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蔣介石的眼中釘，死後被毛主席高度稱讚：以身殉職，不亦偉乎
毛主席在讀“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書·徐有功傳》時曾做下一次批註，其中寫道：“以身殉職，不亦偉乎。”隨後輕嘆：“他就是這樣的人啊！”
毛澤東作爲一代偉人，在歷經革命風雨和時代變遷後，已經見識過無數賢人志士，可能夠得此評價的人物實屬不多。此人究竟是誰？
他是誰？
1927年，“蔣汪”集團公然背叛革命，隨後蔣介石更是發動了令人悲憤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無數優秀的革命同志就是在這個時期被公然殺害。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我黨內仍舊有人對當時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革命政府抱有不小的幻想，認爲我們應該放下手中的武器，同他們進行談判，也釀成了最後慘劇的發生。
1927年4月上旬，蔣介石同汪精衛、白崇禧等人舉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會議。緊接着，已經決定要背叛革命的蔣介石成立了“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總會”，以當地的地痞和流氓爲首，反對當時由工人主導的上海總工會。
同時，爲了加強自己的權力統治，他又指使吳稚暉、鈕永健、白崇禧、陳果夫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不斷分割、蠶食上海人民的政權，最終讓整個上海權力中心淪爲他自己的一言之堂。
在做好相應準備後，蔣介石也開始了他蓄謀已久的歹毒計劃。他一邊騙取工人們的信任，他們送去親自題寫的“共同奮鬥”的錦旗，以此來麻痹工人的警惕性。一邊調兵遣將，同時以總司令部的名義發佈文告，限制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的活動，爲自己的部署爭取到了大量的時間。
就在這緊急時刻，中國共產黨內已經有不少同志察覺到了蔣介石的陰謀，提出了應儘早應對部署的觀點。
然而，此時黨內的大多數同志則更傾向於以陳獨秀同志爲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那就是不同蔣介石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也不做應付突然事變的充分準備，且一味地妥協退讓。
就這樣，最佳的應對時機在一味地妥協和退讓中失去，蔣介石暗中做好了對工人階級的屠殺準備。
1927年4月12日，在無產階級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以青幫流氓、地痞爲首的人員衝進聚集區，對手無寸鐵的工人們展開大肆屠戮。同時，蔣介石也開始了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者，一時間，各地都陷入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一衆革命先烈也先後被捕犧牲，令人痛惜不已。
然而就是在這種人人自危的時刻，卻有一個人站了出來，公開指責蔣介石背叛革命，並與之決裂，這個人就是鄧演達。
同樣是身處當時國民革命政府的鄧演達對於蔣介石背叛大革命的行爲非常不齒，作爲蔣介石最有實力的競爭對手，鄧演達絕非一個平庸之輩。
十年磨劍
早在14歲時，年輕的鄧演達就受到孫中山先生的影響，加入了當時的同盟會，並投身於辛亥革命之中。
1916年，鄧演達以優異的成績，直接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開始進行軍事學習，在保定軍校期間，他就時常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討論時局，並探討中國未來的前途。
從保定軍校畢業以後，此時的鄧演達經由4所軍事學校的系統學習和3 次武裝起義的實際鍛鍊，並且經過中國同盟會的陶冶歷練，曾經只是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少年，已經成長爲一個意志堅韌、目光遠大的有志青年。
1920年，25歲的鄧演達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軍隊，開始從事民主革命。
革命期間，鄧演達被任命爲憲兵連連長，而此時的援閩粵軍組織龐雜，紀律鬆懈，上任後的鄧演達充分發揮了自己憲兵的職責，對軍隊進行了大力整頓，贏得了民衆和同志們的一致好評。
隨後，鄧演達又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軍事理論和組織能力，在粵軍內提議並實施建立新式編制、健全人事行政、加強軍事裝備、建立教育訓練機構等改革，同時調入許多保定軍官學校和雲南講武堂畢業的青年軍官，成爲部隊骨幹，並特別設立了軍官教育班與學兵營，官兵教育同時進行，保證軍隊政治、軍事訓練的並重。
