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鳴,困在算法裡的新首富

張一鳴也被戴上了首富的帽子。

近日,福布斯實時富豪榜顯示,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身家達到594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798億元),超越馬雲和馬化騰,成爲中國互聯網新首富、全國第二大富豪。

另外一個消息是,字節跳動或將在2022年年底IPO,這一全球最大的獨角獸目前估值已達到4000億美金。按照其快速發展趨勢,張一鳴的身家屆時大概率會進一步增長。

有人戲稱:二馬失蹄,一鳴驚人。

的確,從今日頭條到抖音,在獨特的算法寶典加持下,字節系的現場級產品一路騰飛,像是施了一連串魔法,在中國互聯網打開一片結界,終成一大門派。

而經過近十年的發展,隨着外部環境的變化,算法對於新首富和他的字節,也成爲一把“雙刃劍”,需要更規範的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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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鳴當然是最優秀的。

38歲啊,首富啊,這要是在飯圈,他還是個“我的男孩”、“高質量男性”。

從2005年大學畢業算起,到今天,張一鳴只花了16年時間。而從2012年開始成立字節跳動算起,到建立字節系的中國互聯網勢力,乃至走出海外、登頂首富,他只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

計算機專業、工程師出身的張一鳴,和很多互聯網企業家一樣,都有着紮實的專業背景、最初的純粹熱愛,以及對時代趨勢、互聯網發展規律、媒介迭代的精準感知和判斷。

在創辦字節前,他已經有過多次創業經歷。最開始做房產APP的時候,張一鳴也一度做到過行業內的第一名。

字節當然也是足夠龐大和活躍的。

2020年,字節跳動實際收入達到2366億元,同比增長111%,經營虧損僅有147億元。

目前,字節跳動全球正式員工有11萬人。換個角度,它解決了11萬人的就業。

當年9月15日,在第二屆抖音創作者大會上,北京字節跳動CEO張楠公佈了抖音最新的數據:截至2020年8月,包含抖音火山版在內,抖音的日活躍用戶已經超過了6億,除去老人和兒童,這幾乎相當於中國人口的一半。

在傳統互聯網時代,“BAT”曾經被認爲是互聯網界的三國鼎立。後來隨着百度掉隊,這兩年騰訊、阿里陷入反壟斷危機,股價跌跌不休,字節大有“逆勢上漲”之勢。

按照私募市場對字節跳動的最新估值,高達4000億美元,大致相當於深圳市一年的GDP。

此前網上就有戲稱,張一鳴的身價,相當於一個百度,或滴滴貝殼B站三家的總和,抑或是新浪微博加搜狐加知乎加攜程加愛奇藝等十餘家互聯網公司的總和。

如今,伴隨着張一鳴坐上首富交椅,企業快速擴張,字節系更加揚眉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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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百度起於搜索,阿里起於電商,騰訊起於社交,字節則起於算法。但和前者又不同的是,算法是相對最容易複製的,也是爭議最大的。

如今,隨便一個APP,如果你沒有智能推薦的最起碼功能,你都不好意思在互聯網界混。人們甚至開始忌諱算法:怎麼我隨便瀏覽個新聞或短視頻,馬上就給我推薦相關商品了?

甚至,幾度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媒體調查:僅僅是和朋友聊天中午想吃什麼,然後打開APP就可以看到精準的推薦。

顯然,相比算法如何讓用戶感到更精確,算法如何讓用戶感到更安全,似乎是更加必要的問題。

算法無法支撐字節成爲一個穩定的超級巨頭,它必須拿出真正被主流認可的、利於社會向善變革的東西,甚至是作用於實業的業務模式來。

8月27日,國家網信辦公佈《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其第一條,便將規範算法推薦上升到“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促進互聯網信息服務健康發展,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度。

在第六條中,也有更加明確的一句:“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應當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優化算法推薦服務機制,積極傳播正能量,促進算法應用向上向善”。

一句話:算法向善,算法也要有價值觀。而且很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上述規定,還明確直指一大網絡輿論現象:不得利用算法操縱榜單、控制熱搜等。

再說明確一點,管理者已經意識到,算法其實具備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輿論的特點,這就讓算法有了公共屬性,甚至是權力屬性。如果完全掌握在企業手裡,這無疑是個忌諱。

9月17日,國家網信辦等9部委印發《關於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算法應用中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價值取向。提高正能量傳播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一句話:算法也要講政治,講導向。

對於字節來說,接下來,反思力可能比想象力更重要。

事實上,面臨“算法困境”的企業,並不只是字節,也不是中國互聯網企業獨有。

前不久,Facebook前女員工爆料前東家“用放大仇恨言論的算法謀利”,一直沸沸揚揚。這位女員工在接受《60分鐘》節目採訪時稱,Facebook一直在採用算法來推送讓你感到憤怒的貼文。

“其實這個算法只要調整一下,也可以推送一些能讓用戶逐漸平和下來內容,但是Facebook的研究發現,用戶在憤怒的時候,會更容易做出一些動作,比如回帖,點擊廣告,甚至衝動消費,所以Facebook根本不打算改變這個算法。”

這段控訴,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國內輿論場的一些現象:一些反智的、極端的、情緒化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大,而那些理性的、客觀的、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常常被無情淹沒。

再如YouTube,其客戶端和網頁端都開始提供“不看推薦”和“清除歷史觀看數據”的選項,用戶可以自由選擇切換,其兒童頻道YouTube Kids更是徹底取消了算法推薦,改用純人工篩選內容。

算法的使用權,究竟該掌握在誰的手裡?

今天,我們可能不得不重新打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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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不易察覺的細節,同樣值得玩味。

1983年,張一鳴出生在福建龍巖的一個事業單位家庭。其父親在去東莞開辦電子產品加工廠之前,是市科委的一名工作人員,母親則是一名護士。

這個孩子長大後,一次又一次投身到了互聯網的創業浪潮中。

作爲新科IT首富,張一鳴在當下獲得的聲量,已經遠不如當年的李彥宏、馬雲等人,也遠沒有多年前那樣給人們帶來對互聯網前景的期冀和暢想。

字節跳動今天面臨的局面,也遠沒有當年的阿里、騰訊那麼豁然開朗。

今天,我們不是看到了一扇打開的窗,透進了無限陽光,而是一座在叮叮噹噹裝修的房子,各種線條和條框被填充了進去,各種規矩和使命在逐漸被確立。

對於企業,尤其是互聯網企業來說,自己的夢想要放一放,更多的社會責任要扛一扛了。

而有時候,社會對“扛起責任”的定義,不是你做了什麼,而是不做什麼,抵制什麼。

對於互聯網企業來說,過去是野蠻生長階段,看如何跑得快;而未來,是要跑得好,跑得穩,跑得規範。

即,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範發展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範,在規範中發展。

所以,時至今日,算法已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技術代名詞,算法在帶來一系列商業成功的同時,其在引領網絡輿論議題、社會思潮動向方面,也越來越體現出強有力的掌控力和動員力。

換句話說,算法正在成爲社會公器。

作爲掌握這一公器的企業,如何在互聯網監管新常態下,讓算法不被濫用、不被誤用,無疑將成爲不得不直面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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