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準備香港考試 他們卻要去美國留學

鱗次櫛比的香港公屋。(本報資料照片)

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春山出版)

我出生在九龍廣華醫院,兩歲前和家人住在長沙灣兼善裡。畢竟當時年紀太小,對我的第一個家完全沒有記憶。姊姊後來憶述,那是一間十分狹小的套房,生活環境相當惡劣。兼善裡這地方下一次在我生命中出現,已是四十年後我以學者身分擔任市區重建局的諮詢委員,剛好兼善裡被納入市區重建(公辦都更)計劃,我坐在中環某座摩天大樓的會議室當中,聽政府官員講解打算如何把我的第一個家拆掉。坦白講,因爲沒有記憶,所以除了感到有點巧合,沒有更多情感。

回憶腦海中最早的兒時片段,應該就是一家人到禾𪨶邨入夥(入住)的時候。一九八○年代初的沙田區是政府正在積極開發的新市鎮,四處塵土飛揚。禾𪨶邨是政府在沙田區興建的第二條邨,雖然政府刻意完善邨內的生活機能,希望吸引市區的居民到新市鎮居住,但是小時候的我還是覺得禾𪨶邨的環境有點荒蕪。小學時代晚飯後的活動,是隨父親到互助委員會領取一條藍色的長木棒,然後到大樓外的花園巡邏。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有點不可思議,爲什麼明明不是警察卻會獲分發武器。當然,相對於兼善裡的套房,禾𪨶邨的公屋單位已是飛躍式的改善,母親後來說我們這個家是到禾𪨶邨之後纔算安定下來。

我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都住在禾𪨶邨,這地方承載了我所有的兒時記憶。香港有約一半人口居於資助房屋當中,這個比例原來相當尷尬:我的成長經歷相當普遍,也相當的不普遍。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與當時同樣在屋邨長大的小孩一樣,我一直在邨內的學校讀書。幼兒園就在所住的大樓旁邊的另一棟樓的地下。小學是當時公共屋邨的標準「火柴盒小學」:一九七○年代到八○年代興建的屋邨都有這種六層高的小學校舍,因爲外型像火柴盒得名。一般新屋邨入夥時居民都以年輕家庭爲主,對幼兒園和小學的需求特別大。隨邨內人口老化,兒時就讀的幼兒園和小學都早已結業了。

禾𪨶邨入夥的時候有十二座大樓,每座樓高十多到二十多層,每層二十多個單位,加起來人口有一萬多。邨中央有個大型購物商場,各種商品和服務如銀行和診所一應俱全。商場頂層是社區會堂,平常有各種康樂活動可報名參加,我曾經在那兒上過兒童功夫班。商場下層是傳統市場,商場旁邊還有一列露天排檔,中午賣午餐給附近的學生,晚上變成居民的廉價餐館,一直營業至夜半。住在這樣的一條屋邨,平常生活基本上不假外求。

到我第一次意識到屋邨以外還有別的世界,已經是高中。我就讀的中學也在邨內,近得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吃飯。後來,畢竟需要多一點的社交生活,就開始和同學在屋邨的商場餐廳或露天排檔吃飯。但我還是沒有離開屋邨。當時同學們雖然不一定居於禾𪨶邨,但大多來自沙田區的其他屋邨;當時沙田區類似的屋邨有大約十條,規模和設計都相類似,大家的生活經驗沒有多大分別。

也不是說我沒離開過沙田區。但成長環境所限,即使去別人的家,仍然是公屋。我有兩個阿姨,一個住觀塘的藍田邨,一個住大埔的大元邨;都是公屋。小時候母親會讓我去大元邨找表哥玩,還會睡一晚纔回家。但那個環境跟我在禾𪨶邨的家仍然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很多座大樓當中的其中一座,大樓當中很多個格子的其中一格。

硬要想小時候的非屋邨經驗,唯一想到的是某年過農曆新年,跟着父親去九龍太子道的一處私人住宅拜年。這家人應該是父親的上司,不知道爲什麼那一年我也要去。我記得這件事,是因爲很記得那天母親特別介意我們三姊弟要穿得體面,和告誡我們絕對絕對不能搗蛋。印象中那間房子很大很漂亮,後來長大了才知道太子道是富人區,住在那兒的人非富則貴。

直到高中,因爲參加聯校活動,我才真正認識到不是在屋邨長大的香港人。

聯校活動是香港傳統名校的常見活動。香港開埠於一八四一年,市區有不少百年曆史的中學,當中因歷史傳統不少都是男校或女校。基於年輕人的社交需要,它們發展出各式聯校活動,其實就是找個藉口結交異性。後來這些活動擴展到新市鎮的新建學校,於是我也有機會參與其中,也讓我第一次認識到不是在公屋長大的同輩人。

記得有一次因爲籌備活動弄得十分晚,而且又在港島,回家要一個多小時,有一位來自皇仁書院的成員就提議可以在他家中留宿。皇仁是香港的老牌名校,原名中央書院,也就是孫中山的母校。朋友住在附近的天后廟道,算是半山豪宅區。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住宅當中過夜,朋友的母親十分友善,但這環境對我還是有一點點衝擊感。

和一羣名校生交朋友,感受到的最大差異是,一旦離開了屋邨,下一步已是整個世界。因爲當時我已在高中,很快就要準備考大學公開試。但我發現我準備的公開試和這些名校學生的並不一樣,我準備的是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他們準備的是TOEFL和SAT。我最初連這些英文字母代表的是什麼都搞不清,後來才知道是用來投考美國大學的公開試。原來他們大多沒有打算在香港完成中學課程,而是一早就準備要到美國升學。

我當然從小就知道在屋邨長大就等於平民百姓,外面有一些比自己更富裕的人,但那是抽象的觀念。要到那一刻,我才真的感受到差別:當我和我的同輩要競爭有限的香港學額時,他們的未來已由他們的家中安排好,要當地球牧民了。我在屋邨中學的同學,大多都和我一樣,沒有聽過什麼是TOEFL和SAT,因爲根本沒想過要到美國讀大學。大家還是老老實實爲高考準備,還要擔心自己考不上要重讀。他們不單止未來早已被限制,甚至連已被限制都不知道。

得說明一下,這兒不是要埋怨。那位當時住在天后廟道的,後來成了我一輩子的朋友。我甚至十分珍惜公屋成長經歷所給予我的世界觀,讓我知道富足不是必然,每個人不一定同樣幸運,成功不一定基於自身的努力。抽象一點說,我要到了美國讀博士的時候才認真讀有關階級的學術文章,但階級這個概念我知道得很早:我是個屋邨小孩,兒時認識的大多數同輩人都是屋邨長大,屋邨是一個階級。這個認知是我人生觀的重要部分。(二之一;摘自《香港公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