就這樣，原本一支紀律鬆散的隊伍，硬是被鄧演達打造成了一支紀律嚴明，技術過硬的部隊，並在之後的戰鬥中，發揮出了重要作用。
1921年北伐期間，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公然反叛並炮擊總統府，孫中山先生及其夫人逃往永豐艦。聽聞消息後，鄧演達先是獨自潛入廖宅，設法救出被誘捕的財政次長廖仲愷後，便立即前往上海，同孫中山先生會合。
隨後，鄧演達便跟隨孫中山先生回師靖難，其所帶領的部隊戰鬥力極強，曾以不足 3000 人的團堅受叛軍近5000人數十天的攻擊，經過不懈努力，廣東革命根據地最終被保護了下來。
而後，年輕的鄧演達更是被孫中山先生親自授予了少將參軍的職務，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賞識，甚至曾說：“幹革命，有兩達，革命有希望。”這裡的“兩達”，指的就是鄧演達和張民達。
見解深刻
除了能帶兵打仗，鄧演達還有着非常出衆的思考能力，雖然他信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但他對於革命本身，也經常會有一些自己的見解。
在他的主張中，中國想要改變目前的國力和頹勢，必須先要改變舊社會那套封建官僚的政治體系，達到從根本上解決影響社會發展的根基的目的，只有這樣，這個瀕臨破碎的國家和人們才能迎來轉機和救贖。
甚至到了1930年，鄧演達更是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地，解決土地問題”以及“要有國民會議解決一切政治與經濟問題”的構想，值得注意的是，這都是他在當年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提出的，可見其政治能力確實不凡。
因爲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鄧演達的部分主張，甚至與後來毛主席所帶領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部分主張極爲相似，而且這時的他還十分年輕，就能依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構想出如此主張，稱得上是一位極具領導才能的革命者。
爲此，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還曾贈送了鄧演達書和對聯，對他頗爲期待。而此時的鄧演達不僅有着極高的軍事成就和深刻的政治見解，在國民黨內部也具備了極大的影響力。
因此，嫉賢妒善的蔣介石將其視爲自己奪權路上的一大絆腳石，欲除之而後快。
以身殉職
1925年，偉大的孫中山先生溘然而逝，享年59歲。隨後廣東的國民政府應聲成立，此時的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爭鬥不斷。
但誰也沒能想到，笑到最後的，卻是當時並不出衆的蔣介石，蔣介石上臺後，由於治黨理念的不同，即刻開始了對共產黨人的抓捕和屠戮，而這也引起了鄧演達的不滿。
因爲二人都曾在孫中山先生手下做事，自然對於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義的理念理解要更加深刻！孫中山先生奉行的是“容共聯俄”的觀念，而蔣介石此刻的清黨運動已然違背這個觀念，這讓鄧演達十分地惱火！
而由於鄧演達此時在黨內的地位頗高，影響力巨大，蔣介石便許以鄧演達總司令兼參謀長的職務，條件便是讓他放棄反對自己的主張。
然而此時的鄧演達已經不再相信蔣介石，他認爲蔣介石的所作所爲已經等同於背叛了革命。而蔣介石看到拉攏沒有效果，隨後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發出了對鄧演達的通緝令。
此後，鄧演達於國外暫避風頭。在此期間，他曾前往莫斯科面見了宋慶齡，隨後數年又輾轉西歐、中東等國家學習他們的革命經驗，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經驗和教訓。
等到蔣介石開始組織優勢兵力對共產黨的紅軍隊伍大肆圍剿時，鄧演達認爲蔣介石這個人已經回不了頭了，他決定要回國開始遊說，向各方揭露蔣介石已經背叛革命的事實。
由於鄧演達曾任黃埔軍校的教練部副主任兼教育長，所以他對於黃埔軍校的各位同仁是較爲熟悉的，回國遊說的工作就是從這部分人開始。
然而，鄧演達還是低估了蔣介石的無恥程度，當時有個叫陳敬齋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思想一直不夠穩固，但鄧演達爲了爭取到能爭取的所有力量，就給了這個人一次機會，沒想到陳敬齋轉頭就將鄧演達的行蹤賣給了蔣介石。
隨後，鄧演達一行人就全部被捕，聞言而來的蔣介石十分高興，因爲知道鄧演達的才學和軍事素養很高，所以原本的打算是想勸降鄧演達，爲自己所用，但被捕的鄧演達根本不屑與他交流，這讓蔣介石十分地氣憤。
與此同時，由於鄧演達的身份和影響力，前來求情和要求放人的呼聲也變得越來越高。
