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屏的二本學生故事，有了第二季

寫完《我的二本學生》之後，黃燈覺得自己還有好多話沒說完。直到《去家訪》完成，關於“二本學生”終於有了完整的表達。黃燈對這羣學生“到底怎麼成長起來的”一直有迫切的好奇。她認爲在講臺上遠不能充分了解學生。於是從2017年暑假開始，黃燈便與學生約定，到他們成長的地方看看，邁出她作爲教師的新一步。隨後5年，黃燈家訪的足跡涉及雲南、廣東、湖北、安徽等地，動車、高鐵、大巴、摩托車載着她，從城市到散落在山海之間的鄉村中去。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是對學生整體性的觀察，那麼《去家訪》則更關注個體的成長脈絡。

作者 |劉車仔編輯 |騰宇題圖| 《二十不惑》

《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 黃燈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2

第一次家訪是在雲南騰衝高黎貢山旁的村莊，她看到了學生章韜在微信裡曬過的，高高的向日葵和遠處的藍天。她看到了學生背後的具體的土地、那些養育他的面孔和一個家庭的韌性。這讓她更瞭解，二本學生不是被悲觀和灰暗包裹的羣體在學生正敏家，她看到了正敏無意識保存的一盒已經空管的知心牌中性筆。正敏家裡那棟嶄新的房子，一磚一瓦都由她的媽媽範氏碧徒手建起。瞭解到這些細節那一刻，黃燈感受到“電擊般的觸動”：一個農村女孩到城裡上大學，背後可能是以另一個生命付出所有爲代價的接力。在正敏身上，黃燈第一次意識到家訪的意義——如果不抵達現場，這些湮沒的場景，這些正敏永遠不會提及的細節，將遮蔽在“我”的視線之外。

正敏收藏的空管筆。（圖/受訪者提供）

多年行走，使她意外地發現了學生身上被遮蔽的力量，發現了深藏在鄉村和傳統家庭裡那些課堂之外的“教育資源”。這極大地緩解了她對學生“何以安家立命”的困惑和焦慮。

01學生的“燈哥”

家訪似乎是個前互聯網時代行爲，與黃燈身上某些“古老的天真”重合。在黃燈的記憶中，身爲中學教師的父親，總是會在開學季之前去學生家看看，其間所收穫的信任和溝通，讓她印象深刻。去學生家裡看看，就成了她當老師之後的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由於學生家裡路途遙遠，有時候時間也很難對上，家訪一般在寒暑假和週末抽空進行。在程序固定、學生與老師界限分明的大學，一個對了解學生、看見普通人充滿興趣，並且真正身體力行的老師，對學生來說是很特別的存在。每一屆都有許多學生找她聊天，傾訴煩惱。採訪中，我也忍不住和黃燈說，“如果我是學生，一定很想讓你也來家訪”。

在日常交往裡，學生會叫黃燈“燈哥”，因爲湖南女性沒有專門的稱呼，對女孩也叫哥哥。（圖/受訪者供圖）

實際上，每次採訪黃燈，我的角色總不知不覺變成了學生。在她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成了那個表達欲旺盛的人。同黃燈打過交道的人，普遍有一種感覺，她身上的親和力並非來自於人際交往上的遊刃有餘，而是因爲毫不設防的耿直，對人一視同仁的真誠。因此她總能收穫學生的信任。

去學生浩天家的時候，浩天沒等黃燈發問，便主動提起自己離開家鄉的原因，是自己情感取向的問題。緊接着傾訴自然而然地展開。在一些學生家裡，初次見面的家長便親熱地拉着她聊天，這樣的坦誠和信任讓黃燈訝異。但對熟悉黃燈的人來說，這樣的信任毫不令人意外。

林小靜的媽媽對黃燈一見如故。騎摩托車去茶園的路上，小靜媽媽一直拉着黃燈的手。（圖/受訪者供圖）

在中山大學讀博期間，黃燈便在文章裡痛苦地審視自己與精英式學術圈的關係，“工廠經驗”和農村經歷是她的底色。作爲從小在傳統農村家庭溫暖浸潤下長大的70後，她天然地和學生背後的家長有共同經驗。家訪過程中，她才發現，這是不少學生第一次和家長們坐在一起這樣聊天。黃燈的“闖入”好像在這個家庭內部接通了一個轉換器，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學生和父母之間交換了看問題的角度，從而找到了某種互相理解的途徑。我開玩笑說，年輕讀者好像把黃燈當成了賽博媽媽，她爽朗地笑了。她理解這種感覺，《我的二本學生》出版之後，黃燈在跟年輕讀者交流的時候，也發現了“其實年輕人特別希望有人聽TA說話，能夠講講自己的難處和迷茫，不管你能不能幫助他”。這份理解的渴望，是一種不僅侷限在同齡人同溫層的交流，更是一種對原生家庭代際隔閡的彌補。“現代的年輕人很不容易，他們本身面對的挑戰特別多，不要動不動去譴責他們或者是高高在上地說教，他們真的很需要過來人傾聽一下自己。”說到這裡黃燈的語調提高了，“我們把這樣一個世界交到年輕人手中，這是成年人應該反思的。”

