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司機改造地下室、囚禁多名女兒同學，11年後案發

大家好，我是安非銳。今天講的是一起震驚全美國的性奴案件。

罪犯阿里爾（Ariel Castro）在2002-2004年間，先後綁架了三名女子，將她們監禁在自己家中，整整11年無人覺察，直到2013年5月6日……

這起案子裡，有一個最“普通”卻最殘忍的惡魔，有三位最不幸卻最勇敢的受害者，兩個心碎卻依舊執著的家庭，還有一個可敬又逗比的網紅英雄。

被判處1000年有期徒刑後不久，阿里爾在獄中自殺身亡，但三位女子的故事卻遠遠沒有結束。

提起克利夫蘭這座城市（美國各州有好多“Cleveland”，這裡指最知名的那個），熱愛體育或是美劇的朋友，大概都不陌生。

克利夫蘭位於俄亥俄州，曾經是大名鼎鼎工業之都，然而隨着資源枯竭和產業衰落，克利夫蘭從昔日的大城市淪落爲破敗的“克村”，成了全美地域黑們的羣嘲對象。

（美劇《燃情克利夫蘭》中，三位LA時髦熟女，聽說飛機迫降到了克利夫蘭，立馬一臉嫌棄）

其實從1990年代起，克利夫蘭開始逐漸轉型，醫療、文化等產業發展得相當不錯，既擁有昔日大城市的基底，又沒有如今大城市的競爭壓力。

這座臨湖的“森林之市”，也成了慢節奏、反內卷的大都市倦遊者的避難所，甚至被評爲“美國最宜居城市”之一（《經濟學人》 2005）。

克利夫蘭的郊區，自上世紀60-70年代起，就是中產階級的聚居區，特拉蒙特區（Tremont）就是其中之一。

這裡有許多古老的維多利亞式紅磚建築，前衛畫廊和時髦精品店點綴其間，算是克利夫蘭頗具小資情調的新晉熱點地區。特拉蒙特也是克利夫蘭比較安全的社區之一，犯罪率比城市整體水平低25%（Plain Dealer, 2010）。

（特拉蒙特區）

在大衆的普遍認知裡，克利夫蘭的不安定因素，是老城中心高比例的黑人人口。很少有人會將特拉蒙特區和綁架、監禁和人間地獄聯繫在一起。

然而就在西摩大道（Seymour Avenue）2207號一棟不起眼的白色房子裡，這樣的罪行卻上演了整整11年。

這棟兩層小樓總面積大約130 ㎡，有四間居室、一間浴室，還有71 ㎡的未完工的地下室。

（後來被稱作“惡魔之屋”的西摩大道2207號）

房主名叫阿里爾（Ariel Castro），他於1960年出生於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

他的父親佩德羅·卡斯特羅是當地最大的地主，母親名叫莉蓮·羅德里格斯（Lilian Rodriguez），阿里爾是這對夫妻的第三個孩子。

阿里爾兩歲那年，莉蓮發現丈夫原來還有一個“外宅”，不僅如此，這位外宅還給他生了四個孩子。沒過多久，這對夫妻離了婚，四個孩子（阿里爾出生後，莉蓮又生三兒子奧尼爾）歸莉蓮撫養。

