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然｜自然攝影師：用影像支持本土生態規劃研究

幾乎每週，王斌都會帶領徒步團至大理洱源觀鳥。

觀鳥是王斌進入自然保護領域的起點。作爲中國第一代觀鳥人兼前建築師，2015年底，王斌從設計院辭職，開始參與生物調查項目，隨即加入了當時中國最早的自然影像機構——IBE（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影像生物多樣性調查所）。從此，自然攝影與生物調查構成了王斌的生活日常。

中國最早的自然攝影師

IBE成立於2008年，曾作爲專業的自然影像機構，得到多家媒體報道。IBE官方賬號中，稱“專注於呈現中國自然之美，以‘記錄自然之美，傳遞生命感動’爲宗旨，期望解決中國自然影像缺失、公衆對中國自然瞭解匱乏的問題” 。——這確實是中國自然保護領域的一個突出問題。

在中國，自然保護區的生物調查往往由科研單位承擔，科研單位通過相機陷阱、燈誘法等方式摸底，最終留給保護區的往往僅是一份名錄、幾張照片。王斌認爲，這樣的生物調查雖能形成本底數據，但不具備視覺意義上的科普作用。保護區事實上還需承擔“宣教”功能，就保護區內的自然資源對公衆進行科普宣講。

“零幾年的時候，宣教這方面，沒有中國的照片。講課或分享時都是用BBC的視頻。”這一尷尬現象，引發了一些自然愛好者的思考。“怎麼在中國做科普，用的卻是國外的斑馬、大象？”

在一羣愛好者推動下，IBE應運而生。據王斌描述，最火的時候，IBE共有30多人，來自各行各業，設計、攝影、科研……但沒有一個人全職從事影像行業。“因爲養不活自己。爲什麼會養不活自己？因爲沒有這個職業，社會沒有這個需求”。

雖然社會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討論逐漸升溫，但當下依然沒有“自然攝影師”這一職業，“沒有資格證，國家不承認，職業沒人管，也不能養活自己，同時也沒有標準”。

野生動物攝影起源於19世紀，與攝影技術發展同步。因曝光時間過長，早期野生動物攝影無法解決“動態”拍攝，只能拍攝標本、野外死去的動物或動物園的籠養動物。最早的生態攝影作品誕生於20世紀初，如喬治·施拉斯 （George Shiras）《白尾鹿和它的幼崽》，刊登於1906年7月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喬治·施拉斯 （George Shiras）《白尾鹿和它的幼崽》（ 組照之一）。

二戰即將結束之際，科學家進行野外調查時，開始用攝像機記錄自然。20世紀50年代，BBC開始製作專業紀錄片，起初是記錄人類的野外考察，包括出行方式、工作環境、工作狀態等內容。隨後出現了更爲專門的紀錄片，如非洲、南美洲的野生動物，因其珍稀且不易被觀察到，更依賴於攝影技術記錄。目前，由於常見物種記錄基本飽和，BBC紀錄片轉向更具故事性的拍攝方式，如近年的《王朝》《我們的星球》，拍攝對象多爲類羣，講述生態系統中的種間關係及至自然與人的關係。相比過去，紀錄片的視角跳出純自然的區域，更多轉向自然與人的銜接，如BBC製作的《地球改變之年》（2021），講述了人類與地球、自然、動物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做出的妥協與改變對動物生存的影響。

王斌認爲，一些國家對自然攝影師的職業培養及行業標準，值得中國借鑑。例如，BBC出片的導演都受過成熟的生物學及編導專業訓練。“拍自然的故事不是拍電影，它需要導演對生物系統有紮實的知識儲備，因爲動物不會按照人的意思去行動、念臺詞”。因此，拍攝動物先要列一個大綱，考慮好需要拍攝的內容、故事梗概、素材收集期限（拍多長時間能把故事講完整）。“一年過後，你的經費到期了，而素材卻找不着，這故事就不完整，可能還得現編”。

中國近年產出了一些質量較高的自然紀錄片。圖爲《自然的力量》（2017年1月上映）海報，該片記錄了藏羚羊、雪豹、野犛牛、長臂猿、亞洲象以及中國南海等生態故事，呈現中國生物多樣性。

由於中國沒有類似的系統訓練機會，王斌等中國最早的一批自然攝影師，只能全靠自學。王斌認爲，野生攝影可被視爲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作爲職業攝影師，“每年參加一些活動，拿一些生物學的獎項，例如作品入選美國《國家地理》封面”；另一種是將攝影作爲工具，是記錄與展現自然的手段。對此，王斌選擇了後者。