02託舉二本學生的家庭

去到學生家，黃燈對農村家庭培養出一個大學生有多難有了具象的感知。她看到了每個家庭勞動的過程，那種衝擊不言而喻。“他們要不停地幹活”，在流水線密佈的龐大物流車間裡，學生魏華的爸爸重複着把快遞從傳送帶上取出放到不同區間的動作，有的快遞很大，需要不少體力；廖文瑜的媽媽在照顧家庭的同時，不停地靠織漁網獲得微薄的報酬。週末雙休的概念與他們無關。文瑜印象中，修自行車的爸爸只有在春節前後幾天才休息。

黃燈在家訪中。（圖/受訪者提供）

早亮媽媽一天的勞作，始於深夜兩點多，好趕在早場6點前，將冒着熱氣的豆腐拉到菜場；8點鐘左右收攤，料理雞鴨和家務之後，在下午再次出攤；下午回來後，還要繼續採買明天所用的材料。一天下來，早亮媽媽工作超過15個小時，“但在任何官方表述中，一個農村勞動婦女，她們邊界不清的付出，都難以有清晰、確定的統計”。實地的抵達，讓黃燈直觀地看到，這些父母到底做什麼樣的工作，收入大概多少才能把一個孩子撐起來，“雖然說一個二本學生好像在別人眼中不怎麼樣，但是對那些孩子來說，其實已經是一個特別好的結果了，也是他們父母竭盡全力才能夠達到的一個水平。”但現實情況是，一個家庭竭盡全力的託舉、一個學生從小到大拼命讀書，好不容易培養出了一個大學生。可他們到了大學校園之後，卻發現大學可能學不到真正的東西，“稀裡糊塗拿個文憑，真的太浪費了”。

一個二本學生背後，可能是一個竭盡全力的家庭。（圖/《歸途列車》）

從在F學院任教開始，黃燈便爲學生的整體情況感到擔憂。社會的容錯空間越來越小，以至於學生們總是充滿焦慮，內心裡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安寧。但另一方面，他們對世界發生什麼無動於衷，內心特別迷茫：“對於自己到底在社會上如何自處無所適從，比如該如何與人相處，我的優勢在哪裡，我適合什麼樣的職業，等等”。學生們每一步都像是被外部的焦慮和標準推着走，而不是自己：“作爲一個個體的人，學生自我成長的力量是不夠的。”黃燈一直在思考，在當下大學教育考覈常態化、管理表面化的環境下，如何引導這些個體獲得真正成人的力量？所謂成人的力量，即面對社會並學會自處。這包含一些黃燈認爲的核心素養，即思考、表達、行動。因此，在此前的教育經驗裡，黃燈格外注重寫作課，從F學院到如今在深圳職業技術大學，黃燈一直堅持把非虛構寫作坊辦下去。她鼓勵學生通過非虛構的方式把自己的處境寫出來：“人如果要真正長大，就一定要赤城地面對真實的自己”。學生張正敏在一次黃燈的分享活動中聽到這句話，觸動很大。此前她一直覺得自己與越南媽媽的身份有難以廓清的羞恥，後來她開始以越南新娘爲題進行寫作，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自己的真實現狀。