離婚之後，莉蓮到賓夕法尼亞州打工，四個孩子則留在波多黎各，由他們的外祖母照顧。

據阿里爾自述，5歲那年，他被一名9歲男孩性侵了整整一年，並從此發展成“對性的終生癡迷”。

1966年，莉蓮將孩子們接到了賓州，阿里爾說母親每次工作回家，都會對自己非打即罵。

不過這些“悲慘遭遇”，都只是阿里爾單方面的說辭，沒有任何佐證，從他之後推卸責任和遷怪他人的性格特點來看，我本人其實很懷疑這些說辭的真實性。

1970年，在阿里爾一位叔叔的幫助下，莉蓮帶着孩子們移居到克利夫蘭（波多黎各是美國自治邦，所以嚴格來說不能算是移民）。

阿里爾的父親佩德羅，此時也已在克利夫蘭定居，和那位轉正的外宅又生了一個孩子，所以阿里爾這一代共有9個同父同母和異母的兄弟姐妹。

卡斯特羅家族是最早在克利夫蘭定居的拉丁族裔，從1950年代起就在當地經商，家族名下有不少產業，在克利夫蘭，尤其是拉丁羣體中頗有聲望。

1979 年，阿里爾從克利夫蘭林肯西部高中畢業，成績幾乎墊底，不過他在音樂、體育方面都很活躍，在高中時代算是個“討人喜歡的普通人”。

阿里爾畢業後，從事過不少短期工作，31歲那年，他成了一名校車司機。

這份工作他做了22年，直到2012年11月，他因多次“錯誤判斷”（比如將孩子單獨留在校車上）被解僱，此時距離他被捕只有半年。

也就是說，在他非法監禁三位女性（她們中有兩人被綁架時還是中學生）、將她們當作性奴每天凌辱、毆打的那些歲月裡，他幾乎每天清晨和傍晚都開着校車，笑容可掬地接送附近街區的孩子們上學。

（年輕的阿里爾，當時他大約30出頭）

除了校車司機這份工作，阿里爾還是個活躍的“音樂人”，甚至被稱爲克利夫蘭最優秀的貝斯手之一。

2003年，他的樂隊還登上了FOX8的《Morning Show》，此時他剛剛綁架了第二名受害者阿曼達·貝瑞。

就在阿里爾西裝革履地站在麥克風前，衝着電視屏幕上的觀衆微笑的時候，兩名年輕女子正被鎖鏈捆綁着，用膠帶封住了嘴，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裡，無助無聲地嗚咽着……事後想來，所有的這一切，無一不令人毛骨悚然。

2013年，阿里爾的罪行終於被公之於衆，無論是他的親戚、兒女、樂隊成員、還是鄰居們，都對此感到無比驚訝。

拉丁社區的老一輩稱他爲“一個非常好的家庭中長大的非常好的孩子”，他的兒子安東尼稱這件事“令人無法理解”，他的一位前女友，將他形容爲“適合結婚的對象”。

一位鄰居將他形容爲“一個風趣幽默的人，家長們都很信任他”，另一位鄰居則說他經常給孩子們搭便車，相當“助人爲樂”……

然而，阿里爾卻並非是多麼高超的僞裝高手，他的種種犯罪傾向，其實很早就有跡可循，犯罪手法也從來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隨着屢次得手，不斷地變本加厲。

他的第一位受害者，就是他的前妻。

時間回溯到1980 年，20歲的阿里爾當時還和母親和兄弟們住在一起。

他們家隔壁鄰居姓菲格羅亞，有一個17歲的女兒，名叫裡米爾達·菲格羅亞（Grimilda Figueroa），但大家都叫她尼爾達（Nilda）。

（尼爾達）

尼爾達一家也來自波多黎各，在她16歲時移居到美國，因爲跟不上英文和其他文化課程，尼爾達很快從高中輟學，到一家工廠打工。

和許多來自波多黎各小村莊的少女一樣，尼爾達的夢想就是在美國嫁一個好男人，然後成爲一名賢妻良母。

尼爾達姿色平平，而且非常自卑。

“有才華又受歡迎”的阿里爾，對她的容貌極盡誇讚、請她看自己的演出、帶她去昂貴的餐廳約會，尼爾達覺得自己彷彿穿上了灰姑娘的水晶鞋，沉浸在幸福之中。

尼爾達的母親也極力贊成兩人的關係，兩人發生關係後，尼爾達的母親就要求阿里爾爲“奪走尼爾達的童貞負責”，於是他只好將她帶回了自己家。

雖然兩人從未登記，但鑑於俄亥俄州在1991年以前承認普通法婚姻（事實婚姻），所以各類報道以及阿里爾自己的認知裡，都將尼爾達視爲他的妻子。

波多黎各裔的家庭，大多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克利夫蘭所屬的美國中西部（Midwest）民風也相對傳統保守，在1980年代初期，這個“你要負責”的要求，其實相當正常。

