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爲什麼支持 BAT 拆掉「AI 研究院」

邊緣化、戰略搖擺、舉棋不定,是AI研究院藏在冰面下的境況。中國互聯網巨頭的AI研究院,已經到了不破不立的時候。

作者 | 李雨晨

編輯 | 王亞峰

AI科學家接連從大廠離職,外界的討論,總會把他們與不擅落地四個字掛上關聯。

讓科學家們在輿論中揹負了“只會發論文,不懂業務”的名聲。

這種論斷,既有局部的合理性,也有無知之處。

外界顯然不知曉大公司研究院的組織架構、彙報關係、考覈設計的真相。

企業科學家的流失、AI研究院地位的下降,並非當下AI不再重要,也非這批最強大腦水平有限。

本質上是研究院在企業的組織架構模式,正在遭遇空前的挑戰,讓人和事,難以卓有成效地運轉,無法發揮出本該有的戰鬥力。

根深蒂固的作業模式、派系勢力、利益關係,也使得這艘拋了錨的大船,不再好調頭。

於是在互聯網巨頭預算整體收縮之際,研究院陷入被邊緣化、戰略搖擺、舉棋不定的困局。

預算縮減、人心渙散,離職自然頻發。

AI研究院在互聯網公司中的組織架構設計,在過去五年裡,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匯聚了頂尖的AI研究人員,爲集團建設了一整套前沿的AI基礎能力。

但任何組織架構並非一勞永逸,它已經到了自我革命、全盤演化的時間。

1

Facebook打響第一槍:

把AI部粉身碎骨,拋棄“職能制”

AI研究院在互聯網巨頭內部的組織架構設計,不外乎三種:職能制、事業部制、矩陣制。

三種架構,各有門道。

近期第一個拿組織架構大開刀的企業便是Facebook。

本月初,Facebook中心化的AI部門被徹底打散,算法專家們被分配到各個App產品事業部當中。

其中圖靈獎得主楊立昆(Yann LeCun)的FAIR團隊,將併入至元宇宙部門Reality Labs,楊立昆向該部門的首席科學家Andrew Bosworth彙報。

Facebook的AI總舵主Jerome Pesenti,將在6月底離職。

Jerome加入Facebook之前,擔任IBM Watson Group的CTO,早期前京東技術委員會主席周伯文曾向他彙報。

Jerome Pesenti

Jerome和楊立昆在Facebook的職責關係,若以往日的騰訊AI爲參照,可理解爲:前者是騰訊副總裁姚星(已離職),後者則是張正友(AI Lab和Robotics X實驗室主任)。

Jerome負責管理整個AI部門的技術、產品賦能、運營等工作,楊立昆負責基礎研究。

在這次Facebook的人事調整官方口徑中,要施行“去中心化組織結構”。

此前,Facebook的AI部門是職能制組織架構:通俗講就把公司同一類工種的員工(科學家),聚攏在同一個部門。

部門的工作任務由Jerome,以及其老闆CTO Andrew Bosworth制定和考覈。

這樣做的好處是專業化程度高,全公司最聰明的科學家們匯聚在一個地方工作,便於專業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職能制·AI研究院組織架構

這種體系造就了舉世聞名的貝爾實驗室,貝爾實驗室不僅在理論上發現了電子的波動性,提出信息論,更是在產品上組織發射了第一顆商用通信衛星,鋪設第一條商用光纖,併發明瞭射電天文望遠鏡、晶體管、數字交換機、Unix操作系統和C語言。

在這種體系的影響下,以Facebook爲代表的企業,其AI部門的目標和考覈,更多圍繞把技術變得更前沿展開,在彙報和考覈關係上,不對任意一條成熟的App產品線負責。

一位在美國多家巨頭企業任職過的研究高管告訴雷峰網:很多學者喜歡去Facebook做研究,雖然是企業實驗室,但科研氛圍比高校還高校。

四年前,楊立昆卸掉FAIR管理層身份、就任首席AI科學家時,還在FAIR的田淵棟、吳育昕等研究員都曾表示,“沒有產品的壓力。”

簡單來說,早期Facebook AI部門的任務就是花式炫技、刷模型打榜,在各種拋頭露臉的地方跑贏微軟、Google、亞馬遜,就算成功。

在Google內部,同樣爲職能制結構的Deepmind,也有它的幸福和煩惱。

2021年,作爲Google內部的獨立AI團隊,Deepmind先推出了驚人的蛋白質結構預測AI——AlphaFold 2,然後又公佈了2016年讓DeepMind一炮而響的AlphaGo進階版——MuZero。這無疑體現了獨立的職能制,在專業性上所能發揮的強大優勢。

