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農村老人自殺現象,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這是一個兩會提案,提了又提。北京政協委員王學坤提議,中國應該推行農民退休制度,作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顯著標志,讓65週歲以上的農民都能夠“洗腳上田,老有所養”,充分享受小康社會帶來的成果。至少5億人翹首期盼的這個提案,其實已經不止一次在北京兩會出現。

2018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張亞忠就提出了這個方案,表示農民是第一產業從事者,應當享有退休和專業福利。下面這個因爲老無所養導致的自殺事件一葉知秋,也許會顛覆你的認知。

中青報:農村老人自殺現象,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劉燕舞,湖南平江人,社會學博士

來源:中國青年報

林木文沐浴之後,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這個69歲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間,一邊在火盆裡爲自己燒紙錢,一邊喝下半瓶農藥。紙錢燒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開始計劃自殺了。”劉燕舞后來聽說。待人們發現時,林木文已經沒有了呼吸。在這個距湖北武漢不到100公里的村莊裡,村民猜測老人自殺的原因是與兒媳婦失和。

“他怕將來死了,孩子連紙錢都不給買。”一名村民對劉燕舞說,“這樣死,還‘體面’些。”

那是2008年,劉燕舞所在的研究團隊在湖北省京山縣進行田野調查。當問到村莊裡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時,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

“我們這裡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這也成爲劉燕舞研究農村老人自殺現象的開端。6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同時也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主持人的劉燕舞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

他發現,林木文的悲劇不是個案,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他用駐村400多天的調查數據,畫出了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從1990年開始,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上升,並保持在高位。

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學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近10多年來中國自殺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萬人自殺人口不足10例。

“中國的自殺率總體上是在下降的。”劉燕舞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然後換了一種沉重的語氣說,

“但是,農村老人卻越來越難以擺脫這條(自殺的)路,這或許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親兒子,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並沒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激起多少波瀾。甚至,老人曾當過村支部書記的兒子,也沒有像劉燕舞以爲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

“人總是要與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劉燕舞說,自殺在當地被視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們覺得犯不着議論並得罪他的兒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僅是普通村民,鄉村醫生對待自殺的態度往往和村民一樣,“將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別是當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過”,選擇自殺,鄉村醫生“都不覺得這是自殺”。

這讓劉燕舞一行人震驚不已。“越是平靜,越是讓人不寒而慄。”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剛開始訪談老人自殺案例時,往往氣憤得不行。

一次訪談一個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婦吵架自殺身亡。學生們參加了老人的葬禮,眼睛死死盯着談笑風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這羣年輕人看得開。“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

一個柴姓老人樂呵呵地告訴滿是疑惑的劉燕舞,“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實際上,老柴還有兩個讓他“引以爲傲”的兒子。大兒子在鎮上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在鎮上有樓房,一個在村裡蓋了樓房。

但是7年來,老柴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傾斜得隨時可能坍塌的土坯房裡。

與劉燕舞一起調研的,還有另外40來個師生,他們分成10個小隊,駐紮在湖北京山縣10個不同的村子裡。他們都是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

在京山調查的半個月裡,有村子又發生3起老人自殺事件。經統計,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於自殺的比率高得驚人,“至少30%,還是保守估計”。

劉燕舞慢慢發現,林木文的死,並不算嚴重或者慘烈。在過去6年的調研裡,他聽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爲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樑,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

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裡的水窖中。

“這些都是有必死的決心的。”劉燕舞分析道。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裡面邊喝藥邊扒土。

這樣的案例接觸多了,劉燕舞不禁嘆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講,但都悲慘到難以想象。”

這個臉被曬黑的青年學者說,“有時候會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於我。”

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裡發現“他殺”的影子

更讓劉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裡,發現“他殺”的影子。

楊華瞭解到,有一對老年夫婦,同時喝農藥自盡。老太太當場死亡,老爺子沒死,但家屬並不送到醫院。

第二天家裡人給老太太辦喪事,就讓老頭躺在牀上看。第三天,老頭命斃,就着爲老太太辦喪事的靈棚,立馬又爲老頭辦了喪事。

還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

“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

老人隨後自殺,兒子趕在一週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現代性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劉燕舞解釋道,當農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係,人們開始算賬。