但阿里爾卻似乎對自己“被迫”成婚一直懷有隱恨，他後來在受審時，還將自己監禁的三個女孩和尼爾達類比，反覆強調三個女孩都不是處女，所以他無需“爲和她們發生關係負責”。

開始時，兩人的關係還算不錯，尼爾達的家人也都爲尼爾達能夠“嫁出去”欣喜不已，他們認爲阿里爾風趣有才華，而且慷慨大方，和他相處得也十分融洽。

1981年，兩人的大兒子安東尼（他和父親同名，爲了避免混淆，以中間名稱呼）出生，阿里爾對尼爾達的態度，卻開始慢慢變了。

他只允許尼爾達去自己批准的地方購物，只能觀看他挑選的電視節目，只能穿他爲她搭配的保守服飾，大部分時間都以照顧孩子爲名，強迫她呆在家裡，只要尼爾達稍有違抗，就立刻對她拳腳相加。

隨着時間流逝，阿里爾的暴力行爲不斷地升級，起先是推搡、耳光，之後就漸漸變成了淤青和骨折，並在尼爾達發誓不會報警後，才允許她去醫院就醫。

（尼爾達19歲時的照片，她穿着阿里爾爲她挑選的衣服，而當時是流行超短裙和抹胸的時代）

兩人結婚的頭11年，一直住在雙方父母家附近的小公寓裡，阿里爾的暴行還比較“剋制”。

1992年，阿里爾買下了西摩大道2207號的房子，也就是前文的那棟“惡魔之屋”，這個新家裡，沒有了其他人“礙事”，阿里爾擁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阿里爾給房子裡的每一間房子都上了鎖，把所有的窗戶都塗上顏色。

他給地下室安裝了沉重的活板門，又砌了一道厚厚的隔音牆，聲稱是爲了要和樂隊成員練習，然而實際上，房子完工之後，他就禁止任何外人進入地下室。

此時除了上文提到的大兒子安東尼，尼爾達又生了兩個女兒安吉（Angie）和艾米麗（Emily），搬到新家後不久，她又懷孕了。

（阿里爾和女兒安吉）

阿里爾認爲孩子已經夠多了，於是他狠狠地踢打尼爾達的腹部，想要以此來誘發流產，孩子最終還是倖存下來，她就是阿里爾的小女兒阿琳（Arlene）。

1993 年10月，阿里爾將剛剛生產不久的尼爾達扔下臺階，她摔斷了頭骨。幾周後，她突然癲癇發作，被診斷出之前摔下樓梯時的腦部血栓，已硬化成惡性腫瘤，她在11月末時進行了開顱手術。

1993 年12月26日，尼爾達剛剛手術完一個月，阿里爾醉醺醺地回到了家中，再次襲擊了她，他將她拖倒在地，用靴子狠狠地踩踏她的臉。

這次尼爾達終於鼓起勇氣，對他提出了指控。

然而阿里爾早早交付了25,000 美元的保釋金，在尼爾達出庭前，就在法院大樓外堵住了她，威脅說如果她膽敢“胡說八道”，就殺了她和孩子們。

尼爾達嚇壞了，在法庭上堅稱自己“忘了”發生的一切，對阿里爾的指控被輕易地撤銷了。

需要說明的是，阿里爾雖然對妻子極盡虐待，但對幾個孩子相當“疼愛”。

兒子安東尼年紀最大，在某種程度上很清楚父親的暴行，所以經常因爲保護母親被“波及”。

但三個女兒都對阿里爾一度很親近。

（2013年阿里爾案發之後，安吉接受採訪，表示自己依舊不敢相信）

阿里爾囚禁三位女性的罪行被揭發後，尼爾達的家人在媒體上揭露了很多他的家暴事蹟，但在我閱讀到的資料中，在當年相關事件的記載裡，卻幾乎沒有出現過他們的身影。

雖然對阿里爾恐懼入骨的尼爾達，從來不承認自己的傷勢是丈夫毆打的結果，並經常用濃妝和頭巾來掩飾淤青，阿里爾也極力阻止她和親人見面，但她的家人們，真的會對此一無所知嗎？