但是,Deepmind既想要資金,又想保持純淨、理想化的AI研究。

YouTube和DeepMind合作改進推薦算法的過程中,在共享多少數據的問題上,雙方各執一詞,最終項目擱淺。

這也體現了直線職能制的弊端:獨立AI研究院,懂最新的學術風向,有算法能力,但與業務部門的割裂,使其缺少工程化能力和核心場景數據,容易成爲花瓶,最終在對數據依賴較小的場景中自嗨。

當然,App產品部門一直以來都對AI有着使用訴求。

當AI研究院的半成品算法包,並不能滿足他們的實際訴求,且雙方協作、溝通有障礙重重時,產品部也會招募完全屬於自己的AI研究人員,自由地爲己所用。

但產品部畢竟沒有明星科學家,缺乏人才號召力的他們,更多在二流的AI研究員市場挑挑選選。

此外,產品部門的AI團隊與獨立AI研究院之間,也時常爆發矛盾。

當年,百度內部有兩套語音方案賽馬,一套是由賈磊主導,一套則由吳恩達負責。

從角色定位來看,賈磊屬於搜索產品線旗下的AI派,吳恩達屬於獨立AI研究派。

吳恩達出任百度首席科學家後,想把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工業。然而這次賽馬,吳恩達的學術成果,數據雖漂亮,但在應用上對性能並無本質提升,仍處於剛發完論文的實驗室階段。而賈磊的成果已經在工程上驗證過。

吳恩達對方案沒在百度內得到大規模應用而惱火,並遷怒賈磊。於是,他逼宮李彥宏,讓李彥宏二選一,最終造成賈磊的短暫離開。

2

大廠AI落地的敵人:職能制組織架構

在直線職能制下,一個研究院動輒百千人,人均百萬年薪,在產出較小、與業務部門協作乏善可陳的情況下,對巨頭而言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在不拋棄職能制的前提下,中國互聯網企業走了一些彎路:給研究院制定營收KPI。

研究院創造營收的方式分兩種:一種是把產品賣給其他企業的外包制,一種是“親兄弟、明算賬”的內包制。

外包制如2021年阿里雲衝刺900億目標之際,阿里爲達摩院制定了高達10億級的營收KPI。讓研究院揹負營收,自行研發產品,並兜售給客戶。這一舉措在內部引發不少爭議,達摩院陸續離職多位P11級科學家。

而內包制的形式,產品/業務部門若有AI需求,會向研究院下達,研究院按照投入人頭和服務器使用量,向產品部門收費。這種內包制收費手段,在微衆銀行等企業的人工智能部頗爲常見。

“假如業務部門需要開發一個非常基礎的AI功能,研究院會評估需要多少個AI研發以及多少週期,然後給出報價。”

可這個時候問題出現了,該如何收費、怎麼收費、如何放下同事情感,建立起公正的甲乙方關係?

有些科技巨頭的產品部發現,同樣功能的實現,找外部AI供應商採購,報價比找自家研究院便宜不少。但出於數據安全考慮,產品部門只能忍痛付費。

雙方矛盾由此產生:研究院爲了完成營收KPI,在內部胡亂收費,項目經驗的缺失,交付質量層次不齊。反觀產品部門,出於安全考量,被迫支出一筆筆超額的預算,還經常達不到預期。

“產品部門沒得選。他們缺少對AI研究院的考覈力和約束力,即便走內包收費模式,把產品部和研究院,變成了甲乙方關係。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因爲在同一家公司,AI研究人員們仗着自己職級和薪資比產品經理、開發人員更高,天天在甲方面前當大爺,呵斥產品經理啥都不懂。二者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事習慣,使得配合協作起來層層受阻。如果他們在同一個部門裡,天天膩在一起幹活,肯定不一樣,起碼能聽懂對方要表達的意思。”李想(化名)告訴雷峰網。

根據過往的情況來看,當前無論是外包亦或是內包,都進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局,不但未達到期望的效果,反而引發內部的多重矛盾。

