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人生的前24年沒有戶口 拿到身份證首先想到的是上學
黃若依不是黃若依。或者說，這個名字原本不屬於她。
她出生時，父母給起的名字叫黃媛媛。只不過，沒有任何文件能夠在法律上證明這個名字的存在。她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在人生的前24年裡，她一直是一名“黑戶”。
由於父母沒有結婚證，且超生，她出生時沒有落戶。後來，辦理戶口登記時，按規定需要提供具有資質的鑑定機構出具的親子鑑定證明，可是，母親失聯，父親不配合做親子鑑定，“黑戶”問題就這樣一直困擾着她。
即使是她親近的朋友，也很難想象，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她無法正常辦電話卡、無法坐火車、不能去正規醫院看病、不能談婚論嫁。
這個問題，直到今年9月22日，在她求助媒體後纔得到解決。在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順慶分局辦理戶口登記那天，她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黃若依”。
辦理戶口以後，她需要迎接的，遠不止那個新的名字。10月30日，黃若依來到南充市教育局，想知道是否可以重新接受義務教育——沒有戶口的日子裡，她幾乎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
拿到身份證後的這1個月，黃若依報名了駕照的科目一考試，去醫院看了眼科。她7歲前被寄養在姨婆家，總是捱打，落下了斜視的毛病，小時候總被人說是“鬥雞眼”。雖然她早就原諒了姨婆，但她在意這一點缺陷，爲此她沒有拍過一張全身照，只讓別人拍她的背影。
沒有戶口的時候，她沒法去正規醫院看病，如今她希望能夠把眼睛治好。她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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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理戶口登記之前，黃若依的名字、工作換來換去，戀愛談過幾次，但無疾而終。
她先後在奶茶店、咖啡館、超市、理髮店打過工，還曾在夜市擺攤，這些工作對身份證檢查不嚴格。在咖啡館打工時，她被人叫做“小鳳”。她總是應聲很慢，因爲那來自她借用的身份證。黃若依的朋友張宣說，因爲怕被人發現冒用身份證，她每個工作最多做兩個月。
今年的疫情讓她在城市裡受到的限制又加上了一環——她的微信是託張宣進行的實名驗證，健康碼也要用他的。她借用的身份證在2019年到期，這意味着今年她徹底不能坐火車了。
從2016年開始，張宣兩次陪着黃若依去派出所諮詢戶口問題，但都繞不開“把你的父母叫來”。這成了黃若依落戶過程中越不過去的一道坎兒。
她無法提供《出生醫學證明》等材料，根據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她需要提供具有資質的鑑定機構出具的親子鑑定證明，來辦理戶口。當地一個派出所所長曾告訴她，“不拿鑑定你到我這來也沒有用，我也沒有權力去執行。”
但是，黃若依的父親和母親分居後，始終把她看作“歸母親管”的孩子，不願意惹上麻煩，要求黃若依先拿出2萬元才配合落戶。這筆錢後來漲到了5萬元、6.6萬元。黃若依曾經把做親子鑑定的人帶到了父親面前，父親不願意伸手配合採血。
黃若依開始尋求法律和媒體的幫助。她來到婦聯時，工作人員說，本可以幫她找法律援助，但她沒有身份信息，沒法開推薦信。黃若依去找了律師，想諮詢能否起訴父親，強制要求他配合。律師說，由於她沒有身份信息，不能立案。
9月16日，《南充晚報》根據她的敘述刊發了報道，隨後有警察給她打了電話，說他們看了報紙，很快會爲她辦理。9月22日，黃若依拿到了臨時身份證。
拿到身份證後，黃若依首先想到的是上學的問題。
她沒有上過學。她可以在微信上打出大段的文字消息，但提筆寫字對她來說很困難，“要照着寫才行”，“乘法口訣”也不太會背。朋友劉妙說，以前自己去上學的時候，黃若依就無處可去了。“她認識的字都是自學的，自己看書學的。”黃若依的母親教會了她拼音，而電視成了她重要的老師，“從少兒頻道里學到很多東西”。
現在，黃若依住的地方有一個兩層的書架，上面擺放着十幾本書，有《邏輯思維訓練1000題》《每天健康一點點》，還有一套小學語文的教材，書脊上寫着，“義務教育教科書”。
“義務教育”這個概念，近幾年她才明白。過去，她一直以爲不能讀書，是因爲家裡交不起學費，“有錢人家孩子才能去學校上學”，因此，她幾乎從未在母親面前問起讀書的事。