也許他們覺得“勸和不勸分”，相信“清官難斷家務事”，或許和尼爾達一樣害怕阿里爾，無論原因如何，不得不面對阿里爾暴行的，似乎永遠只是尼爾達自己。

1994 年，美國出臺了《暴力侵害婦女法案》 (VAWA)，這是針對女性暴力犯罪的一項重要立法。

它的主要意義在於，將社會組織廣泛納入家庭暴力的防範體系之中。

我們熟悉的婦女庇護中心（Women's Shelter）和對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機構，在這項法案出臺後，纔開始慢慢普及。

而對一個備受恐嚇和威脅的家暴受害者而言，如果沒有親人的堅定保護、在社會援助尚未普及的年代，如果以爲她“勇敢一點”就可以逃離暴行，那幾乎是想當然的天方夜譚。

（尼爾達和她的家人，尼爾達爲前排最右）

阿里爾的指控被撤銷了，尼爾達的境況並沒有一點好轉，她繼續不斷地進出醫院。醫院的醫生們其實都對真相心知肚明，但沒有尼爾達的允許，他們不能報警。

1995年，尼爾達接受了又一次腦部手術，術後的一天夜裡，她坐在醫院的走廊裡，獨自瑟瑟發抖。

她和阿里爾已經一起生活了15年，生過4個孩子，一隻眼睛近乎失明、身上所有的骨頭都幾乎折斷過一次，腦部長了也許無法根治的腫瘤，而此時她僅僅32歲。

這時，一個男人坐在了她的身邊，他是這所醫院的夜間保安，名叫科隆（Fernando Colon）。科隆讀過警校，一直希望能夠在執法部門工作，此時他離婚不久，剛從紐約回到克利夫蘭。

科隆回憶說，尼爾達是醫院的“常客”，幾乎每次都看夜診，每次都是不同的傷，雖然兩人之前從未交談，但和醫院裡所有員工一樣，科隆早已知曉了她的“秘密”。

“你應該離開他。”科隆開口說道。

尼爾達顫抖了一下，她似乎好久都沒有和陌生人說過話了，過了很久，她小聲囁嚅着：

“可如果那樣，他就會殺了我。”

“如果再回到他的身邊，你也很快就會沒命。”

“要是他不放過我和孩子怎麼辦？”

科隆告訴她：“這件事由我來擔心就好。”

尼爾達出院後，和科隆繼續保持了聯繫，幾周之後，趁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在科隆的幫助下，尼爾達帶着孩子們搬到了母親家，不久之後，他們又搬到了科隆的住處。

大女兒安吉一度拒絕離開，甚至哭喊着表示要“留下來和爹地呆在一起”。

對尼爾達和孩子們的“失蹤”，阿里爾似乎無動於衷，也沒有去尋找他們，直到一年之後，他得知尼爾達又找了一個男朋友（安吉從科隆家偷偷給他打了電話），這才怒火中燒。

他先是打電話給科隆，指責他“偷走了”自己的妻子，甚至曾試圖開車撞死科隆（科隆報了警，但因爲證據不足沒有立案）。

1997年，阿里爾被剝奪了探視權，尼爾達獲得了四個孩子的完全監護權，但他仍然不斷打電話騷擾尼爾達，要她回到自己身邊。

他還頻繁地和女兒們聯繫，不過此時他的寵愛對象，變成了兩個小女兒艾米麗和阿琳（估計是因爲年齡小容易操控），承諾給她們錢、買車或買手機。

1998年，尼爾達生下了一個名叫瑞恩的男孩，孩子出生後不久，她和科隆正式訂婚了。

不久之後，科隆如願以償地在佛羅里達州執法部門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籌劃帶着尼爾達和孩子們，一起搬到那個陽光燦爛的地方安家。