於是今年達摩院也撤銷了對營收業績的考覈。

在直線職能制下,有一家把內包制運作得非常成熟的機構:西門子美國研究院。

如上文所說,在內包制的經營中,產品部對AI研究院缺乏考覈力和約束力。

而西門子採用“賽馬+競標”的模式,通過內卷,把內包制變得充滿活力,讓他們輝煌過一段時間。

一位在該實驗室工作十多年的研究員劉華(化名)向雷峰網表示,西門子美國研究院非常以收入爲導向。

“我們當時只有30%的經費是人頭費,總部下撥的。另外70%的經費需要自己去掙,和產品部門籤合同,拿項目。”

但問題是,當時西門子美國研究院中,同一個研究方向的小組有3-4個,一起爭數量有限的項目,內部賽馬讓大家疲憊不堪。爲各自部門的利益,研究院們爭搶項目。

直到方向重合的部門合併,內部競爭才漸漸平息下來。

區別於Facebook純粹的職能制,西門子美國研究院保持收費的職能制的好處是,仍然可以保持職能制下研究院的獨立性;但是,收錢之後一樣變得短視:過於注重眼前,對長線投入的研究方向缺乏動力,容易丟掉對研究風向的敏銳度。

劉華坦言,深度學習出來之後,西門子美國研究院在技術上開始有點吃老本、落伍。

“我們挺早就開始關注深度學習。2006年的時候,楊立昆還來我們實驗室訪問過一次。2012年,深度學習在計算機視覺上取得成功(AlexNet的提出)。不過,直到2013年我們參加的行業頂會上,發現深度學習已經侵入我們的領域時,才真正開始有所反應,成立一個5-6個人的攻關小組。”

另一方面,與出錢的產品部門合作,還容易被“使絆子”、“穿小鞋”。

劉華吐槽到,“我們的產品部門非常變態,由於內部採購限制,在產品中不允許我們用GPU。當時用深度學習開發了一個算法,因爲產品中不能用GPU,花了6個月在CPU上做加速,把運算時間從2分鐘壓縮到20秒,才得以集成進產品落地。假如可以用GPU,這些工作都是沒有必要的。”

AI興起之後,西門子美國研究院的科研和產品就開始脫節。

“科研必須追蹤深度學習的進展,而落地項目大多數情況下只能採用傳統的機器學習方法。大家本來就忙於落地產品,脫節之後,科研很難有進展。”

還有一個槽點是,西門子的工資待遇十幾年不變。

深度學習興起,互聯網大廠大幅提高AI算法工程師的待遇,一個剛畢業的博士生就可以拿到25-30萬美元的package,而西門子美國研究院能給的只有前者的一半,導致團隊很難招到優秀的人才。

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三篇CVPR級別的論文,是西門子美國研究員的入門“硬通貨”。到2017年,有一篇CVPR的候選人都很難招到,團隊優秀的員工也紛紛被大廠(比如Google、Amazon)挖走。

“那一陣子,整個團隊士氣非常低落。”

劉華說,“沒有科研產出(通常用專利或者論文來衡量)的實驗室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實驗室,也很難建立品牌效應,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加入;在實驗室的日常管理上,充分授權,讓研究員有一定的自由度來平衡項目與科研。”

在直線職能制的體系下,不管是走內包、還是外包,都會被分走兩頭的勢力來回牽扯,走進一條死衚衕。

3

AI管理混亂的源頭:矩陣式架構

回到Facebook。

2018年,Jerome來到Facebook後,由於他在IBM有着豐富的產品賦能經驗,Facebook逐漸嘗試將AI部門的組織架構變成了矩陣式結構:既要獨立做研究,也要給幾大App產品部門服務。

職能制適合集專業力量辦大事,是橫向組織結構。

事業部制各類人員配置五臟俱全,機動性更強,適用於衝刺業績,是縱向組織結構。

而矩陣式兼具職能制和事業部制兩個的優勢,但無法把任意一種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屬於折中和權衡之計,包含橫縱兩個座標。

矩陣式·AI研究院組織架構

矩陣式的問題,在於一僕二主、既對職能線負責人彙報,也向事業部線領導彙報。

考覈頗爲複雜:既需CTO考覈,也要產品部門領導打分。

到底該聽誰的話?是優先服務產品線,還是優先滿足CTO制定的技術指標?這成爲擺在Facebook AI部門頭上的一大難題。

所以,最新一次的人事調整,Facebook又有變化:從矩陣式,過渡到更爲簡單粗暴的事業部型的組織架構。

Jerome也在推特上說,“過去集中的AI組織帶來了大量外部影響力,但在技術與應用的深度整合上遇到阻礙。新架構會把人工智能系統的所有權分配給各產品組,加速新技術在整個公司範圍內的落地應用。”