大學生在教室自習。（圖/圖蟲創意）

慢慢地，正敏開始真正感受到真實表達是有力量的。黃燈覺得，把自己是怎麼來的這件事情表達出來，也是一種很大的釋放，是對自身的清理。日常教學裡，黃燈也有意識地讓平時沉默的學生多開口表達，讓他們找到自我的存在和位置。她在討論課前佈置題目讓學生準備，不允許學生敷衍過關。她認爲，當學生習慣了在幾十個人上百個人的教室裡表達自己，以後便不會怯場。她也儘量避免灌輸知識，而是引導學生有意識地把自己置入與歷史的聯繫當中，拓寬他們對世界和歷史的理解，而不只看到眼前的東西。這些都是黃燈認爲大學教育應當做到“給學生注入力量”的實踐。但另一方面，當回到二本學生出生、成長的地方，黃燈意識到，她也許忽略了這羣學生身上本來具有的能量。在早亮家裡，黃燈發現，這個平常在課堂上文弱、緘默的男孩，流露出了野性、張揚的一面。黃燈看着他在家裡主動承擔勞動，在紅薯地麻利地收割，在廚房裡快速製作出一盤美味的鴨肉，和家人聊天中也顯得活潑自信。這讓她想到了《拒絕成年》這本書，“我會覺得現在的學校教育其實過於強調了知識單一的書本知識這個層面，他對社會實踐勞動生產，包括正常的真實的社會交往，其實都是有很大的欠缺的”。

貼地的勞動實踐，是當下大學教育所缺乏的。（圖/《歸途列車》）

作爲70後，黃燈生長於一個被儒家文化浸潤的傳統大家庭。她在走訪中看到的學生家鄉的情景，喚起了她回憶中人們參與勞動質樸的充實感。中小學時期的每個寒暑假，黃燈都和其他小孩一樣，參與父母在農田裡的勞作，“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勞動教育，會讓你有刻骨銘心的感覺，對父母的辛苦會有切身的感受”。實際上，寫這本《去家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她想把自己觀察到的這些二本學生真實而具體的一面寫出來，讓人們看到“一個窮人的孩子要面對的事情特別具體，特別複雜，也許他們沒有城裡的孩子見識廣或者擁有學術素養，但對於植物的認識、對季節的輪迴，這些農村的孩子可能就會感觸更深一些”。無論如何，不管這些孩子來自什麼樣的家庭，來自什麼學校，黃燈覺得，社會應該給他們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給他們注入一些激活自身的力量，而不是損耗他們。

03鄉村的可能

在現代化進程中，隨着城市生活成本提升、工作機會越來越有限，融不進城市的年輕人有了“回村”的趨勢。多年來，學生們“何以安身立命”的問題，一直是黃燈最深切的憂慮，而這些憂慮在家訪過程中有了安放的可能。

黃燈拍下的鄉村一角。（圖/受訪者提供）

她目睹了學生黎章韜回到村裡，將木坊經營得有聲有色之餘，還能陪伴外婆，盡一份孝心；學生何競軍的同學牧興也選擇回到小鎮開琴行，更低的生活成本和壓力，讓他似乎有了一圓音樂夢想的希望。寫《我的二本學生》的時候，黃燈會把學生能不能在大城市立足，當成能否兌現大學含金量的一個標準。後來隨着家訪的深入，她看見了越來越多回鄉後找到人生支點和樂趣的學生，這讓她非常欣慰。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迴流，這可能預示着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的形成。但她覺得年輕人返鄉不能單打獨鬥，需要抱團，形成更大的力量，才能紮根下去。

年輕人迴流，然後呢？（圖/《夜幕將至》）校對：遇見；運營：鹿子芮；排版：譚昕

在保留了濃厚潮汕文化的潮安縣，她感覺到鄉村與傳統裡存在着許多能夠被重新激活的力量。村落文化以真切堅固的實體存在，滲透在日常生活當中。單單泡茶一件事，就體現出多子女家庭之間的互助和相處、對長輩的禮節，這也是爲什麼她普遍覺得潮汕的孩子普遍更懂人情世故，氣質裡更溫柔篤定的緣故。另一方面，黃燈發現宗族觀念也會讓年輕人感覺矛盾和窒息。“父母把孩子送到大學去讀書了，孩子反而離自己越來越遠了”，而年輕人也很無奈，覺得自己得不到理解。黃燈認爲，這表面上是一個代際問題，實際上卻是社會問題的家庭化。隨着城市發展和人口遷移，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市場經濟發展下的內卷以及獨生子女家庭迎來養老問題，各種壓力被擠壓到家庭內部空間。家庭成爲多種意識形態共存、重組最爲激烈的場域。她覺得親子雙方應該停止互相指責，而是多一些理解。總體而言，相比起《我的二本學生》中的悲觀和無力，黃燈試圖在《去家訪》中建構一些可能性的圖景，正如這本書的序言所說的，“抵達、看到與安放”。但當我問及是否對二本學生的處境豁然開朗了，黃燈依然抱持着謹慎的態度：“其實我內心還是很糾結、很沮喪，對於二本學生處境的整體看法，並沒有改變，只是想通過這些個案的寫作，讓大家看到這羣學生如何面對現實，如何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