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浙滬纔有的“安徽料理”,深藏長三角與安徽的新關係
“只要這片土地上還生活着吃苦耐勞、生存力極強的個體,這裡的經濟就垮不了。
文 / 巴九靈(微信公衆號:吳曉波頻道)
佔領江浙滬的“安徽料理”
在江浙滬大都市的打工人,深夜下班就餐或外出吃宵夜,總能在路邊看到四個醒目的大字——“安徽料理”。
“料理”一詞來自日語,常見於高檔餐廳,但當它搭配着紅底黃字的招牌,夫妻二人推着餐車忙前忙後,販賣十塊一份的炒粉,一股反差感和荒誕感不免襲來,字裡行間頗有調侃之意。
一探歷史,“安徽料理”出自2003年以上海都市爲背景的情景喜劇《都市男女》,編劇正是兩年後憑藉《武林外傳》成名的寧財神。
劇中,主角團被一名安徽籍外來務工者做的“臭鱖魚”等安徽菜驚豔到了,遂助其策劃融資開店打廣告,取名“安徽料理”。而後“安徽料理”在大上海站穩腳跟,逐漸發展全國。
現實世界中的“安徽料理”因何得名無從知曉,但由“安徽人經營的路邊小食攤”卻有着一段真實歷史。
上世紀90年代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缺乏政策扶持和工業底蘊的安徽出現了一波“打工潮”,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周邊大城市擴散,比如上海、蘇州和杭州。而東南沿海的房地產行業極速擴張,催生了具有時代特色的“農民工”羣體,尤以安徽籍居多。
90年代打工潮
圖源:網絡
彼時,建築業正經歷了由國營到市場化的轉變,工程項目被拆分,轉由個人承包。當層層轉包後,最後承攬者的利潤已所剩無幾。於是,原本國營時代的食堂用餐福利遭取消,以農民工羣體爲主要販賣對象的路邊小食攤便應運而生,經營者主要來自其家屬。
“安徽料理”是激盪年代安徽籍外來務工者的生存縮影。到了今天,這塊“招牌”逐漸構建了以大爆款、多矩陣爲特色的“小吃宇宙”,像杭州巴比饅頭、北京蒸功夫、廣州自洲包點、蘇州天添包子皆爲“安徽製造”。
“安徽料理”背後活躍的安徽人
事實上,只有江浙滬地區纔有的“安徽料理”,深藏着安徽與長三角的聯繫。
整個江浙滬,由於民企衆多,服務業生態完善,近十多年裡,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安徽籍經營者和務工者。據“七普”數據,江浙滬總共吸納了865萬安徽人,佔安徽戶籍人口的1/8。
以前江蘇省是安徽人闖蕩的首選地。清朝中期撤銷江南省,分爲江蘇和安徽兩省,安徽又因省內經濟中心徽州和政治中心安慶而得名,因此在地理、歷史和文化層面,安徽和江蘇兩省有着天然的聯繫。改革開放後,江蘇鄉鎮企業(蘇南模式)和外向型經濟發展起來了,催生了對周邊城市的勞動力需求。如今在江蘇的安徽人約308萬人,佔江蘇外來人口總量的30%。
上海是安徽人的第二大熱門打工地。作爲國際化大都市,上海憑藉頂級的教育、醫療、就業資源,產生巨大的虹吸效應。根據2020年“七普”數據,在滬外來人口中安徽籍高達240萬,佔比23.2%,於松江一帶落腳居多。
儘管這個比例常年超過20%,但上海實際吸引力在不斷減弱——2019年之前,根據上海市統計局數據,在滬安徽籍人口比例能接近30%。
浙江省則是目前安徽籍打工者最爲聚集的地方。同樣根據“七普”數據,浙江外來人口第一名就是安徽人,高達313.9萬,佔比19.4%,也就是馬路上5個人中就有1個安徽人。
去年,浙江還率先提出實行長三角地區(滬、蘇、浙、皖)戶籍准入年限累計互認,社保年限,可在浙江當地合併計算。
所以按省會排名,安徽人最喜歡跑的省份是浙江、江蘇、上海;如果再細分到城市,上海吸引了最多的安徽人,南京次之,但“濃度”更高——安徽籍佔南京總外來人口的29.8%。
排第三的是杭州。由於近幾年的互聯網和直播經濟新業態,加上更爲激進的基建計劃,一時間來自安徽的“杭漂”涌入。2022年杭州積分落戶申請名單顯示,外省戶籍最多的是安徽人,佔比高達18.71%,超過了河南籍的12.44%,成爲最愛落戶杭州的外省人。
“安徽料理”與杭州愈發密切的關係也反映了這個趨勢。時至今日,其他地區的“安徽料理”或多或少地被淘汰、轉型或升級,但在杭州總有一塊自留地,以至於新一代安徽籍“杭漂”不免對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感到驚訝。
曾幾何時,杭州的文一西路,每天零點到五點,若你初到杭州生活窘迫,只要拿幾塊廢棄紙板,就能在“安徽料理”的小店裡換一頓餐食。
不過反過來看,安徽人涌入江浙滬意味着本地人口的大量流失。2020年,安徽流向外省(主要爲蘇浙滬)的人數高達1152萬人,佔常住人口的18.9%,流出人數位居全國第二,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又上升了11%。
整個安徽省除了省會合肥以及蕪湖等地,淮南、安慶、六安等10個城市人口都出現了負增長。
安徽外出務 工人員返崗復工
安徽人爲何喜歡往外跑?
