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時代(中)

與強恕中學時期恩師陳永善(映真)老師(左)合影。(蔣勳提供)

強恕中學時期留影。(蔣勳提供)

1960年代位於重慶南路、衡陽路口的東方出版社,是蔣勳中學時期最愛流連之地。(東方出版社提供)

初中時期學習「寫真館」作畫,打格照片爲好萊塢男星洛.赫遜(Rock Hudson)。(蔣勳提供)

東方出版社

五○、六○年代的重慶南路書店一家接一家,真是喜歡閱讀的文青的秘密花園。

好像當時學校和縣市的圖書館都還不發達,喜歡閱讀,只有靠書店。

小學時候,班級導師王什麼財,就在蘭州街派出所旁搭一個違建的棚子,租漫畫書給小朋友看。每個星期三是新的《漫畫大王》出刊,小朋友就等着矮小瘦黑的王老師騎車帶剛出爐的《漫畫大王》回來。一本五毛錢。看完收回,還有人在等。那是葉宏甲「諸葛四郎」、「真平」的年代。派出所警察有時也過來看,不多久,王老師的自行車也換了摩托車。

「諸葛四郎」,現在想想,是頗受日本文化影響的漫畫。裡面的「哭鐵面」造型也直接來自日本傳統能劇面具。

五○年代末到六○年代初,重慶南路的書店風景和蘭州街口的《漫畫大王》不一樣了。

記憶裡,很多從大陸遷臺的老書店,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開明書局、商務印書館、東方出版社……。

因爲從大陸遷臺,帶來很多三○年代中國新文藝思潮翻譯的西方著作。

三○年代許多優秀的作家左傾,國民政府遷臺,這些作家「陷匪」,著作多成禁書。那個年代,魯迅、沈從文、巴金……都看不到。但是,書店經營者,改頭換面,會大量出版翻譯作品。巴金翻譯過不少法文小說,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有《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巨人三傳》。記得是素白封面,一條黑底反白字書名,風格很強,素樸平實,到現在還是覺得是值得懷念的美學設計。

重慶南路書店街,一家一家逛,很有看頭。

當時詩人周夢蝶在靠近重慶南路的武昌街擺書攤,一襲黑衫,瘦骨嶙峋,像在冥想,也像在打盹。強烈的城市風景,看了一生都難忘。

那是我青少年時的臺北。戰爭結束十幾年了,我的身體正在發育。有自己不知道的焦慮苦悶,在書店亂翻書,翻久了,被老闆罵:「買不買啊……。」

他說到重點,那時候真的沒有買書的錢。這家老闆給了臉色,只好到下一家。最後經常看書的地方是「東方出版社」,老闆不趕人,可以安心看書。

《簡愛》、《咆哮山莊》、《傲慢與偏見》,從英國浪漫主義的小說,看到法國的《基督山恩仇記》、《鐘樓怪人》、《悲慘世界》,再看到俄國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一本一本看,下了課就坐車到衡陽路重慶南路口,鑽進書店,站着看,看到忘了時間,知道再不回家要捱打了,趕緊在書頁上折一個角,放回書架。

第二天沒心思上課,總想着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車上遇到軍官,電光火石,不知會如何。

小說這麼迷人,學校的課程如此無聊。每次月考成績都一塌糊塗,家裡責備,學校處罰,可是上了癮,還是戒不掉去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拆除了,重慶南路許多書店消失了。

我站在東方出版社前哀悼過,曾經有一個地方讓「文青時代」的我滿足夢想。

學校或家庭的責備處罰都不算什麼。浪漫主義文學裡都在說人的抗爭,磨難挫折、被世界遺棄、孤獨出走,每一本小說的人物都不屑與世俗妥協。

「文青」的核心價值就是「叛逆」吧……。

這麼容易向威權屈服,這麼容易走大家都走的路,這麼趨炎附勢,哪裡有資格說自己是「文青」?

木柵分部是一所升學率極高的初中。三年成績夠好,直接保送進師大附中高中部,其他參加聯考,也都考進省立高中。

記得我畢業那一屆,只有我和四名同學落榜,去考私立中學。

我因此進了一個奇怪的高中「強恕中學」。

■寫真館

應該談一下文青時代影響我很深的「寫真館」。

「寫真館」在大龍峒四十四坎側邊。四十四坎都是商家,南北雜貨、五穀雜糧、賣油賣醋、五金水電,也有藥鋪、小診所、布疋行,應有盡有,儼然是一個平面展開的百貨商場。

四十四坎有一定店舖的規格,都一般大小。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在店鋪和店鋪間夾着一間小小的「寫真館」。

