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士駿骨見脊樑（之一）——元明畫從龔開談起

李冬君/文 爲什麼把龔開作爲“元明畫卷”的啓始？因爲《走進宋畫》寫到兩宋王孫畫派的精神領袖趙孟堅就殺青了。誰來繼承繪畫史上關於藝術爲表達士人“獨立人格”的筆墨精神？

原計劃從稍晚於趙孟堅的王孫畫派趙孟頫的“文人畫風”直接走進“元明畫卷”，可當我從浩瀚的歷史抵達遊牧與農耕兩種文明的碰撞、以及因王朝更替而掀起的歷史大變局時，卻發現那些具有悲劇意味的南宋“遺士”，纔是交替之際文明斷裂處綻放的個體精神之花。尤其那些歷經了漢魏、南北朝以及唐宋審美精神洗禮的、擁有獨立人格的“士”，紛紛沉寂隱逸，爲留住文化的根，以獨立個體的堅守和不甘屈從的人格砥礪，蟄伏於他們的那個時代。

易代之際，還有什麼比蟄伏於繪畫藝術更適合安頓個體精神以至於生存的選擇呢？幸而有魏晉以來開啓的笑傲竹林、耕讀桃花源、遊吟山水詩以及遊藝於琴棋書畫詩酒茶的士林傳統，不僅爲隱逸者營造了一個歸去來兮的文化江山的詩與遠方，還以其生存狀態潛移默化成了士人人格審美共識，紮根在民間生存的土壤。

除了上述豐厚的精神家底，還有人專門研究了“元初遺民畫家的經濟生活”，諸如龔開、鄭思肖、顏輝、錢選等南宋遺士畫家，宋亡不仕，如何生存？他們或有累世家豐的安頓，也有貧於陋巷易畫而生的倔強，以供養他們的“遺士”人格。

據稍晚於龔開的元初學者吳萊在《桑海遺錄序》中說，龔開的畫“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民心願爲遺士人格買單，使龔開不仕新朝，卻能在文化中國裡善終。

詩言志，畫亦言志。“志”，即表達士人的獨立意志。中國繪畫，從公元十世紀開始有了獨立的表情，而且沿着這一藝術的精神軌跡，就在士人畫走向文人畫的過渡之際，繁花似錦的文明卻第一次遭遇了一匹“來自北方的狼”——遊牧文化的全面重創。

宋元易代，不但是中原王朝前所未有的傾覆，而且是亡於儒教定義的羈縻同化鏈上的五服之外的夷狄，這對於中國主流文化載體的士人來說，不啻於一次靈魂上的洗劫。王朝更迭尚有儒家以民爲本的革命理性支撐，而亡於夷狄則完全失去了文明優越感的平衡，陸秀夫負幼帝崖山一躍，士人心理亦如山崩地裂。

龔開親歷了這一切，更替之際的歷史，乃南宋末年遺士寫就，他們堅守獨立精神，在裂縫中生成了一個隱逸的羣體，在元、明繪畫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形成一股清流遺士畫派，始於龔開、鄭思肖、周密、顏輝、錢選等，終於明末朱耷、石濤。

趙孟頫在繪畫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遠在龔開之上，龔開甚至不入中國繪畫史，即便南宋以後，藏家、藝評家或史家記錄他的文字也寥寥無幾。這符合一名隱者的邏輯，他已經淡出無法表達真正自我的王朝語境，也不用再敷衍那套平行乏味的話語體系。

如果“說真話”是檢驗藝術的第一標準，那麼藝術風格就應該是心靈的樣式。所以，13世紀以後的繪畫，要從龔開談起，並非因龔開不仕的氣節，而是他的作品裡，激盪着他隱秘的真實激情和實時的心靈樣式，他努力復興蘇軾、米芾所倡導的寫意的獨立畫格，歸隱賦予他遺世獨立的筆墨意志，又給予他悲憫的情懷，他用筆墨暈染了一個超越時代的先鋒遺士畫派，他以歸隱的方式反而走到了時代的前沿，當代繪畫史應該爲“遺士”畫作品書寫一筆。

夕陽殘照——龔開是誰？

據咸豐年《清河縣誌》載“惟龔高士不見宋史”，可知龔開在正史內無傳，亦未科考，但他是士，而且是雖貧而不潦倒於陋巷的、易畫而生的南宋“遺士”，正史無傳，蓋由史家鄙陋。幸而有關龔開的碎片化事蹟，散落在相關的各地方府志或文人筆記裡，《四庫全書》亡羊補牢，將歷史散落的遺珠薈聚起來，攢成63條，可於“史志”或“子集”中查找。

