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養誰的問題：信馬克思，還是信米塞斯？

經濟好的時候，人們不太關心資本家與工人誰養誰的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誰也別罵誰，大多數人都有弄潮的機會，保不齊就混成了個資本家；正因爲經濟高增長結束了，老百姓缺少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預期，大量堆積起來了社會問題，需要一種解釋，需要有一個宣泄的出口，在這種背景下，剝削、剩餘價值以及誰養活了誰的問題上了熱搜。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馬克思與米塞斯的學派的再批判。

在原始社會，野果的採集與狩獵養活着人類，中世紀是靠耕作，沒有身體力行的勞動，就沒有人類的今天；資本主義卻不同，由於有了一般等價物，人的生存方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錢不是萬能，但沒有萬萬不能，誰養活了誰並不是一個清楚的命題，比如，公務員要吃糧食，但多半不是你的勞動結果，公務員是財政供養，但不存在誰養活了誰的問題，全體公務員辭職，社會立即崩潰。在現代生產無數細分的、長長的產業鏈上，誰養誰成了哲學問題，因爲無法對應，更無法量化，那麼，從經濟學的角度上屬於無意義命題。

正當的命題是收入從哪來？

馬克思的結論很直接：來自工人自己的勞動創造。

但是，現實中收入的發生，顯然不是來自工人，它妥妥地來自用人單位，或者政府管理部門、或者企業、或者你自己去開店。沒有用人單位，你的勞動價值就不存在，真正問題在公平性，從誰養誰的角度講，資本與勞動完全是共生的關係。

那麼，誰決定了收入的水平？

馬克思認爲是資本家，按照剩餘價值的公式，資本家的要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必然地壓低可變資本，即用工成本。

米塞斯的看法是市場的角度，他是自由主義經濟的掌門人，哈耶克的老師；也是大師級的人物，他認爲：

“工資水平不是發工資的人決定的，而是掙工資的人決定的”。

這等於說，工資的高與低並不是資本家想怎麼定就怎麼定，你跟資本家較勁也沒有用；曹德旺可以損款百億，但是，讓他提高工人工薪，堅決反對，爲什麼？因爲存在着市場平衡，他提了，整個市場的勞務關係就失衡了，而所有的經濟學原理都是平衡原理。

爲什麼米塞斯會認爲資的高與低是掙工資的人決定的，他是宏觀經濟的角度，工資的高與低是所有掙工資的人以他們的購買力所決定的，也就是說，

“在實際生活中，僱主和僱員最終是同一些人”。

老闆與員工都不是“錢”的來源，任正非能支付員工的工資，是因爲有無數的人在使用華爲手機，如果手機賣不出去，老闆與員工的矛盾就徹底終結了，彼此都沒有收穫，勞動創造的手機價值沒有給資本家，也沒有給工人自己帶來收入，這就是基於市場經濟分析的結果。

勞動不必然帶來收益，決定收益的是市場供求關係，儘管它的人類學分析或如馬克思所言，全部來源於勞動者的勞動，它的實現，卻完全取決於交換價值，從而要遵循供求關係的平衡原理，

許家印現在負債累累，自然有這樣與那樣的原因，說到底，還是房子不行了，並不是恆大蓋的房子不好，更不是蓋工人的勞動沒有價值，而價值無法通過市場實現；在恆大２４０００億負債中，１００００億是欠了供貨商的，７０００億是欠了購房者的，房子賣不出，資金無法回籠，這時去爭議誰創造了房地產的價值，什麼意義也沒有，該發不出工資還是發不出來。

中國現在整體經濟也遵循着同樣的邏輯。

我們現在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就要增加工人的收入，也就是說，需求正如米塞斯說的“是掙工資的人決定的”，工人收入低，消費刺激不起來，於是，發生了產能過剩。

但是，馬克思與米塞斯的分析都有一個問題，都是把社會分配看做是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實際上，社會分配是三個維度，即：企業、個人與財政，而主導社會分配的是財政。

財政主導從兩個方面調節分配，換一個說法，工人的工資既不是資本家決定的，也不是掙工資的人決定的，而是財政主導下的平衡關係。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財政決定的，在中國尤其如此。

財政決定了市場資本的流入，也決定了全民共享的二次分配，即社會保障；前者是通過稅收調節資本的流入。

米塞斯說：“人均資本數量與繁榮程度成正比”。

而稅收過重，擠佔了企業的利潤，聰明資本就會退出，減少人均資本的數量，從而也定義了資本與勞動的供求關係，工人收入降低了，又決定了產能過剩，資本家與工人同時受損，造成這一結果的不總是企業。

２０２２年民企上繳的稅金是自身總利潤的３．４倍，第一次分配已經到了邊際，這就是用工荒與就業難會同時發生的原因之所在，企的業利潤與工人最起碼工薪要求，在經濟不景氣，產品缺乏競爭力的大背景下，由於稅率過高，都被擠到了邊際。

社會保障則是財政與居民直接分蛋糕，發達國家財政支出用於民生的點比在８０％左右，是社會再分配平抑兩極分化的重要途徑，兩會的要求是７０％用於民生，統計的數據是５３％，而郎教授表示不服，認爲只有２０％。

不管怎麼說，還是偏低了，稅收在特定背景下的擠壓和社會保障的不完善，決定了居民收入不足，這就是中國經濟的痛點。

企業定義着富裕，而決定共同富裕的是主導社會分配的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