「寫真館」應該是違建,大約一坪大小,前面搭一個簡陋雨棚。「寫真館」有名字,記得招牌上是五個工整漢字—「人生寫真館」。

「寫真館」的老闆是一位年輕人,白淨纖細,兩腿小兒麻痹,站不起來。

他總是盤坐在一坪大小的空間裡,把小小的腿疊在一起。看着面前一張立在畫架上的白紙。白紙大約兩張A4大小,旁邊還夾着一張一寸大小的照片。

那個年代,有照相館,但也不普遍。親人死去,留下一張一寸小黑白照片。

一寸小黑白照片,照片裡的人,男的,女的,穿着唐衫,或者和服。據說都是「遺像」。

「遺像」是同學說的,我不確定。

人死了,留下的照片叫「遺照」。很小,有些是證件上取下來的,蓋着浮水印。

太小的照片,很難掛在家裡祭拜,所以需要「寫真館」放大。

寫真館的殘障畫師在小照片上打格子,在兩張A4的白紙上也打格子。他依據格子的位置,用碳精筆一點一點描摹,用棉花球擦出光影。最後把小照片放大成完全一樣的大照片。

我從小學開始就站在他背後看他精密的手工,常常是好幾個月的時間,讓一張「遺照」栩栩如生。

買家來取件,拿着裝好框可以祭拜的「寫真」,如見親人,歡喜讚歎。

我沒有和畫師交談過,他總是看着小的和大的遺照,似乎從來不看人。

我學習他的技巧,回家也用同樣的方法打格子,把畫報上的奧黛麗.赫本、費雯.麗、洛.赫遜、伊莉莎白.泰勒打格子,在A4紙上畫,用6B鉛筆,用棉花球,畫出許多電影明星「寫真」。

貼在牆上,自己欣賞,學畫師盤起小腿,端詳作品。

殘障畫師,他從未表現過高興或不高興,像一張不會再回來與人間愛恨的「遺照」。

我最早的「美術」,好像是這樣誤打誤撞的學習,與學院美術毫無關係。是街口殘障畫師「人生寫真館」給我的啓蒙吧……。

讀中學以後,不再打格子了,也不再畫電影明星了。喜歡隨意素描自己喜歡的作家,尼采、卡夫卡、卡繆、紀德、齊克果……也是用膠帶貼在牆上,風吹日曬,許多散失了,丟進字紙簍,少部分留下來,讓自己恍惚看到一個文青一路走來心裡那「一坪大小」的孤獨世界。

我很懷念那一坪大小的空間,專心把一個死者復活,讓生者安心的「寫生館」。

■強恕高中

初中以後,我就愈來愈偏離正軌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戀的文青夢想。在書店站着閱讀小說,在數學本子上畫人物頭像,在日記本上寫神經質的詩句。

陰鬱的文青、叛逆的文青、虛無的文青,瘦削蒼白,一頭天生捲髮,覺得世界不瞭解你,沒有關係,寧願一個人躲在孤獨角落。文學的世界、美術的世界,有許多同行的伴侶,像暗夜裡仰望時的繁星,不管多麼遙遠,又似乎都近在身邊。

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都是自己孤獨對話的朋友。

初中畢業落榜,一點也不意外,進入強恕中學,也沒有預期在學校裡學什麼有意義的事。

然而我的判斷錯了。

強恕高中是一所奇怪的學校,當時校長鈕長耀,三年中,升旗典禮,升完旗就解散,竟然沒有一天「訓話」。

那個年代,學校校長、教官都愛訓話,常常「訓話」一兩小時,大太陽底下,一個一個學生昏倒,還是繼續「訓話」。

「威權」和「訓話」關係密切,「文青」剛好背叛「威權」,也討厭「訓話」。

強恕校長三年升旗典禮都沒有「訓話」,在島嶼的教育史上,可以記一筆。

強恕高中升學率低,外傳是「太保學校」。當時強恕的制服是牛仔布夾克,大紅色襯裡。強恕也有教官,外號「北西北」,據說是他說話時頭偏斜,方向北西北。

「北西北」早上也會在校門口檢查學生儀容,男生流行穿喇叭褲,十一寸褲腳,女生流行短裙,露出一截大腿。「北西北」都會訓誡,手上拿把剪刀,準備剪不合格的頭髮。

但是還好,似乎都是嚇唬嚇唬學生,女生一進校門都有方法把放長的裙邊又從腰際捲起來,外面扎寬皮帶,照樣露一截大腿。

強恕的女生都漂亮,出了一票「中國小姐」、電影明星。

學校學生不愛讀教科書,卻有許多社團,翟黑山老師帶吉他社,幾個搖滾樂團每天練唱。強恕還出了臺灣最早的現代舞者崔蓉蓉、原文秀,比雲門舞集還早,她們都是高中一畢業就到美國,參加瑪莎葛蘭姆舞團。