黃若依說，她童年時對未來的職業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經覺得“做警察真好”，還想過成爲國家級運動員。但是，沒有上學，這些都無從談起。
9歲時，她有一天抱着一本書去南充市的一所鄉村小學找鄰居姐姐，就在窗邊站着。一個老師看見了她，以爲她是某個班級上的學生。黃若依告訴她，自己不上學，哪個班的都不是。老師說，你把你媽媽叫來，不收學費，只給書本費就好。經過一番勸說，媽媽同意她去那個學校旁聽三年級的課程，但沒有學籍。
很快她們又搬家了，學校生活只持續了3個月左右。
10月30日，她來到南充市教育局，瞭解是否能重新接受義務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員說，這麼大年紀的學生沒有學校收。他們建議她可以去試試職中，但是職中也沒有義務接收她。
黃若依理解教育局的意思，“是當時的監護人給我造成這樣的後果，就是說國家沒有一定的義務去彌補。”但黃若依覺得，“小時候我沒有辦法去思考這些問題，而且我從12歲左右，就沒有人一直帶我，完全是自己長大的”。
離開教育局，黃若依又來到自己曾經旁聽過的那所學校，想看“能否接收我這麼一個特殊的學生”。副校長說，聽說過她的故事，感覺很同情，但是她的年齡比較尷尬，很難單獨規劃出來一個教師來教。“這麼大的人，來上學也會很奇怪”，學生和其他家長都會有看法。
小學無法接收，她又去職中諮詢。11月2日，黃若依來到四川省南充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老師說，沒有學籍不能收，但是由於她情況特殊，可以去問問教育局能否出示一個什麼證明，這樣他們有可能會收。
儘管在朋友吳青雲看來，重返校園並不現實，但黃若依自己倒向往那樣“枯燥”的生活。“擁有的人不會去珍惜”，她想住在封閉式學校裡面，只有週末可以出來，按時睡覺起牀，“在學校裡面你除了學習什麼也不能幹”。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調整。除此之外，她覺得以現在的文化程度，她只能選擇工資不太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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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黃若依並沒有感受到“黑戶”帶來的影響。她常去的黑網吧、商場、書店不需要出示證件，身邊的玩伴也都是未成年人，都尚未擁有身份證。“我當時沒覺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麼不同”。
2013年，17歲的黃若依在江蘇打工時被要求提交身份證。輾轉找到父親，她這才發現，家裡的戶口本上沒有自己。“紙包不住火”，對公司推脫了幾次“身份證正在辦理”後，黃若依離開了那個崗位，回到南充老家。
黃若依記事起，她父母已分居，她隨母親生活，但12歲時母親和她失聯。找不到父母，爲了謀生，黃若依只能借朋友的身份證在本地租房和找工作。
黃若依說看到別人家人團聚，她覺得“只有我是一個人”。甚至看到戀愛的情侶，她都想到“我沒有身份證，不能和喜歡的人在一起”。
2019年，黃若依曾和前男友走到了談婚論嫁的節點上。男方父母隱晦地說，“要先把戶口問題解決了”，男友沒有站出來維護她。他們很快分手了。
因爲沒有身份證，她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小時玩伴徐晴告訴記者，“她以前沒有身份證，條件特別不好的黑賓館纔會收她。”張宣還把家裡的房間騰出來給她住過一段。
她用着借來的身份證，照片上的人和她並不相像，她總解釋會說，“瘦了，所以樣子有變化”“化妝了”。但她還是“提心吊膽，像過街老鼠”。“如果被發現了，我也就實話實說，這不是我想的，我沒辦法。”
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採訪時，黃若依的父親黃大前說，黃若依在家排行老三，當時上戶口需要交罰款，他們拿不出來這個錢。現在他也不是存心阻撓，只是覺得，家裡有些事還沒有說清，這個女兒應該是歸母親管，擔心以後她母親回來，產生糾紛。他還說，錢是幫她母親存的贍養費。
黃若依的母親姓名不詳，黃若依說，可能叫“王巧”或“王宗巧”。她是陝西安康人，高中學歷。根據黃若依的說法，她20歲時被外公趕出家門，來到廣州打工，遇上了當時30歲的黃大前，後來隨他來到四川西充縣。按照黃若依和其父親的說法，黃若依母親有些精神上的問題，她曾見過母親在煙盒、舊報紙、廣告頁上寫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貼滿出租屋的牆。