不少人跟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賬:假如花3萬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裡,這筆賬的算法也是成立的。“農村自殺的老人中,有超過一半帶有‘利他’性質。”

楊華將農村自殺老人分爲四種類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們傾向於爲子女着想。

“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楊華說,“自殺的後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

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爲子女着想。他們有的不會在家裡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後不自殺,待到關係平靜後才自殺;

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不會選擇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殺,而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產生不好影響。

劉燕舞認爲,如果不到萬不得已,老人都不會輕易選擇自殺。“一些老人說,寧在世上挨,不往土裡埋。所謂‘利他’的表象背後,實質上更多的是絕望。”

劉燕舞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這種已然形成的“自殺秩序”歸因爲“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們年輕時“死奔”(幹活幹到死),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能力,無論是物質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饋卻少得可憐。

“被榨乾所有價值後,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說。

在“代際剝削”大行其道的地區,與之伴隨的,是農村老年人自殺潮的出現。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爲突出明顯。

劉燕舞將這種自殺潮的出現稱爲病態。“2000年以後,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升高特別快,且水平極高。”劉燕舞不無憂慮地說,“用‘極爲嚴峻’來判斷這一形勢並不爲過。”

劉燕舞認爲,在病態的自殺潮背後,更多的是經濟高度分化後,給中年人帶來的集體焦慮,那就是他們如何在市場社會中輕裝上陣,參與激烈的社會競爭並勝出,無疑,作爲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

“我自己負擔都這麼重,我哪能顧得了老的?”一些訪談農民直白地告訴劉燕舞。

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劉燕舞有3個月在農民家中做田野調查。據賀雪峰介紹,整個中心每年的調研時間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個人在鄉村做訪談”。

“我在全國跑的感覺是,隨着現代性的侵入,傳統性的沒落,各地農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攏,只是嚴重程度不同。”劉燕舞說。

與他們的調查一同跑步前進的,還有中國的老齡化水平。中國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佔總人口的14.9%。

這一比例明顯高於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去年全國老齡委預計,未來20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高峰。

這意味着中國僅老年人口數,就相當於印尼的總人口數,已超過了巴西、俄羅斯、日本。

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以每年100萬人的速度遞增,去年已達到2300萬人。

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繼續增加,從2012年的3600萬人增長到2013年的3750萬人。

而據劉燕舞介紹,在農村自殺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歲以上年齡段。“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許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農民,已經開始爲自己的明天做籌算。他們在完成“人生任務”的同時,不再指望養兒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積蓄購買商業保險。

在法治意識較強的東部地區,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訴子女應盡贍養義務。

據劉燕舞統計,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佔直接死因的60%,之後是情感問題。

“換句話說,要減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決三個問題:不餓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劉燕舞建議,緩解當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種“新集體主義”,通過半市場化、半國家化的居家養老,來緩解當前農村的養老和醫療矛盾。

“要治本,還是要給農村和鄉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國家推行的新農保每月只有55元,讓不少老人有了盼頭。“那就先不自殺了,再挺兩年。”不少老人對劉燕舞說,“終於有人管我們了。”

另一方面,賀雪峰在湖北洪湖、荊門等地,陸續發起、成立了4個老年人協會。協會由老人們自發推選會長和理事,村裡有老人過80大壽,協會去送塊長壽匾,有老人病了,協會去看望,有老人過世,協會去送花圈……據當地老人說,有了協會,村裡“掛麪條”(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農村老人自殺,劉燕舞最大的希望是這一問題能引起關注。“老人們應該活得舒服些,能從容幸福地面對死亡,能走得有尊嚴點,而不是採用非常規的手段,那太悲涼了。”劉燕舞說,“人都會老。”

“事實上,多數自殺身亡的老年人,其實是不想死的。”劉燕舞還記得2011年冬天去應城農村做訪談的情景。

在他去的頭一年,離他住處不遠的一戶人家,照料着一位癱瘓在牀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們商量,給老人斷水、斷糧,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過年家裡來客人,屋裡臭烘烘的”。

這是個倔強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牀上嗷嗷大罵,抓起糞便在屋裡到處亂扔。一直堅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嚥下最後一口氣。

文中林木文等自殺老人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