“譬如觀鳥，實際上，最興奮的不是看到多少鳥種，而是哪怕只看到一種鳥，但在這次觀察中，發現了它所展現的一些行爲”。這些行爲有時難以被相機捕捉，僅能被肉眼觀察，但王斌仍感到滿足。如果能記錄下來，則是非常優質的展現自然故事的科普素材。

兩種不同的蛙（上：大蹼鈴蟾 ；下：雲南小狹口蛙），困在一個水池裡的自然行爲。（圖片來源 / 王斌）

中國最早的自然教育工作者

在生物世界中自得其樂的王斌，起初並未想踏足自然教育領域。轉折點在於一次科考。

“以前跟老先生出去科考，路上在車裡閒聊。他問我：‘你喜歡那麼多鳥，能爲社會留點什麼？’我纔開始思考，怎樣讓更多人保護自然，並能從這個行業中獲得快樂。”

從此，王斌開始涉足自然教育領域，把中國的自然故事講給公衆聽。

“中國的普通大衆並不瞭解中國的物種。”王斌在講課過程中，會讓聽衆說說中國的10種鳥或10種獸，大家說不上來。“人們能說大熊貓、東北虎、亞洲象，以及近年比較火的雪豹、金絲猴、綠孔雀。然後就說不上來了。如果問‘中國野生的馬是什麼’，大家都不知道”。

普氏野馬，中國的野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野馬，僅分佈於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交界。

中國第一批自然教育從業者，基本是王斌的朋友，來自各個領域的博物學愛好者。大家秉持着相同的理念，推動中國本土物種的科普。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萌發涉足自然教育行業的興趣，希望在自然中帶娃的同時，獲得事業上的轉型。自然教育日益成爲大衆化的需求，配合一些簡易的對活動設計的訓練，新手也很容易操作，行業門檻日漸降低。

這當然不是壞事。但從自然知識科普的角度，似乎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新生代的自然教育活動太過同質化，沒有結合地方的生物特色，形式過多側重“開五感”，做同質化的自然遊戲，忽略了對生態系統本身的科普。

“自然最啓迪我們的，是這些植物和動物如何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什麼。”王斌認爲，這些能體現自然規律的內容纔是最精彩的，要把物種、集羣的故事講出來，哪怕如BBC紀錄片那樣加入擬人化的處理。

現狀是，很多進入自然教育行業的新生代老師，本身沒有生物學背景，設計活動全靠現學，沒有本地特色。這導致參加活動的受衆在結束後依然對當地生態系統一無所知。

王斌在帶領洱海邊的觀鳥活動。（圖片來源 / 王斌）

“中國有好的研究者，也有好的素材，但怎麼把這些東西轉化成老百姓能聽懂的、能指導生活實踐的內容，是一個脫節的地方。”這也是未來自然教育的方向之一。

王斌談到，中國近幾年翻譯過很多國外學者的優秀著作。這些書均基於持續的自然觀察，而中國相關的本土產出太少。科研層面，科研成果有其格式，但那並非公衆喜聞樂見的形式。“要轉化成老百姓喜歡看的內容，需要一定的功力。我自認，到現在都沒有。”

目前，王斌正在整理關於大理自然的《蒼山洱海自然觀察手冊》，希望提供符合自然保護理念的科普內容，以饗讀者。未來，他希望將自然科普知識帶進體制內的學校。由於欠缺專業訓練，沒有匹配的師資，學校內開展自然教育，往往困難重重。但王斌認爲，孩子們需要接受這樣的教育，因此值得嘗試。

藏鼠兔，蒼山山頂最容易見的獸類。 圖片來自王斌

噪大葦鶯，洱海邊夏季常見鳥。圖片來自王斌

中國的教育系統內，也缺乏相關專業設置。生物學的研究方向更偏向分子生物學，畢業後的就業方向多爲製藥領域，與自然類科普本質上沒有太多聯繫。而野保相關知識，只在林學類專業下有所涉及。即便如此，野外調查仍是辛苦的工作，且護林員薪資不高，學完這些專業而放棄的人比比皆是，沒有情懷難以堅持。這一現狀導致中國的自然教育從業者中，具備專業學科背景的羣體較爲稀缺。

而具備跨學科視野的從業者，就更稀有了。當前，自然教育融合的知識面非常狹窄，地方文化與鄉土生態系統科普的結合度很低。

“例如，來大理旅行的人，喜歡體驗製作扎染或甲馬。這些東西，都是經過當地老百姓沉澱、與自然息息相關的。但沒有人在體驗活動中，加入與自然相關的科普內容。”王斌認爲，自然教育並非只存在於自然環境中，還應融合地方文化。如果講述地方文化時，更好地融入對鄉土生態的理解，就不會產生那麼多靈感枯竭、千篇一律的地方文創產品了。融入鄉土生態知識能讓地方文化孕生出更具有收藏價值的文創。