徐晴還記得她最後一次見到黃若依母親的場景：在“黑賓館”裡一個非常破舊的房間，黃若依的母親問12歲的黃若依有沒有錢，黃若依給了她100元。她母親當時似乎要退房離開。
那100元是黃若依在電玩城裡用遊戲幣一點點換來的。黃若依回憶，母親經常消失一兩天、三四天，最後徹底失聯了。網吧、電玩城成了她童年的避風港。
“她相當於是自己養活自己”，當時讀三年級的徐晴家住那個網吧附近，她在這裡認識了黃若依。黃若依和她一樣大，但卻和他們不一樣，“又瘦又小，精神狀態一點都不好”。她回憶，當時小區裡的大人會當着黃若依的面說她像“吸毒”的人。黃若依往往就默默聽着，也不反駁。
徐晴說，黃若依幾乎靠在電玩城裡贏錢爲生：用遊戲幣換錢，一天賺幾元，或者十幾元，“有錢就有飯吃，沒錢就不吃”。後來網吧的阿姨看她挺可憐，讓她在那裡當了個小網管，一個月給她幾百元。劉妙還聽說，黃若依有時候餓了或是渴了，就去百貨大樓，要免費的水，或者吃一些免費品嚐的東西。
黃若依說，和母親在南通順慶生活的5年中，他們差不多隔兩個月就要搬家。她從來沒上過學，但是，媽媽會把她打扮得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樣，週一到週五讓她背個書包出去，裡面裝個本子和筆，別人放學的時候才能回家。這種生活至少持續了兩年。
她揹着書包在城市裡遊蕩，最常去的是五星花園附近的商場、肯德基、德克士，在那裡參加小朋友的活動，贏禮品，也在那裡看電視。張宣說，她對這個城市瞭如指掌，“我們沒去過的地方，她全都去過”。黃若依回憶，她有時候會找一個人少的地下通道，坐在臺階上拿着書看。路人問她“爲什麼不去上學？”，她往往默不作答。
吳青雲是黃若依18歲左右在動漫展覽上認識的朋友，剛見她時，吳青雲覺得，“從來沒見過這麼瘦的女孩”。
她會攢錢買一套動漫服裝，穿到動漫展覽上去。角色扮演成了黃若依後來最大的興趣。“你扮演着自己喜歡的角色，會有別人也喜歡這個角色，可能會以這種方式來博得一種關注，就感覺你就會有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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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妙是黃若依十幾歲時的玩伴，最初聽她說起身份證的事，覺得“辦身份證不是很簡單嗎？”“對於我們這種有身份證的人來說，怎麼會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身份證的人呢？”。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黑戶”有1300萬人左右，佔總人口1%。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這份意見提到，“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
很多“黑戶”在這份意見指導下成功落戶。但黃若依並沒有因此走出死循環。
在家庭和有關部門兩邊，黃若依一直徘徊等待了7年，直到把這件事“鬧大”，見諸報端。2020年9月22日，在見報5天后，若依拿到了自己的臨時身份證。父親始終沒有配合。
徐晴說，拋開家庭環境不談，如果能有一個戶口，黃若依這些年至少會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段穩定的愛情。
儘管黃若依比張宣要小，但張宣記憶中，黃若依一直是一個強勢的大姐姐，會帶着他玩，教他道理。吳青雲也說，她很講義氣、果斷，有時候還特別固執，認死理，認準了什麼事情就必須要執行。
而在徐晴的眼裡，這是她的一種“僞裝”。她很少把那些難過的事跟朋友說。“明明其實我感覺她挺難過的，卻一定要跟我說沒事。”徐晴說。
張宣也回憶起她柔軟和脆弱的一面，那是2009年，她看到黃若依在網吧裡，總是懷抱着一隻狗不放手。
黃若依說，12歲時，她在網吧玩QQ炫舞，在遊戲裡面加了一個好友，認了那個好友做哥哥。有天，她發現他偷了她遊戲裡的物品，覺得這個人沒有真的把自己當妹妹。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處境，“沒有誰能那麼在乎你。我媽也不管我，我爸爸和姐姐那個時候不知道在哪兒。”
上戶口的時候，她下決心要用一個全新的名字。“別人都說，名字是要父母取才行，父母是愛孩子的，會精心爲孩子取下名字，但是我沒覺得他們多愛我，所以我想給自己取個好聽的名字。”如今叫黃若依的那個女孩兒說。
黃若依覺得，24歲拿到戶口，還不算太晚。“就像很多大學生畢業的時候，是他們人生真正剛開始的時候。那現在我去做任何事，去學習，去考駕照，都還不算晚。”
實習生 郭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