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被操弄的恐懼與民主

（本報資料照片）

2020年1月23日，大陸湖北武漢因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宣佈封城，揭開全球進入新冠疫情時代的序幕。疫情至今，即將進入第3年，然而疫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來世界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情況將成爲常態，民衆必須接受病毒恐怕不會消失的事實，理解大自然與世間的無常變化。

但對民主法治國家而言，「無常」乃是大忌。蓋「法治」講求的是法的安定性、明確性與可預測性，最忌諱突襲式立法和空白授權。然而此次新冠疫情來襲，各國防疫警戒拉高，紛紛採取高強度的防疫措施和制訂嚴格的法令，不僅大幅限縮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而且防疫規範不斷變化，時鬆時緊，對民衆生活造成莫大的影響，遠比染上新冠肺炎來得更爲劇烈。

面對突發且棘手的疫情狀況，政府採取非常手段進行防疫，固然無可厚非，然而，這不表示政府可以將「非常態」的法律手段「常態化」，架空既有的法律制度和監督機制，逾越民主法治原則。尤其，在人人自危、社會充滿恐懼不安的疫情時代下，政府更不可助長恐懼、打「恐懼牌」，將恐懼「政治化」，利用恐懼勒索、行銷、放任恐懼霸凌，以及操作恐懼亡國感，以此弱化道德感、人權保護和法律秩序。

回顧這兩年來臺灣的防疫作爲，政府操作疫情恐懼，可謂斧鑿斑斑。先是挑起反中情緒，歧視大陸籍人士和大陸制疫苗，加深兩岸對立；後又利用防疫理由廣搜民衆個資、在健保卡上標示註記；藉口疫苗採購不易與量能不足，護航行銷國產的高端疫苗，控制疫苗資源與分配，暗示民間企業出面買單疫苗。另外，亦企圖利用疫情資訊的發佈去影響投票行爲，諸如此類的防疫濫權措施，不勝枚舉，無不建立在民衆的恐慌心理之上。

爲何政府可以操作恐懼？無非是它掌握了資訊控制和宣傳的權力，以及媒體話語權。民衆的恐懼不安，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資訊的不足、不全與不實。當政府手握髮言麥克風，選擇性地餵養民衆資訊，有意地隱匿或釋放某些訊息，同時形塑一種「不聽話就是不團結和不負責任」的社會氛圍時，民衆往往選擇安靜、沉默地接受新的社會秩序與規範，即便是顯然不合理的規定。

在此等公共資訊不對稱的結構當中，人民知的權利與恐懼情緒，被執政者精心計算。人民美其名爲「國家的主人」，但事實上只是被動、無知的「被統治者」而已。

英國學者福瑞迪（Frank Furedi）在其著作《恐懼如何被操弄》一書中指出：「在恐懼文化的道德架構裡，安全與秩序是第一順位價值，自由則降級到頂多第二順位。」這提醒世人，用自由交換安全是不智的。故當政府打着「安全與秩序」的旗幟，以實現「公共安全」之名，作爲擴張行政權力和限制人民自由權行使的藉口時，是很危險的。

當代民主國家，將政府的資訊公開與透明度，視爲是檢視一個國家民主政治成熟度的重要指標。蓋資訊透明，乃是民主課責的重要前提，故凡攸關民衆權益、政府運作的資訊越公開透明，則表示該國的民主制衡機制益加健全，民主程度越高。

雖然臺灣疫情控制得當，但這不意味着疫情資訊透明度就高。相反地，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日的記者會上，指揮官只講他想講的，若講錯數據亦無妨，之後可再「校正迴歸」；若他沒興趣回答的問題，則是敷衍帶過。相信沒人敢說，臺灣政府的疫情和防疫資訊已充分揭露，至少指揮官始終沒交代清楚疫苗採購不力的問題。

像這樣一位擁有龐大資訊控制權力的政府官員，纔是吾人該警戒恐懼的對象，因爲往往獨裁政權的興起，他就是關鍵。（作者爲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