（尼爾達抱着新生兒子瑞恩）

阿里爾從女兒們那裡得知了這個消息，只是冷冷說了一句：“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

2004年，阿里爾“說服”了兩個小女兒，控告科隆猥褻，不過，兩個女兒時不時反悔不願作證，尼爾達和大兒子安東尼則站在科隆一方。

2005年9月，雖然絕大部分的指控被駁回，科隆還是被判處四項猥褻兒童罪名成立，並作爲“性罪犯者”登記在冊。

他被醫院的保安處開除，和尼爾達分了手。因爲有了這樣的案底，他永遠不可能進入執法部門工作了。

2005年底，尼爾達帶着孩子（包括她和科隆的兒子瑞恩）移居到了印第安納州，她和科隆一直保持着友好關係。即使在10年之後，科隆在採訪中提到她，也沒有什麼怨恨，只有同情和惋惜。

科隆說兩人一直很快樂，也許在尼爾達看來，只有和科隆分手，自己獨自出逃，才能讓科隆免於阿里爾的傷害吧。

（科隆，2010年代）

移居印第安納州之後，尼爾達似乎終於徹底逃離了阿里爾，大兒子安東尼在大學讀新聞系，大女兒安吉早早結了婚。

但不幸的事情卻依舊接踵而至。

二女兒艾米麗13歲時就被診斷出患有躁鬱症，17歲時和男友搬到另一個城市同居，並很快生下一個女兒。

女兒11個月時，男友提出分手，在男友搬出去的第二天，艾米麗試圖用刀割斷女兒的喉嚨，所幸小女孩最終還是被救活了，艾米麗被判處25年監禁，當時她只有19歲。

（艾米麗被判處25年監禁）

2012年4 月29日，尼爾達因腦瘤併發症於印第安納州去世，年僅48歲。

然而在克利夫蘭，大多數人對尼爾達的遭遇一無所知，阿里爾仍然是個快樂又討人喜歡的音樂人。

諷刺的是，在阿里爾“說服”兩個女兒控告科隆性侵的時候，他自己家中的地下室裡，就囚禁着三位和女兒幾乎同齡的女孩。

前面提到，尼爾達帶着孩子們離開後，阿里爾一開始沒有尋找他們，反而用從鄰居那裡偷來的材料，將西摩大道2207號進行了一番徹底的改造。

他在各處安裝安全警報器，視線死角上也巧妙地佈置了鏡子，這樣無論房子哪個角落裡發生了什麼，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這段時間，阿里爾開始籌劃綁架幾個少女作爲自己的性奴隸，他一邊尋找理想的目標，一邊對尼爾達和科隆極盡騷擾之能事，同時又交往了一位名叫莉蓮·羅丹 (Lillian Roldan)的新女友，和她甜蜜地頻頻約會。

（莉蓮·羅丹）

認識阿里爾時，莉蓮·羅丹只有20歲，他的年齡是她的二倍，但她對他一見鍾情。

莉蓮和阿里爾約會了三年（2000-2003），在莉蓮的回憶裡，阿里爾非常浪漫、從始至終都是個完美的紳士，更認定他是個“適合結婚的對象”。

然而2003年10月，阿里爾卻給她寫了一封“很真誠”的分手信，讓莉蓮低落了好久。

事情的真相是，此時阿里爾已經綁架了前兩名受害者，將她們鎖在地下室裡，時不時跑來過夜的莉蓮，實在有點礙事。

和絕大多數人一樣，莉蓮對阿里爾的罪行一無所知，不過後來她想起，自己去阿里爾家過夜的時候，通向地下室的門上，好像的確掛着一把大鎖……

①米歇爾·奈特

阿里爾的第一名受害者，名叫米歇爾（Michelle Knight），出生於1981年4月23日，失蹤時21歲。

米歇爾的童年並不幸福，她生活在一個充滿貧困、忽視和暴力的家庭裡。兒時的米歇爾，最大的愛好是唱歌，因爲歌聲能夠掩蓋家中不斷傳來的吵鬧、咒罵和酒瓶碎裂的聲響，但她的歌每次都沒能唱完，母親芭芭拉會大聲斥責她：