其中言論，頗涉兩類，一類以氣節贊之，另一類還是以氣節贊之，甚至從他的詩文以及他的繪畫作品中，透視他的高士氣節。宋、元更替之際，是個講究氣節的時代，他的影響在氣節中流傳，在“龔高士”的讚譽中，把他定位爲遺民隱逸畫家。

龔開，字聖與，號翠巖，淮陰人士，生於1222年，正值宋寧宗趙擴衰年，後歷五朝弱帝，頻頻更迭。據說，龔開少負才氣，博學好古，尤邃經術，但未見他有過參加科考的記載。

據元翰林黃溍（黃庭堅後裔）《跋翠巖畫》記載，龔開盛年時，很想有一番作爲，自薦進入信國公趙葵幕府。趙葵早年隨父兄抗金有功，兩度任揚州知府，龔開也隨之一直居於抗金前線，直到趙葵老邁離職，龔開又轉入下任李庭芝幕府，任職兩淮制置司監官，掌管煙、酒、茶、鹽稅與場務徵輸以及冶鑄之事，與陸秀夫同僚。

1276年，張世傑、陸秀夫在福州擁立7歲的趙昰爲端宗，詔李庭芝浮海南下勤王，龔開隨之，路遇元軍，李庭芝殉難，龔開突圍，南下福州。1278年，端宗病死，6歲弟弟趙昺即位，是爲南宋末帝。1277年秋，龔開亡命之際，作《金陵六桂圖》，是絕筆？還是遺囑？於他，每一幅畫，都如生命之絕唱，如影隨形，他做好了殉國的準備，而殉儀，則一定要像桂花一樣，“香與韻、兩清潔”“情疏亦遠只留香”，帶着美去死，那是自嵇康以來的士格。

1279年，龔開離開泉南——福建閩侯，北上，流落蘇州，得知陸秀夫負幼帝蹈海，痛徹心扉，連寫輓詩兩首，並著《陸君實傳》。那一年，龔開57歲，宋亡不仕，歸隱於蘇州郊外，從此賣畫爲生，由一名南宋地方官員轉型爲貧窮但不潦倒的職業畫家。

1283年，又傳來文天祥“面南”就義的悲訊，龔開哀痛難抑，寫下《宋文丞相傳》。吳萊《桑海遺錄序》贊龔開爲兩英雄立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爲，陳壽以下不及也”。

將龔開之作，比之於“司馬遷、班固所爲”，這是對他最高的讚譽了，還說“陳壽以下”——如司馬光等都不如他，司馬光不過爲帝王“資治”而已，而龔開爲國難兩英雄立傳，獨抒血性，爲史學傳統所無。他問天問地，“嗚呼！悲夫！天耶？人耶”？能回答他的，也只有他的史家之筆，蘸淚書寫，字字凝血，句句椎心，雖非戰地記者，他卻以親歷國破家亡的史家筆墨立此存照，不記之，他的靈魂會被他的遺士之責日夜燒灼拷問。

歸隱前，龔開老家已有書齋“學古堂”和“紅樹山房”，歸隱後呢？“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幾席”。當年李白曾放言“我輩豈是蓬蒿人”，如今龔開隱而不仕，再無毫釐祿資，侷促於“蓬蒿”間，連席地而坐都不行，可朋友們還是頻頻來訪，於是，只好站在室內溼窪地上，打躬作揖，吟詩、論藝、賞畫。

看來龔開並不孤獨，他竟然有一個講究純粹的朋友圈，在“立則沮洳”的泥窪地上雅集，“自成高格”，自我激勵，他們的精神，也許有過失落，但從未潰敗，失落之後，他們總會在廢墟之上重拾擔待，無論歸隱的還是出仕的，流淌在他們血液裡的文化基因早已形成生命的遺傳密碼，敦促他們延續文化中國的根。

沒有桌椅，龔開又如何命筆寫意、展紙作畫呢？吳萊寫龔開，字字撲心而來，他說，龔開要作畫，命兒子龔浚“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兒子趴在牀上，紙鋪在兒子背上，就這樣，龔開抵達了一個時代的繪畫藝術的高峰，而“按紙子背”的困厄，卻生成了一幅可供審美的、雅到極致的天倫之樂的圖景。

