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就不會有遵義會議,也不會有長征中毛主席的領導地位

在紅軍歷史中的那個重要時刻,遵義會議宛若東昇的旭日,將重重迷霧一舉吹散;自那以後,毛主席則作爲偉大的舵手坐鎮船頭,引導着紅軍渡過了最爲艱難的時刻。

誰也無法否認,那場持續了3天的會議一舉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若是沒有王稼祥,歷史還得再走很多彎路。

敏銳的王稼祥

1925年之後的5年,王稼祥一直在國外求學,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那會,遠在國外的王稼祥也聽聞了中國國內翻天覆地的變化,待到他剛剛回國後,又聽聞了朱毛紅軍在井岡山上的諸多事蹟。

王稼祥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文官”,他對於馬列主義爛熟於心,卻對中國社會的實際國情與革命實踐經驗不太瞭解,本着“從實踐中來”的考慮,他更加渴望投入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

那麼,“朱毛”將會是最好的老師,於是他便義無反顧地去追逐紅軍。

1931年,剛剛進入江西中央蘇區的王稼祥就與毛主席有了直接的接觸,毛主席也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記憶中,毛主席與他在蘇聯遇到的很多高層領導人都有着很大的區別,而且,毛主席總是能用易懂的話語講述那些深層次的道理。

來到中央蘇區工作後,王稼祥從第二次至第三次反“圍剿”中都有所參與,他深知自己對於中央蘇區的情況瞭解並不十分充分,因此每當中央制定作戰方略時,王稼祥從不隨意發言,他的態度一直都很慎重。

尤其是在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中,多數軍事領導人都主張“分兵退兵”、“退出蘇區”等方案,可只有毛主席、朱德等少數人在堅持“誘敵深入”策略。

最後,毛主席的“先打弱敵”提案被通過,在這樣的節骨眼上,王稼祥還是沒有發言。

只是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感受到了毛主席在作戰方針上的講述十分深刻,而且把整個紅軍面臨的局勢都分析得很透徹。

作戰的過程中,王稼祥始終在與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王稼祥也利用這些寶貴的機會和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交流,毛主席給他介紹了很多有關紅軍的情況,並拿出了一些文件讓王稼祥更快消化理解。

另一邊,毛主席也在面臨着很多麻煩。

1927年的失敗,陳獨秀成爲了失敗的替罪羊,向忠發接替成爲領導人,後者雖來自工人階級,可他沒讀過多少書,對理論的研究也不透徹,不得不找李立三來指揮工作。

由於1930年李立三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意願,使得共產國際出面干預,還把大批留蘇學生送到中共和共青團的領導層當中,其中博古就備受關注,最終一路升任至高層。

博古是個好學生,但他對於軍事瞭解不夠深入,在蘇區和紅軍本就困難的情況下,他只得依賴李德。

李德採取的作戰方略並不適用於中國國情,於是乎,整個蘇區都因過度動員導致內囊掏盡。

蔣介石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他繼續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紅軍這邊的臨時中央採取了分兵把守的模式,盲目同國軍展開了“決戰”,讓本就彈藥奇缺、人員不足的紅軍雪上加霜。

博古、李德在面臨這種情況後也慌了,他們開始了戰略轉移之路,讓8萬人的大部隊集體搬家,可部隊一路曲曲折折,剛走到湘江一帶就遭遇了戰鬥力極強的國軍序列,再度遭受巨大損失。

不過,這段歷史中有一個小插曲是值得注意的:毛主席在政治上並沒有完全受到博古信任的時候,六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被博古列入新一屆政治委員的名單,這其實就爲後來毛主席在長征之路上進入領導曾奠定了組織條件。

而且,當張聞天與博古發生爭論後,他也開始積極向毛主席靠攏。

1934年10月開始,那場轟轟烈烈的戰略大轉移開始了,毛主席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起突圍西征,由於他們三個人總是在一起,還在當年被稱爲“中央隊三人團”。

毛主席和王稼祥身體都遇到問題,他們只能坐擔架行軍;張聞天騎着馬和他們一起,三人在一起也經常交流意見。

那一路,很難說戰士們的士氣沒有受挫,三人討論的都是黨和紅軍的大事,他們也在溝通中達成了一個共識: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路線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

王稼祥後來回憶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總是和我談話,是他教育了我。”

12月20日,軍委縱隊抵達了黃平,張聞天與王稼祥都在一片桔林中休息,他們也憂心忡忡。

王稼祥率先問道:“紅軍的最終目標是在哪裡呢?還有沒有定下一個目標呢?”

張聞天也不知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他嘆了一口氣:“照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還是得讓毛主席出來負責這些事,他打仗比較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這是必須要承認的。”

從組織架構來看,隨紅軍一同行動的政委有10人,其中有6名正式委員與4名候補委員,其中包括了王稼祥、周總理、張聞天等人,而這些人中有過留蘇經歷的就有一半。

若是能把張聞天和王稼祥這兩個關鍵人物爭取過來,那麼就還有機會,因爲當時他們是在政治局和書記處都有地位的,很有可能影響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發表不同意見。

漫長的交流後,毛主席也成功爭取到了這二人的支持,他的信心也更加堅定了。

湘江之戰已經證明了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後來毛主席也在與張、王的交流中毫不避諱地批評博古與李德。

12月的黎平會議上,王稼祥便力主召開一場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目標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並最終得到了通過。