“給我閉嘴！你唱得可真難聽！”

（米歇爾·奈特）

15歲那年，米歇爾曾一度離家出走，她睡在橋下的垃圾桶裡，到教堂去領救濟餐，日後她回憶，即便是這樣的生活，也比在家裡“好一點點”。

上高中時，米歇爾懷孕了，她輟學並生下了兒子喬伊（Joey），此時她只有18歲。雖然自身有很多問題，她仍然很努力地想去做一個好母親，一個“至少比我媽媽強一點的母親”。

因爲沒有錢撫養兒子，米歇爾只好暫時住在母親家，此時她的父母已經離異，母親又找了一位同居的新男友。這位男朋友經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粗暴地抓起喬伊的腿，導致小嬰兒膝蓋骨折。

這件事發生後，社會福利部門介入，判定米歇爾沒有能力撫養兒子，決定將喬伊送給寄養家庭撫養。

很多朋友知道，美國有一套兒童寄養、收養制度，家長不稱職或有虐待傾向時，社會福利機構會先將孩子放在臨時寄養家庭，如果在規定期限內，家長不能證明自己有資格當好父母，就會永久失去監護權，孩子將會由其他家庭收養。

不過，社會福利機構還是給了米歇爾一個機會，2002年8月22日這天，米歇爾和相關社工約好，做一個關於撫養能力的評估，如果通過了，相關部門就會重新考慮喬伊的監護權問題。

然而，因爲不熟悉特拉蒙特區，米歇爾迷路了，她焦急地跑進一家便利店問路，不幸的是，阿里爾也正在那家店中。

因爲米歇爾身材矮小（140cm），長相也比較稚氣，阿里爾以爲她只有15歲左右，正符合他尋找的“理想型”，於是主動上前搭話，提出要開車送她去社會服務部的辦公室。

米歇爾認出了阿里爾，雖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是和自己一個學校上學的某位學妹的父親：

“我想我認識你——你女兒叫艾米麗，對吧？”

阿里爾露出了親切的微笑：“這世界可真小啊。”

開車的路上，阿里爾說自己要回家一下，因爲他必須喂一下剛出生的小狗，他還安慰米歇爾不必擔心，因爲他家就在前往社會服務部的路上（其實方向正相反）。

之後，他藉口送給喬伊一隻免費的小狗，說服米歇爾和自己進了屋。

米歇爾回想起來，當阿里爾提出要先回家的時候，自己就應該有所警覺，趕快從車上下來。但其實即使那樣也無濟於事，因爲阿里爾早就將汽車進行了改造，除了駕駛座的車門，其他的車門內側，全都沒有門把手——也就是說，一旦坐上了他的汽車，受害者就已經在劫難逃。

由於米歇爾是成年人，警方沒有對她的失蹤立案調查，米歇爾的家人則認爲，她不過是因爲丟掉了喬伊的撫養權，又一次負氣離家出走。

消失15個月以後，米歇爾的失蹤報告被FBI從全國案件數據庫中移除。之後的11年裡，米歇爾一直被囚禁在西摩大道2207號的房子裡，直到她最終獲救，從未有一個人尋找過她。

②阿曼達·貝瑞

阿里爾的第二次綁架發生在2003 年4 月21日。受害者名叫阿曼達·（Amanda Berry），出生於1986年4月22日，被綁架時16歲，距離她的17歲生日只有一天。

