形成的新經濟增長潛能。

也就是說，筆者簡單以上述分析爲例，如果土地房屋體制不再變化，甚至國有企業資產比例繼續向大，當前大規模的政策刺激對促進未來的經濟增長也沒有用處。因爲二元體制經濟自然增長率在3%左右，體制復歸可能還會使增長速度下降，而城鄉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不再推進使增長沒有新的動能，這使得經濟還能中高速增長的預測，沒有推進改革釋放增長動能轉軌經濟數理邏輯科學計算的支撐。

因此，發展是第一要務，而深化和精準改革是發展的關鍵。這可能是漸進轉軌國家顛撲不滅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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