強恕三年,美術社、戲劇社、校刊,日子過得忙碌充實,從來不管考試升學。

對我來說,最幸運的是遇到了陳映真老師,他當時叫陳永善,剛從淡江英專畢業,鈕校長的夫人是他英文老師,賞識他,讓他到強恕任教。大學畢業,二十五歲上下,梳大包頭,穿涼鞋,不修邊幅。和學生玩成一堆,在校園拿着吉他唱「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永善老師也帶戲劇社團,我們都看過他與劇場雜誌同仁合演的《等待果陀》。

貝克特的戲劇東方出版社看不到,因爲永善老師,我的歐洲浪漫主義英雄受苦的文青時代結束了。《劇場》、《現代文學》變成我新的讀物。開始接觸西方現代的存在主義,貝克特、卡夫卡、喬埃斯、吳爾芙、沙特、卡繆……。

永善老師教英文,直接讓學生用英譯本讀卡繆的《異鄉人》。

我應該說,強恕的三年是我快樂的三年,你喜愛的興趣被肯定了,廣播劇全高中第一,我的最早的小說《洛洛的故事》獲得臺灣省教育廳高中小說比賽首獎。

《洛洛的故事》寫一個富家少女,每天有三輪車接送上課。有一天他發現車伕的男孩就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學……。

很簡單的故事,文青的時代,我意識到社會階層差距的痛苦矛盾嗎?我想到許久沒有見到的「陳俊雄」。

因爲小說得了首獎,有一個星期請劇團和校刊的同學吃飯旅遊。母親看到報紙得獎消息,獎金已經花完了。

強恕的學生也愛開舞會,跳阿哥哥,跳一半,就有警察來抓。

學校也派我參加各種文藝活動,例如現代詩研習營。救國團主辦,地點在中山北路國父史蹟館鄒容堂,一首新詩很被指導老師瘂弦讚賞,此後也常把我的詩送到不同詩刊發表,包括南洋華人的《蕉風》詩刊,讓我對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人文青有了認識。

世界各地都有「文青」,像十八歲的韓波(Arthur Rimbaud)寫《醉舟》(Le Bateau ivre),顛覆巴黎。但是他很快就不寫詩了。賣軍火、流浪在北非,那個年輕的「文青」韓波,好像從來沒有在意自己的詩。

他究竟在意什麼?

像初唐盛世,寫完〈滕王閣序〉的王勃,溺水而死……。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他們似乎看到了生命離散流轉,別人在一千年後記得他的句子,也與他無關。

高中的文青,迷戀上了陳映真文體。

永善老師用筆名陳映真發表的一篇一篇的小說,真正成爲我文青時代最大的感動力量:〈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一綠色之候鳥〉、〈累累〉、〈哦,蘇珊娜〉……。

至今我還有偏見,覺得不讀〈我的弟弟康雄〉,是不配做「文青」的。

至今難以忘懷,陳映真那些文字優美的篇章,臺灣文學史上最深情沉思的詩意語言,如何讓我知道島嶼最寂寞孤獨也最深沉博大的心靈,可能一直被遺忘着……沒有人瞭解他偉大又空想的烏托邦,美麗又虛無,也可能是島嶼一代一代「文青」對抗「媚俗」、「腐敗」最好的永恆救贖。

所以,文學的意義是什麼?是絕對的孤獨嗎?勇於和整個世界背道而馳,鬱郁獨行。

我大學時,永善老師被逮捕,因爲閱讀馬克思。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在明星咖啡屋。七年以後,我從巴黎回來,他從綠島回來,也約在明星咖啡屋。我跟他說:「因爲永善老師,我讀了馬克思。」

他苦笑着摸着剛出獄的光頭說:「是嗎?」

他始終批判跨國資本主義,嚮往一個可能有時也讓他猶疑的社會理想,始終和「當權者」劃清界線,從不軟弱,也從不妥協。

永善先生的聲音是我聽過島嶼上最美麗的聲音,從日治時代的基督教福音傳統而來,深沉寬厚,他的聲音讓我知道島嶼應當如何珍惜,最美麗的福音書,最美麗的日文翻譯的契訶夫,奇妙融會成獨一無二的「陳映真文體」。

有一次我說:「老師聲音真好聽。」

他笑一笑,透露了可能從來不爲人知的秘密:

「十八歲,在鶯歌鎮,爸爸是牧師,要主持主日佈道。有一次他生病,我上聖壇代替他講道。」永善老師有點靦腆說:「鎮上的仕紳好幾家來爲女兒提親……呵呵。」

畢業的時候我是感傷的,覺得要離開一個永遠會懷念的校園,永遠會懷念的老師。

站在走廊下,永善老師爲我的紀念冊題字,寫下八個字:

求真若渴

愛人如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