對“窮而至樂”的審美，我們皆受益於莊子的思想。這個世界貧窮是普遍的，而讓貧窮獲得形而上的尊嚴，則來自莊子的美學定義。莊子曾粗布麻衣見魏惠王，王嘲笑莊子：“何先生之憊邪？”莊子答：“貧也，非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人在生不逢時之際，可以貧窮，但不能潦倒。

作爲遺士，龔開的確貧窮，但又何曾潦倒過？遺士，並非無所作爲，並非躺平，不作爲或潦倒之人，絕非遺士。

遺士不但有自由的充沛意志，還有獨立生活的絢爛技藝。詩文書畫，可言志，亦能自養，一個人文藝復興，足矣。

這些貧窮但不潦倒的隱逸場景，令人嘖嘆不已，歷史的敘述，不乏這樣的鏡頭，去思接千年前的“貧而非憊”之樂。犬儒第歐根尼在科林斯廣場偶遇亞歷山大的“智樂”，莊子擁抱骷髏臥談“死的至樂”，而龔開對貧窮的覺悟，則讓他活成了遺士之美的“窮樂”，以至於我們虛無空洞的雙眼因諸多歷史上的高尚人格而充實。

一切都已成定局，元定都北京，龔開也開始了“往來故京”杭州的遊學生活，他常常從“近水遠山皆有情”的蘇州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一帶訪友，這條路，滿載了他的南宋記憶，當年他在淮揚一帶任職時，少有機會往來蘇杭。

他在江南這麼一走動，走出了一個偉大的抱負。

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可謂傷心人別寄懷抱。他在“贊序”中寫道，“餘年少時便欽佩宋江之俠氣，想爲之肖像，但僅憑南宋畫家李嵩的‘傳寫’，仍不足徵信而不敢輕寫”，他偶然看到《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中提到了招安宋江的上疏，有了真材實料後，才肯動筆，爲三十六位首義者詩畫贊，他贊宋江誠信俠義，可與古之“柳盜跖”並譽，爲盜中之聖。

他爲什麼要給大宋治下的“尋釁滋事”者宋江等人寫“贊”呢？他說，太史公爲陳勝、吳廣列傳，爲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有何深意？龔開前序中就說道，與其恭逢“聖人之徒”，何如重啓盜跖，追隨宋江？由此，或可見一絲人間正義的作爲！

這也正是龔開寫“宋江並三十六人贊”之深意。

繼李嵩畫像而起，龔開之於“水滸”，移情之深，寄託之沉，堪稱第一人。之後，有了由施耐庵、羅貫中完成的《水滸傳》以及明季陳洪綬的《水滸葉子》和杜堇《水滸人物全圖》。

1292年，他的好友，那位寫《武林舊事》的周密遺士，將《宋江三十六人贊》收入自己的筆記叢刊《癸辛雜識》中。

龔開之相如花，在各種詩文中盛開，有人說他，疏髯秀眉，頎身逸氣，還有人說，他長髯及腹，行走如飛等等，總之，他在軒冕時不曾肆志，窮厄時亦絕不趨俗淪落，如荷之出於晨曦霞染，熠熠遺士之雅。1304年，龔開以83歲之高齡逝于歸隱之途。

共飲黃昏雨——遺士的朋友圈

龔開是親自上前線的老兵，抗元失敗後，他有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文化的江山滋潤其精神自立，有自己的家園養其“君子固窮”的脾胃，即使“立則沮洳，坐無幾席”，亦能“按紙子背”作畫養生，他是風雲中人，而又能雲淡風輕，活得風起雲涌，而又收放自如，他以文化中國的方式——天干地支，仰望日月星辰，體貼四季流轉，不用帝王年號，而以干支紀年表達他的時間記錄，而與新王朝絕緣。

更多時候，龔開必須以畫爲生，與二子一女相依爲命，周密、方回、龔璛等等新朋舊友，都是他賣畫的老主顧。

世家子弟周密，宋亡不仕，舉家從湖州遷往杭州，專心著述，留下了《武林舊事》《齊東野語》《癸辛雜識》等前朝舊憶，龔開、趙孟堅、趙孟頫等人，皆爲其友，但他也是遺士，和龔開一樣，始終如一，不肯出仕，是一位以懷舊方式立命的遺士。

方回，詩文一流，當年曾彈劾賈似道，也曾鐵骨錚錚，認爲賈有十罪可斬，但他後來卻降元了，人稱其“節操無可言者”，可他是龔開畫作的藏家，還常與龔開詩文交往，故稱之遺民可，但不可稱遺士。

