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探寶成裕元廠仇臺標語

廠區四處可見仇臺標語，如「臺灣老並不把大陸人當人看，我們一定要和它（他）們鬥爭到底，和那些大陸漢奸，大陸走狗到底，打倒臺灣佬！打倒大陸走狗漢奸！」按說，像裕元工人罷工這樣呈現着典型的勞資矛盾諸要素的維權活動，最方便的話語，是訴諸「階級」，但正像我們看到的，工人們在動員伊始，就訴諸「族羣」，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抗爭訴諸族羣對立

自然，對於東莞罷工的工人採取這樣一種動員方式本身，應給與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因爲他們的生存空間逼仄，而一位香港學者也表示：「不少臺資大廠根本就是一個族羣統治味道濃厚的資本專制國度，工廠體制也有清晰的族羣層級……」這是此種動員方式的現實基礎。

從以往沿海工人罷工維權的事例看，如果是外資企業，訴諸「族羣」、乃至「民族」，比訴諸「階級」，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動員力，這構成了本文分析的焦點，即「觀念是如何塑造歷史的」。

回顧中國現代史，我們是不缺乏「階級」話語和「階級論」視野的，而這種話語和視野也不無正確性和深刻性。這不僅因爲訴諸政治經濟學可以發現，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工人被榨取了剩餘價值；而且，即使在肯定「資本主義」在組織經濟活動中的優越性（效率、活力等），那麼也存在着一個「資本」不安於「經濟」，進而跨入「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僭越行爲，從而構成了對社會和政治的傷害。

但是歷史恰恰在「闊步前進」中行使了它的「狡計」：在一個聲稱「勞工勝利」的國度，卻沒有就勢把「階級」僅僅視作一種「關係」，反而將其視作一種「位置」，給予強制性的凝固化。於是，在長達近30年的歷史中，階級身分成爲中國人的一個沉重的負擔。不僅被劃爲「地主」、「富農」、「資本家」的人們飽受政治歧視，連他們的子女也一同受到歧視，造成深深的社會傷害。

所以，當1970年代後期「撥亂反正」時，不僅拋棄了「把階級意識極端化」，而且連「階級」話語和「階級論」視野本身，也一同棄之如敝屣。而後者則主要表現在那個時代的啓蒙知識者那裡。我自己就是這個知識羣中的一份子，至今清晰地記得自己當時是如何厭惡「階級」這樣的字眼的，連興奮地閱讀吉拉斯的《新階級》時，也絲毫無察其中以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爲基礎的方法論意識。

就像前一個時代，社會以強力將「階級」意識極端化一樣，在新的時代，知識者又以心理強力將「非階級／反階級」意識極端化，看起來南轅北轍，骨子裡或邏輯上卻一模一樣。接下來的時代，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和新的階級關係重新形成之際，在最需要與之對應的理論和話語的時刻，「階級」話語卻停止了生產。這一切都是在無意識中發生的。啓蒙知識者「正確地」凝望着「老傷疤」，卻「錯誤地」忽視着「新傷痕」。

刻意規避階級意識

回到裕元工人那裡，會發現，這種「中立」的詞語完全掩蓋工人飽受欺詐和委屈的處境，更像把「不正常」予以「正常化」的某種努力。與此同時，在啓蒙知識者停止「生產」的地方，消費者也停止了「使用」。民衆並非生活在真空中，某種來自主流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會以變形的方式，如變形爲「族羣主義」，暗中發酵，在完全不適當的方式影響着大衆。

這就是裕元工人維權時，在本該啓用「階級」話語之處，卻啓用了「族羣」話語的詭譎之處。事實上，適當的「階級」意識，會中和極端的「民族／族羣」意識。但在需要提供這種話語供給之時，啓蒙知識者卻留下了空白，並以「空白」參與了觀念對歷史的塑造。

這，不能不說是啓蒙知識者的失責！（作者爲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