沒有誰真的願意背井離鄉。
安徽人喜歡往江浙滬跑,常常在外面被打上“窮”的標籤。但如果一覽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個重大政策節點,會發現安徽的“窮”主要是因爲屢屢“被動”錯過時代的列車。
在計劃經濟時代,新中國前幾個“五年計劃”,安徽分到的國家項目幾乎倒數;中蘇交惡後,中國向中西部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工業遷徙,即“三線建設”,但安徽屬於華東,得不到國家投資;改革開放後,沿海城市搖身一變,成爲長三角經濟開放特區、沿海開放特區等等,靠出口加工享受到時代紅利,安徽又不幸處於內陸;2000年後,國家提出“中部崛起”戰略,但主要受益者是武漢,處於中部邊緣地帶的安徽只能分到點冷飯。
正如今天所調侃的“南北方交界不供暖,江浙滬周邊不包郵”,安徽的尷尬之處在於,既不沿海,也不深入內陸,扭扭捏捏,很容易成爲政策的真空地帶。
但是沒有政策又如何,安徽是個資源大省,本可以自力更生,發展工業,正所謂“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歷史上的徽商鼎鼎大名,鳳陽小崗村的十八個農民的“血印”則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然而,安徽又深受地理限制,特別是皖北,振的算是“七分天註定”。安徽位於淮河中游,飽受水患,直到現在還有24個泄洪區,數量佔全國1/4,安徽有不少帶有“圩”和“壩”的地名,聽着很土,實際上這些地方就是不折不扣的泄洪區,承擔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蘇”的重任。大面積的泄洪區無法發展製造業,只能適應性地發展農業和水產養殖。
安徽省安慶市嶽西縣毛尖山水電站大壩
因此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安徽的農業生產力起來後開始最大限度地支持工業,成爲交稅納糧的農業大省。而不願忍受農業之苦的人,則背井離鄉,朝東尋求機遇。
直到2008年後,神州大地的一條條工業巨獸加速起飛,開闢了一個新的效率時代,也極大地改變了安徽的命運——它們就是高鐵。從此,安徽與江浙滬地區的經濟串聯成了一個大動脈。影響更爲深刻的是,到了2019年,安徽全域被納入長三角範圍。江浙滬如何帶動安徽,實現長三角地區高質量發展成爲核心話題。
幫扶安徽,共同富裕
2021年,國家發改委印發《滬蘇浙城市結對合作幫扶皖北城市實施方案》,幫扶城市是上海3個區,江蘇省3個市,浙江省2個市,受幫扶城市爲安徽省的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陽、淮南、滁州、六安。
可見,幫扶城市集中在安徽經濟最爲不發達的皖北地區,而這塊區域的經濟總量加起來也抵不過一個蘇州,如果不把這塊短板補齊,長三角擴容、向內輻射的戰略也無從談起。
從具體的幫扶結對來看,也能發現一些“小心思”。比如南京幫扶滁州,因二者相鄰,去年建成的滁寧城際鐵路,使得滁州到南京最快僅需40分鐘。效果也不錯,如今滁州已成爲一匹黑馬,經濟總量已上升至全省第三。
除了和滁州關係緊密,南京都市圈還升級爲第一個獲批的國家級都市圈,橫跨蘇皖兩省,囊括滁州、馬鞍山、蕪湖、宣城四座城市。
對於被長期調侃爲“徽京”的南京而言,GDP在省內經濟首位度僅爲13.75%,省內輻射力度和帶動力度有限,難以融入蘇南城市圈。但在地理上南京又被安徽三面環抱,想要施展拳腳,只能進行“西進”策略。
但近幾年來,安徽和杭州的關係愈發緊密。特別是皖南地區,與杭州直接接壤,方言同屬吳語區,在文化認同和感情上更願意融入。所以“新徽京”的頭銜花落誰家尚不知曉。
2007年,由杭州、湖州、嘉興、紹興組成的“杭州都市圈”正式成立。
2008年,杭州都市圈首次擴容,衢州和安徽黃山加入。兩年後,安徽宣城和杭州申請“入圈”,成爲觀察城市。從最初的“一省四市”到“兩省六市”,杭州都市圈作爲“長三角金南翼”的“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展。
隨着合福高鐵、杭黃高鐵等相繼通車,皖南地區的高鐵網絡逐漸成形,一個以杭州爲中心的高鐵經濟圈正加速形成。杭州有數字經濟、電子商務、雲計算等新興產業,杭州企業不斷在皖南設立分部或生產基地,皖南則有農副產品、旅遊產品,通過高鐵,優化了兩地資源配置和產業協同。
杭黃高鐵徽州績溪段
當然,投資和轉移產業的地區不僅僅是杭州。2022年的時候,江浙滬在安徽投資的在建億元以上項目個數比2018年增長50.7%,實際資金佔全省投資資金的比重近60%,像服裝加工、面料加工等附加值和含金量不高的產業是這波轉移的主力——這不僅爲安徽帶來更高的人均收入,也讓江浙滬的重點城市能夠騰出土地,發展更爲緊迫的高端產業。
根據今年一季度中部六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安徽以10569元位列第一,高於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山西——長三角城市羣絕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城市,不希望成爲第二個貧富差距懸殊的珠三角。
當然,近十年安徽自身也在努力,省會合肥依靠“風投模式”創造亞洲發展最快城市的奇蹟。2014年至2023年,合肥常住人口增加219萬,安徽人口開始迴流。不過也留下了一些被人詬病的地方,比如虹吸效應明顯,風投模式存在泡沫及吃財政補貼之嫌,扶持中小企業力度不夠,營商環境有待提高等等,安徽仍然有很多向江浙滬取經和融合的地方。
但無論如何,一個不可否認和忽視的事實是,只要這片土地上生活着吃苦耐勞、生存力極強的個體,這裡的經濟就垮不了。每當夜深人靜,在那一個個冒着熱氣、微光漸明的小食攤前,我們看到了他們的身影。
本篇作者|徐濤|責任編輯|何夢飛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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