1931年11月，幾輛汽車將抓捕的鄧演達等人運送到了南京郊外，就在鄧演達等人下車抽菸小憩的時候，隨着一聲槍響，年輕的鄧演達死在了不知從何處打來的冷槍之下，一代英雄人物就此草草落幕。
英雄相惜
在鄧演達死後，很多人都爲蔣介石的下作手段感到不齒。
而對於鄧演達同志，在我黨內部，無論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都對他有着非常高的評價。就拿毛主席來說，他本人十分喜愛看書，他曾說：“我一生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覺可以不睡，飯可以不吃，但書一定要讀！”
就是這樣一位嗜書如命的偉大領袖，有一次在讀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書·徐有功傳》時，毛主席就提到了鄧演達，並在批語中寫道：“以身殉職，不亦偉乎”。
毛主席之所以這麼說，不僅是對鄧演達的認可，也是一種英雄間的相惜之情。
毛主席與鄧演達的經歷十分相似，曾是一個黨派的締造者且兩人都出身於農民，所以二人對於中國的勞苦大衆都是能感同身受的。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在鄧演達早期的主張裡，就有譬如“耕者有其田地，解決土地問題”的概念提出，這和我黨後來提出的理念基本是相符的，都是從農民的利益出發來解決問題。
雖然看似相同，但鄧演達領導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卻與在毛主席帶領下的中國共產黨還是有着一些本質上的差異。
首先是思想之上，雖然兩黨最終目的都是爲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鄧演達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毛主席的社會主義思想卻有很大的差異。
在談及革命最終目的時，鄧演達的社會主義思想是沒有共產主義階段的，他所認爲中國革命最後的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但認爲共產主義是國際的，我們要做的是自己的民族革命。
然而毛主席所帶領的中國共產黨卻把共產主義視爲社會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去，實現共產主義，是所有無產階級的崇高使命，也是全世界無產奮鬥者的最終目標。
其次就是兩人對於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
在實現農民解放的指導思想上，毛主席堅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他認爲，想要實現中國農民政治階級和經濟上的解放，就要有一個先進的階級來進行引導，從而提高羣衆的思想覺悟，以此來對農民階級進行改造。
而鄧演達則認爲，中國此時的革命，應該是繼續“太平天國革命”使命的延續，農民的問題應該由他們自己推動起來，進而推翻政權的阻礙，實現農民階級的自由、自治和自分配。
但從我們後世的角度來看，鄧演達並沒有注意到農民階級在當時社會環境裡，其階級本身就存在的“落後性”和“侷限性”問題。所以，最終他也沒得到解決中國農民階級與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
可哪怕有思想上的分歧，毛主席仍舊不掩飾他對鄧演達的尊重，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與著名記者斯諾同志交流的時候，他就曾談到過鄧演達。
當時的鄧演達作爲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與中共合作，主持軍隊的政治工作，毛主席對鄧演達所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評價，他說：“那時候的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也充滿了軍隊。”
最後，毛主席深情地說：“鄧演達先生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
毛主席曾說：我們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進，大家最終的目的都是一樣的，想爲已經風雨飄搖的新中國找出一條路。
雖然兩個黨派之間存在分歧，但我們卻並不能因此就否認他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就如同不能否認陳獨秀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一樣。
是啊，也正是因爲有了這些敢於獻身革命，敢於在黑暗中帶領大家摸索前進的先輩們，我們才能在多年後的今天一次次地審視歷史，審視自己，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如果沒有他們，今天的中國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