這個時候,分佈在各大產品組的AI團隊,只爲一個目標服務:產品,只聽一個人的話:產品負責人。

4

讓AI向利益看齊:事業部制架構

IBM實驗室在一段時間裡,是事業部制的代表作。

吳軍的《浪潮之巔》中曾寫到,IBM實驗室有不少理論研究。當時負責IBM轉型的領導人郭士納,砍掉了一些偏重於理論而沒有效益的研究,將研究和開發結合。

一旦一個研究項目可以實用,他就將整個研究組從實驗室挪到產品部門。到後期,郭士納甚至要求IBM的所有研究員必須從產品項目中掙一定的工資。

事業部制的核心,是將研發、產品、設計、運營、市場等要素配齊。

每個團隊就是一家微型公司,大家在同一條船上,爲同一個營收KPI負責。

事業部制·AI研究院組織架構

郭士納掌舵的9年間,公司持續盈利,股價上漲了10倍,成爲全球最賺錢的公司之一。

但要從職能制拆成事業部制,難度不小,其中的利益糾葛異常複雜。

多年的內部升遷,AI研究院的負責人身居高位,與各產品部門總經理平起平坐。一旦拆分,必然削減掉研究院掌舵者的勢力和話語權。

這時候,在不斷試錯未果後,往往需要壯士斷腕的決心和魄力,也必須要郭士納級別的高管親自操刀,讓研究院真正融入業務場景中。

產品部的核心目標,一是用戶/客戶量,二是營收。

而事業部制的一大槽點在於,研究人員向產品部門全職彙報後,研究團隊也會淪爲這兩目標的奴隸,工作重心從“精尖主義”轉變爲“實用主義”,過分腳踏實地,目光短視,看重眼前,缺乏佈局5-10年新技術的動力。

在這種制度下,可能會錯過下一個風口的最佳入場時間,也難以找到最頂尖的AI人才。越牛的人才,越是心高氣傲,越重視寬鬆的交流、研究氛圍,期望與大量高水平的同事一起共事。業務線“向錢看齊”的目標,會讓前者反感。

與職能制相反的是,事業部制更注重當下。如果說前者的AI研究院是飛在天上的偵察機,看得更遠,得窺全貌;那麼,後者的AI研究院更像是坦克部隊,離戰場更近,看得更細,攻擊力更強。

所以,先將AI大牛匯聚一處,經過多年的企業文化薰陶和專業培訓,待時機成熟後,再打散發配到產品體系中,讓每個業務團隊都擁有研究基因和PR AI 資本,便於進一步招攬人才,形成良性循環。

想象一下,當研究院的AI專家全職調任至淘寶、微信、搜索、抖音等產品中時,前者拿到場景數據,後者具備頂尖AI算法,將達到1+1>2的預期效果。

而各自爲陣的跨部門協作,永遠是減法。

5

抄不了的作業:微軟和Google

與IBM的“事業部制”、西門子的“內包型職能”模式不同的是,微軟和Google根據各自基因開闢出一條適用於自身的研究院之路。

2013年,原微軟亞太研發集團COO申元慶說,在微軟全球10萬餘名的員工裡面,有1000多位科學家,他們是從事基礎研究,是看5年到25年的東西。絕大部分的研發人員都在從事所謂的開發工作,看當下到5年的變化。

一個壯觀的景象是:每年,微軟的科學家給工程部門做路演,哪個部門看上了,代表你就畢業了,頗有“翻牌子”的意味。

申元慶說,“微軟研究院的10篇論文裡,9.5篇是廢的,發論文實際意義有限,但可以省下一大把公關費,吸引優質學生的加入。”

另外一家巨頭——谷歌,是工程團隊親自下場做研究,從目前國內公司的配置看,Google的段位太高。

《紐約時報》曾寫道,在2004年,有3萬多員工的微軟的創新,居然比不過不到2000人的Google。《紐約時報》認爲差距在於,微軟的開發模式沒有Google的效率高。