這一切,都爲接下來那3天奠定了基礎。

改變歷史的3天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了遵義縣城。

從某種角度來看,共產國際依舊能夠左右局勢發展,而那個時間段,中央已經完全與莫斯科、上海失去了聯繫,大家又處在這樣的節骨眼上,就更加沒必要聽任博古、李德等人的領導與指揮了。

過去一向很少發言的王稼祥表態了:把博古和李德“轟”下來。

這一提議也得到了張聞天的肯定,張聞天表示:“博古不行,一定得變換一個領導人。”

可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如何得到每個人的認可,確實需要慎重考慮,當時的紅軍本就處在危險當中,經不起錯誤的試探。

王稼祥與張聞天立即查閱了博古、李德等人保存的共產國際有關來電,這一查,還真的有了重大發現。

因爲在這些指示中,還有不少指示與毛主席提出的作戰方略不謀而合,比如“反對陣地戰和強攻堡壘”、“反對分兵把守與單純防禦”,而博古與李德在實際的作戰當中卻並沒有遵循這些指示,這也成爲了一個重要論點。

就這樣,遵義會議終於於1935年1月15日晚在遵義城內召開了。

博古作了總結報告,不過在他的報告中,客觀原因仍是被強調的重點。

後續周總理的副報告中,對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戰略戰術及指揮錯誤做了真誠地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了責任,隨後,他又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毛主席的長篇發言中,爲後續的行動指明瞭方向。

而毛主席的發言剛剛結束,王稼祥則馬上站了起來,旗幟鮮明地贊同毛主席的意見,並嚴肅批評了博古與李德在軍事思想方面的錯誤,他鄭重地向大家建議:如今已必須要採取組織措施,改組現有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並由毛主席出面來指揮紅軍。

在具體的論述中,王稼祥還加上了很多事實來證明毛主席的正確性。

周總理在聽取發言後也緩緩站了起來說:“我完全同意幾位同志的批評,我在這裡鄭重表示完全支持同志們提出關於組織措施的建議。”

那關鍵的3天,桌下的火盆沒有斷過,而毛主席的發言也讓很多年輕革命家的心中滾燙起來。

由於傷病,王稼祥並沒有坐在座位上,而是躺在旁邊的一張藤椅上參加了整場會議,每當毛主席發言後,他都會艱難地直起身子帶頭鼓掌,這也代表着他對於毛主席的一種肯定。

會議形成了高達一萬兩千多字的總決議,毛主席被增選爲政治局常委,長征前所建立的“三人團”也被取消。

在遵義會議結束後,伍修權寫下了這樣一句詩: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

其實,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遵義會議後毛主席就擁有了統帥全軍的權力;實際上,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雖然當選了政治局常委,可他當時的黨內分工只是做了周總理的副手,實際上的最高級別負責人仍然是張聞天。

這背後還是有着特殊原因的。

在遵義會議前夕醞釀由誰來取代博古地位時,周總理與朱德就力薦毛主席,但是毛主席還是推辭了,他認爲張聞天先來幹一個時期是比較合適的,這主要也考慮到了共產國際的感受。

另一邊,在整個長征期間,相比於其他問題,軍事纔是最爲關鍵的,所有的工作都圍繞着軍事在運轉,毛主席的戰略眼光已經能得到張聞天、王稼祥的信服。

張聞天對於軍事並沒有毛主席那般深入的把握,於是即便是張聞天在這個位置上,他的決策也會考慮到毛主席的意見。

軍事行動是千變萬化的,是要時刻關注最新動態來做決策的,在這樣的思考下,張聞天干脆提議在黨內組成一個全新的三人小組,由周總理牽頭,並由毛主席與王稼祥共同參與。

毛主席與周總理都是懂軍事的,周總理也贊成毛主席的建議,王稼祥更不必多說,如此一來,就算在組織上毛主席還沒有來到最高層,可他在軍事指揮中的才華就已經徹底被展露出來了,並且得到了將領們的廣泛擁護。

因此,歷史上才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

那段日子,紅軍長征路上平均一天就要走40公里,而且還是在惡劣的環境下並與敵人鬥爭的過程中走下的,若是沒有非凡的信念爲支撐,這一切都難以想象。

對於貴州而言,遵義會議精神也有着無可替代的現實意義,會議遺址旁有一座紅軍山,山上的紅軍戰士銅像被羣衆摸得閃閃發亮。

回到那段歷史中,促成遵義會議的王稼祥始終維護着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與領導地位,在1945年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還明確使用了“毛主席思想”這樣的科學概念,這也與王稼祥密不可分。

他能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做出正確選擇,也能在後來的國際問題上提出許多真知灼見,這是難能可貴的。

由於身體原因,他後續露面的頻率其實不高。

在擔任首任駐蘇聯大使後,王稼祥也總是腹部帶着熱水袋在參與工作,他提出的很多見解都是振聾發聵的,即便是大家都認爲蘇聯爲老大哥的時代,他就提出了“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等原則。

在個人職務方面,王稼祥其實並不在意,他始終在追求真理。

1974年,王稼祥在北京猝然逝世,享年68歲。

如今的貴州早已有了脫胎換骨般的變化,遵義會議精神也帶領人們走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貴州成爲了後發趕超的“模範省”。

過去那些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物,仍然閃閃發光。

參考資料

王稼祥是怎樣支持和維護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 周平 《世紀風采》

遵義會議的歷史經驗與啓示 布成良;成陽 《羣衆》