龔璛，是龔開的忘年交，被時人稱譽爲“宋末楚兩龔”，二人不效趙孟頫，曾共誓絕不入元爲仕，可未久，龔璛還是食言，出仕元朝了，可他又心有未甘，直到從浙江儒學副提舉任上退休，還將書齋改爲“存悔齋”，似有悔意，但仍不可稱爲遺士。

杭州一淪陷，當地首富馬臻便出家爲道，隱於西湖之濱，常與龔開往來。一次，當馬臻得知地方官要舉薦龔開時，立即拋詩過來，提醒龔開“三峰有約期終隱”，龔開當然不會出仕。龔開也曾給馬臻《霞外詩集》作序一篇，落款爲“淮陰龔開聖予甫序於西湖客舍，時年八十一（虛歲）”。可見，龔開81歲時，還往來蘇杭，並舍於馬臻隱處。馬臻不仕隱於道，當然是遺士。

據說，黃溍爲黃庭堅族裔，爲元代“儒林四傑”之一，1298年，他在杭州見龔開時，年僅22歲，尚未入仕，1315年，登進士第，入仕於元朝體制，官做到翰林直學士，但他始終敬稱龔開爲“先生”，以表達他對“遺士”的最大景仰，但他不是遺士。

吳萊當然也不是遺士，他出生時，已是元朝第二位皇帝元成宗鐵穆耳大德元年（1297），黃溍見龔開那年，他才一歲，所以，他只有羨慕遺士的份兒，即便想做遺士都不可能，但他可以歸隱，而且選擇了歸隱。他不是遺士，卻爲遺士寫了《桑海遺錄》，爲南宋末年遺士立傳，以示其敬意，後來者的述說，皆受啓於此。

當錢謙益從《桑海遺錄序》讀到吳萊大讚龔開“二傳”時，立即搜讀周密《癸辛雜識》，得見《水滸三十六贊》，由此，他發現了一個奇人龔開，經過輾轉尋覓，終於從一位藏書家手中購得此書。於是“篝燈疾讀”，讀得他“鬚髯奮張，毛髮盡豎”。

燭影搖曳中，他似乎聽到英雄和遺士的嘆息，他不忍釋卷這帶有熱血溫度的歷史，又展紙研墨，邊讀邊抄寫，並撰《重輯桑海遺錄序》，“漬淚徹紙”。這一年他37歲，居家讀書，並作詩云“文章已入滄桑錄，詩卷寧留天地間”，以龔開自勉。

其實，1610年，錢謙益28歲時，就已高中進士第三，因父病逝，回鄉丁憂，11年後，才正式出仕。1645年，他以63齡，率諸臣在滂沱大雨中打開南京城門，降迎清兵。從爲龔開以及二傳傳主流淚，到頭皮發癢剃髮降清，再到聯絡學生鄭成功反清復明，這是怎樣的無常心路？

1660年，鄭成功北伐再次失敗，錢謙益心灰意冷。1662年，81歲的他從順治朝的牢獄裡走出來，苟活到康熙元年，開始自號“東澗遺老”。“東澗”，典出於西周成王賜“三事鼎”於殷周史官彭祖之史事，彭祖即筠鏗，爲錢氏始祖，所賜鼎足上，有銘文“東澗”二字，似乎可以用來彌補他所剩無多的虛無破碎的現實。

他本爲五代吳越王錢鏐後裔，血管裡，仍流淌着歸順北宋的血緣，但他未僅止於軍閥的血脈，而是上溯至殷周，以示其祖上，不僅是兵家武德之流，更有史家文德之源，因而自稱“遺老”，但非前朝“遺老”，而是來自二千多年前的周公時代的“遺老”。

居然像孔子那樣，對新朝表示“我從周”，還像孔子“夢見周公”那樣，拿着先祖當令牌掛在自己的脖子上，這就惹得乾隆爺不高興了，於是，封禁了他的作品，把他列入“二臣”。但，儘管如此，他也只是“遺老”，而不是“遺士”。

陳寅恪在一首詩中，竟也提起龔開——“文章啓入龔開錄”，那個“錄”字，應該出自《桑海遺錄》之“錄”？讓人聯想起他那句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什麼人可稱“遺士”？在這裡我們得到了一把衡量遺士的尺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這把精神量尺下，龔開是遺士，而錢謙益不是。

龔開歸隱，且終生不仕，完全是基於個人的自由選擇，他選擇了文化中國，對於朋友或他人沒有“氣節”之綁架，只求自我的獨立人格，坦然於一個人的文藝復興。

（作者近著《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李冬君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獨立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