Google的特點,是研究和工程開發不分家。

Google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研究部門,所有開發人員遇到實際問題需要研究時,因爲沒有可以指望的研究部門做後盾,只能自己動手。Google雖然有一個很小的研究部門,但是所有的研究員都在第一線做開發。

這種工程文化,無疑受到兩位創始人和Jeff Dean的技術理念影響。這要求Google每個工程師不僅要會寫程序,還會做研究。

這麼高的人才要求,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儘可能地招動手能力強的博士。因此,Google也就成了全球單位辦公面積博士最集中的地方。

此外,Google也傾向招募有着工科博士背景的產品經理,進一步降低工程團隊和產品團隊之間的溝通成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Google的核心發起點是工程師。

而國內想要模仿難度很大,由於工程和研究培養體系在時間上整體晚於歐美,國內的絕大多數研究員,並不具備出色的工程開發和代碼水平,他們深入到項目的前提,是先同工程團隊協作,隨之雙方再與產品/項目團隊協作。兩層協作關係的推進,協作和信息流通效率會大打折扣。

Google和微軟的兩個特殊樣本,對於當下的互聯網巨頭AI研究院來說,所需的條件太高。

沒有人、沒有足夠多的牛人,想要學到其精髓,很難。

6

向AI研究院開刀

從直線職能制走向矩陣式,進而再融入到事業部的架構中。Facebook的這次結構調整,給中國互聯網巨頭什麼樣的啓示,是不是也到了強制打散AI研究院的節點?

2016年前後,國內互聯網巨頭相繼開啓AI人才的“軍備競賽”,成立AI研究院。

在當時的情形下,選擇”職能制”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互聯網巨頭一筆算得過來的賬。

如果他們一開始不設立獨立的研究院,而是在各個產品BG下面自建AI團隊,意味着每個BG都要重複建設多套幾乎一致的AI技術體系,這會產生非常高的技術和研究重複建設成本。

同時,各個部門的AI團隊各自爲戰,羣龍無首的非中心化的AI組織架構,也難以吸引一流的人才加入。

所以,互聯網公司在5-7年前成立獨立的、中心化的AI研究院,組織架構的選擇顯然正確。

但到現在,各大公司的AI研究院使命基本完成,已經建立起了基礎AI平臺和AI能力,並匯聚一流的AI人才,當前的人工智能,在短時間內也很難看到新基礎理論的突破。

此時的AI研究院,已走到“革自己命”的節點,流入至各個產品BG裡,爲產品和工程服務,推動AI的規模化落地纔是正解。

事實上,擺在中國互聯網AI研究院的路,也確實只剩下這一條——事業部制。

首先,無內包付費、純粹的職能制,被Facebook驗證了略顯滯後,已被捨棄。Deepmind與谷歌的分家矛盾也屢屢發生。

其次,在職能制的體系下,與產品部進行捏合難見其效。

從西門子美國研究院的案例來看,被強行聯姻、攤派營收KPI的職能制,更是錯過了深度學習等技術的風口。西門子的骨子裡是醫療器械廠商,每年推出的影像設備是一個個的標準化、本地化的產品,不存在實時迭代的需求。實驗室與產品部門籤一年期的合同,年初就定義好幾個交付的關鍵節點,可以提前規劃。

而國內的巨頭AI研究院,並不具備進行競標的方式和條件。因爲他們要支持的是C端實時變化的應用,以及to B高度定製的生意。

對互聯網公司的產品部門來說,每年都會有成千上萬個場景需求。如果在直線職能制的體系下,每個需求走內部競標,供需嚴重不匹配,需求遠遠大於供給。

因此,在內外承壓的現實逼迫下,國內互聯網巨頭外包、內包型的職能制體系均難以長期施行。

走向事業部制,這也是國內AI研究院的必由之路。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用納德拉的著作《刷新》中的一句話來說: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乃至每一個社會,在到達某一個點時,都應點擊刷新——重新注入活力、重新激發生命力、重新組織並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

等到下一步新技術浪潮到來後,集團級的研究院又會重新像2016年前後那樣把最聰明的人匯聚在一起,爲公司構建基礎設施。於是,這三種體系又重新走入一種循環。

正如金庸的武俠小說,每一種招式都不可用老。

體系,一定是時代性的體系;解法,一定是時代性的解法。

作者注:此前,本人曾策劃並執行了,探尋大廠醫療業務線調整、裁撤的背後故事與深層原因。同時間,雷峰網也產出了頗具影響力的《》系列。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