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無用 是對已掌握國家機器者

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左岸文化）

雖然餘巖的前兩項論點只是重述他先前對中醫理論的抨擊，但他這次的論述卻高舉具有目的論的醫學發展觀。如同他在提案開頭所寫的：「況在今日，治療醫學進而爲預防醫學，個體醫學進而爲社會醫學，個人對象進而爲羣衆對象。」此外，由於他認定以「羣衆」爲對象是醫學演進的方向，醫學發展便勢必要結合科學醫學知識與現代政治理論。餘巖的主張顯得頗具說服力，因爲他陳述的正是西醫師們爲了建立國家與西醫之間的連結而致力推行的策略。

我們可以從他的第三項論點開始看起，這也是他提出的第一個新論點，其中斷定中醫在因應「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計」這一點上全然無用。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餘巖試圖證明中醫「無用」，他還是避免明確否認中醫治療個別病患的療效。如同第四章探討過的，他曾經自問自答「中醫的學問，是無根的草木，是靠不住，何以也會醫好病」這個問題，並且提出四項詳盡的解釋說明爲何中醫能醫得好病。值得注意的是，那時餘巖和西醫師們都極力反對從治癒個別病患的效果這個角度來評價中西醫的優劣，因爲這正是餘巖以爲落伍的「個體醫學」的決定性特徵。

在餘巖眼中，中醫的無用之處在於「舉凡調查死因，勘定病類，預防疫癘，無一能勝其任，強種優生之道，更無問焉。」不過，何謂「有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評估的人。在餘巖和其他西醫師的眼中，「調查死因」與「勘定病類」無比重要，因爲他們負有建立「國家生命統計數據」的責任。這種特定資訊主要是對國家醫政官僚有用，也只有他們能夠取用。說「中醫無用」，是對已掌握國家機器的他們而言「無用」。

餘巖的第四個論點聲稱，中醫不僅對醫學行政無用，更糟的是，對於努力使民衆「思想科學化」的政府而言，更構成巨大的障礙。毫不意外地，餘巖大力抨擊中醫不符現代科學的理論，像是「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而宣稱這些理論導致民衆抗拒傳染病防治與細菌學說。鑑於中醫師在滿洲鼠疫時的表現，餘巖論述這點時當然有理由義正辭嚴。爲了正當化政府行使「四千年來未經見之極慘忍政策」，國家有強烈動機與西醫聯手壟斷一切具有合法性的醫學知識。用餘巖的話來說，這種排他性的壟斷就叫做「民衆思想之科學化」。

第三與第四個論點體現了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稱的「國家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of the state）。在西醫師進佔國家醫學官員的位置之前，他們對疾病分類與死因的觀點只是醫學領域裡許多相互競逐的觀點之一而已。但等到國家根據他們的知識頒佈一系列的法規定後，西醫即可不戰而勝，因爲此後國家運作的規範中已經內建了他們的知識，像是標準化後的疾病與死因分類。從此之後，中醫對抗的就不再只是另一種醫學知識傳統了，而是國家認可的官方知識。很自然地，對國家而言，中醫不但顯得無用，更變成了「醫事衛生之障礙」。

西醫師沒有與中醫師進行任何深入辯論，就成功轉變了醫學事業的重點事項、重新界定了醫學問題的優先順序，並且把他們的學理轉變爲國家的官方知識。這一切之所以可能，都是藉着餘巖所謂的「以科學新醫爲基礎，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義」而形成的結盟。在這兩者聯盟的威脅之下，中醫領導者旋即理解，中醫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當有政治之眼光」。（四之二；摘自《非驢非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