（阿曼達·貝瑞）

阿曼達來自一個大家庭，有個比她年長很多的姐姐貝絲，是家中備受寵愛的小女兒。

案發前不久，阿曼達的父母離了婚，但她似乎並沒有太受影響，她有疼愛她的母親和姐姐，和父親這邊的親戚們也經常見面。

失蹤之前，爺爺特洛（Troy）還承諾要親自教阿曼達開車，並送她一輛自己珍藏的限量版雪佛蘭古董車作爲禮物。

4 月21日這天，阿曼達在一家漢堡王做兼職，那裡離她的家只有幾個街區，她和阿里爾的大兒子安東尼是同事（但並不熟），阿里爾已經觀察她有一段時間了。

這天輪班結束後，阿曼達錯過了班車，“恰好路過”的阿里爾，主動提出讓她搭便車回家。

阿曼達接受了，因爲她認識安東尼，和阿里爾的女兒安吉也是同學，她用手機給姐姐貝絲髮了一條短信：“我有車了，回家給你打電話。”而此時她的家人正興致勃勃地爲她籌劃驚喜生日派對。

（阿曼達和母親盧瓦娜）

和無人關心的米歇爾不同，阿曼達失聯後，她的家人第一時間就報了警。

這起案子獲得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克利夫蘭幾乎家喻戶曉，警方和FBI也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警力來偵破案件，然而最終一無所獲。

阿曼達失蹤後，她的母親盧瓦娜幾乎走遍了克利夫蘭的所有角落，在每個街區張貼阿曼達失蹤的傳單。

她仍然給阿曼達買聖誕禮物，日復一日地坐在女兒的牀上聽她的音樂，她堅持不懈地給警方和媒體打電話，讓他們“做點什麼”……

（尋找阿曼達的傳單）

2005年，走投無路的盧瓦娜，找到了一位著名的靈媒，這位名叫西爾維婭·布朗（Sylvia Browne）的靈媒告訴她，阿曼達在她生日那天就去世了，靈媒還向盧瓦娜承諾，“你會在天堂見到她。”

阿曼達失蹤後的第三個聖誕節，盧瓦娜在醫院去世，死於心力衰竭，或者說，她心碎而死。

（盧瓦娜坐在女兒的牀上，她至死都佩戴着女兒的照片）

③吉娜·德赫蘇斯

2004年4月2日，阿里爾又綁架了第三個女孩，她叫吉娜（Gina DeJesus），出生於1990年，失蹤時年僅14歲。

吉娜是阿里爾的小女兒阿琳最好的朋友，阿里爾本人也和德赫蘇斯家頗有交情，他和吉娜的父親是中學同學，阿里爾樂隊的領隊則是吉娜的叔叔。

（吉娜·德赫蘇斯）

4月2日那天下午3點，吉娜和阿琳一起放學回家，她們在半路上分了手，吉娜獨自步行回家。一輛車停在她身邊，車窗搖下，吉娜認出車裡的男人是好朋友的父親。

“你知道阿琳在哪兒嗎？”

吉娜信任了他，坐上阿里爾的車。

吉娜失蹤後，德赫蘇斯家曾發起過公衆巡邏活動，阿里爾至少參加過兩次，他在街區張貼了不少傳單，自己甚至留下了一張作爲“紀念”。

他還參加了祈禱吉娜平安的守夜活動，向吉娜的家人表示“支持”，並“誠摯”地安慰過吉娜的母親。

因爲失蹤地區毗鄰、失蹤時間相近，警方將吉娜的失蹤和阿曼達的案子聯繫起來。

FBI對嫌犯進行了側寫，他們的結論是，嫌犯是“拉丁裔，25-35歲，身高5英尺10英寸（1.78m），165至185英磅（75-84kg），綠瞳，山羊鬍，可能還有細鬍鬚”。

而阿里爾的真實身高爲5英尺7英寸（1.70m），179英磅（81kg），棕瞳，山羊鬍，45歲。

（FBI的側寫畫像與阿里爾本人像）

阿里爾後來是如何落入法網的，三個女孩的遭遇如何，關注我們，閱讀號內下篇。

*三名受害者後來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經常在媒體露面發聲，所以本文未打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