“怎樣讓大家更關心自然？很簡單，就是讓他知道自然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王斌屢次談到自然教育與地方文化的融合的重要性。

暗胸朱雀，蒼山山頂比較常見親人的小型鳥類。 圖片來自王斌

多物種共生的保護政策與規劃

在王斌的觀察中，如果一個人不瞭解身邊的自然，就無法真正認知到哪些物種需要被保護，以及“如何被保護”。

當不知如何保護時，很多保護措施不但不會產生效果，甚至違背自然規律。例如，一些保護區認爲“不能砍樹、不準着火、沒人偷獵”就是成功保護，忽略了野火在森林演替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不能着火，就需要人爲干預以維持森林的更新，例如砍一部分樹（開林窗），降低森林鬱閉度，讓土壤種子庫中的種子重見天日而萌發，延緩森林老化，增加生物多樣性。這些在“一刀切”的保護政策下無法貫徹，很多保護區森林嚴重老化，生物多樣性很低。

“自然保護應當是動態的，因爲自然是動態的。”王斌寄望於，受過自然教育的人，未來掌握社會話語權之後，能爲自然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自然教育的最終訴求，是讓公衆知道怎樣正確地進行自然保護，而不是隻是在自然中玩遊戲或是認識些物種而已。”

除了自然教育導師、自然攝影師，王斌希望，真正意義上的“自然規劃師”職業也能建立起來。“無論是規劃城市，還是設計景觀，理念要基於‘人要舒服，動物要在’，而不是‘人舒服了，動物有沒有都行’”。例如，許多自然溼地公園，如同批量化產品，水域開闊，一覽無遺，建成數年，卻連水鳥都看不到，是因建成之初沒有考慮自然的需要，包括場地內的物種、想招引來的物種及其需要的生境。“把物種的存在呈現出來，人反而會更舒服。誰都希望自己走在公園裡聽到無數鳥鳴，而不是安靜如墳地，只能聽到外面的汽車鳴笛聲。”

“城市可以有高樓大廈，也有物種在上面生活，比如鴿子、遊隼等各種鳥在上面做窩。建築設計能否爲這些鳥預留空間？如果能做到，生態環境自然而然就好了。”作爲曾經的建築師，王斌發現，設計單位的做法，往往與野保的需要相脫節。例如，很多公益機構爲了防鳥撞，在玻璃幕牆上貼貼紙，但這只是權宜之計。王斌認爲，根本之道在於，建築領域能從行業規範上出臺保護野生動物的標準，如普及應用防鳥撞的專屬玻璃（anti-bird-strike glass）。

受到蜘蛛網（左）的啓發，玻璃公司Aronld Glas的研發員克里斯蒂安·伊姆舍爾（Christian Irmscher）研發出了在紫外線視覺下呈現不透明網狀圖案的特製玻璃（右）。在鳥類眼中，這是一片帶有不透明網狀圖樣的玻璃；而在人類眼中，那仍然是一片透明無瑕的玻璃。（資料來源：果殼；ORNILUX Bird Protection Glass）

自然保護相關的規劃與政策，要符合自然規律。一方面要保護物種，另一方面也不能爲“保護”而全部移除人類痕跡，要在動態中找平衡，選擇一種符合自然規律的共生方式。“築水壩被證明對自然具有破壞性，但自然界也有築壩的。河狸築的壩，可能比世界上最小的人類水壩還大，有好幾公里的。爲什麼自然允許？因爲它的築壩行爲是一種平衡，許多魚類在河狸築的壩中產卵，周圍的樹木靠河狸築壩砍樹實現更替，有效調節了周邊的自然。”

河狸築的 壩。

王斌總結，自然界中，沒有一個物種會真正利他，但自然界的倫理就是“利己就要利他”。符合這一最基本的法則，物種才能繼續存在。對人類也是同理的。“人類的執行方式往往以最簡單爲主，其實自然界的生物也是找最簡單的方式解決問題，但它們是用‘自然的方式’去解決自然的問題。”人類也應學會如此。

這正是自然觀察的意義所在。觀察永遠能推動人類獲得更好的認知，學會更多的道理，進而指導生活實踐。這大概也是往聖先賢樂於仰天俯地的緣由。

“其實，自然認知的很多觀察行爲，不是科學家們完成的，而是老百姓發現的。”公衆發現了許多自然現象，研究者再給予規律性的總結闡釋。關鍵是，要讓公衆認識到自然觀察的價值，意識到平時看到的身邊的自然現象，有着更深層的研究意義。

（作者天心繫媒體人，獨立研究者，研究方向爲規劃與生態修復。感謝王婷爲內容提供修改意見。王婷系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 從事溼地景觀與環境人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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